为了贯彻“反奉倒段”的方针，共产党在北京组织了对执政府的一连串示威活动，天安门前，隔三差五就有“国民大会”召开。11月28日的示威，演变成一场俄国式的“城市革命”，与会者手持棍棒武器，前有学生敢死队，后有工人保护队，一遇军警阻拦便开打，攻击政府机关，占领警察局和邮电局。“各种号召人们起来革命的标语贴满墙壁，数十万张传单在人群中飞舞，屋顶上竖起了革命的红旗，迎风招展，革命的空气弥漫全城。” 《政治生活》杂志形容，这天的示威活动“完全是一次巷战”。192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告全国民众书”，宣布“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活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③
政府感到极为忧虑，精神高度紧张；精神过于紧张，处事便容易头脑错乱。3月18日，北京学生和民众十几万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这是由国共两党领导的一次大型群众集会，主要组织者是李大钊。
大会一致通过了驳回最后通牒和驱逐八国公使的决议，然后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奔向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集会请愿。据说，国民军在示威活动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挑动学生冲击执政府，卫兵抵挡不住，竟开枪射击人群，死亡47人，受伤两百余人。请愿群众以鲜血记下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一名知识分子愤怒地宣称：“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任职国民军第五军的阮玄武，与冯玉祥关系甚为亲密，他在日后回忆：
当时国民军首脑们利用学生的爱国义愤，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地企图捣毁执政府，驱赶段祺瑞，放出曹锟，甚至不惜让曹锟复位，以这些卑劣手段，为欢迎吴佩孚晋京“主持大计”铺平道路，这也是当时确切的事实。
政府开枪屠杀和平请愿者，固然是倾长江之水也洗不掉的罪恶，如鲁迅所言，“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对这一历史悲剧，人们历来是强烈谴责段祺瑞和北洋政府的，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却也有若干带疑问性的盲点，易因愤激之情而被忽略。国共两党都是北洋政府的公开敌人，并不讳言以推翻北洋政府为政治目的，1926年春，南方的北伐呼声，已响彻大江南北，为什么还要向北洋政府和平请愿呢？和平请愿的前提，是承认这个政府的合法性，既然承认合法性，为什么又要北伐呢？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早在两年前，中共因为支持给予外蒙古自决权和苏联在外蒙驻军，组织向北京政府请愿，当时就成了右派攻击中共的把柄，向孙文告状，指这等于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但中共我行我素，不予理会。事实上，孙文不也是今天北伐，明天和谈的吗？在中国搞革命，一切以革命利益为转移，本来就谈不上什么逻辑的。但对于段祺瑞的执政府来说，如何处置以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和平请愿”，就是一道大难题了。
可惜，段祺瑞也是一个从专制酱缸里腌制出来的军头，除了迷信枪杆子以外，和政治智慧挨不上什么边，他在所有可能性中，选择了最糟糕的那个，结果在历史上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把自己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了。
惨案发生以后，段祺瑞的执政府的合法性，便丧失殆尽了。4月9日，国民军发表通电，把当初他们倒戈时斥为“祸国元凶”的吴佩孚，捧到九重天上，称他为“命世之才”，“此后惟玉帅（吴佩孚）之马瞻”。这种朝秦暮楚的做法，不仅没有讨得吴佩孚的欢心，更为社会舆论所不齿。
国民军一心要搞垮执政府，等他们真的把执政府搞垮时，才发现这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4月9日晚上，国民军再次发动政变，包围段祺瑞的寓所，想施其囚禁曹锟的故伎，把段氏抓起来。但段氏早已得到消息，逃入了东交民巷。国民军手中最后一块筹码也没有了，只好收拾细软，向察哈尔、绥远地区退却，准备继续盘踞西北，伺机再起。
段祺瑞曾建议冯玉祥去欧洲，遭冯氏拒绝，现在，国民军已陷于舟中敌国，他选择了另一个目的地——苏联。
冯玉祥自1926年元旦宣布辞职后，对外说准备出国，但一直呆在冰天雪地的平地泉，静观局势变化。布勃诺夫率领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2月到达中国时，曾和冯玉祥进行过接触。
布勃诺夫对冯氏的印象是：“冯玉祥是中国北方和中部国民运动最著名的军政人物。他不同于中国的那些只把军队看作是有利可图的商业企业的平庸军阀，但是他的意向不明确：他与国民革命运动有联系，但他对国民党持怀疑态度，对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也是一样。”他认为应该对国民军采取以下的措施：
（1）在冯的周围安排自己的人，向他提供著名的政治顾问；（2）改组和认真安排教官工作；（3）把军事工作和向国民军渗透工作作为国民党的当前任务；（4）力求在军队中建立模范部队（师和黄埔类型的学校）；（5）继续提供我们的物质援助。
布勃诺夫直言，“物资援助是我们同中国将领之间关系的基本因素之一，应该把它看作是我们施加影响的一种手段，而在有利的形势下，也是向国民军渗透的一种手段。”
这种渗透是卓有成效的。当冯玉祥背叛了直系（曹锟、吴佩孚），背叛了奉系（张作霖），背叛了皖系（段祺瑞）之后，在北方已没有他立足之地了，他要么投奔南方，要么出国。以冯氏的性格，他可以支持南方，充当南方的盟友，甚至加入国民党，但不会投奔南方，因为西北是他的老巢，吃惯馍馍的大兵，吃不了南方的大米。他很明白，南方人之所以笼络他，是把他当西北的土地来拜，一旦他离开西北，就等于虎落平阳，身价就会大跌，这是冯氏最害怕的，所以他决定把国民军留在西北，自己只身到苏联去。
“三一八惨案”发生两天后，在国民党人徐谦的陪同下，冯玉祥束装就道，前往“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在赴苏途中，由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到达苏联后，冯氏住在莫斯科近郊一幢乡间别墅里，今天游览农庄，明天参观工厂，拜访一下官员，到学校演说，见见记者，在《真理报》上发表一些盛赞共产主义制度的谈话。《冯玉祥的转变》一文，有如下生动的描述：
冯先生知道红毛子好骗，而中山东方两大学的中国学生却难骗，他们压根儿知道冯先生的历史，在四川湖南杀人的本领，彻头彻尾是一个军阀。所以他对中东两大学得特别殷勤，有演必说，有说必攒眉蹙额咬牙切齿，靠着喉咙大，口号喊得震天响，在经验不足的共产小子看了，也断不定冯玉祥将来革命不革命！
冯玉祥把妻子儿子都带到了苏联，俨然以妻儿为质。当时蒋介石也把儿子送到苏联的孙逸仙大学，名为学习，实为人质。因此，苏联对他青眼相看，认为他是个大老粗，没心眼，比孙文好对付。在苏联人的前呼后拥之下，冯玉祥的日子过得倒挺惬意。
是防御，还是进攻？
整理党务案之后，一度闹得天翻地覆的党争，暂时得到缓解，舆情焦点，乃集中于“北伐”。
北伐是孙文生前最大的志愿，但他至死未能亲见其实现。1922年他发动第一次北伐，只打到赣州，就因粤军之变而中止；1924年发动第二次北伐，又因后方不稳，再次半途而废。最后不得不弃武从文，和北洋军阀举行和谈。
孙文逝世以后，蒋介石即提出尽快举行北伐，以完成孙文的遗愿。1925年9月，身为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加伦，起草了一份《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的文件，正式提出北伐计划，并设想1926年下半年即可开始北伐。
这份文件有一些关键性的观点，足以吸引人们对它的关注。文件认为，“国民党进抵长江并占领汉口，使国民党得以占据国内的一个工业中心，这将是对国民革命运动的促进，并由此引起整个时局的突变……国民党的权力有可能向东扩展到上海。”
为了扎根于华中，变汉口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并逐渐使汉口成为革命首府，万不得已时，牺牲广东也在所不惜。果真要如此，则留守广东的军队即可抽回，以增强自己的实力。
当年孙文北伐时，就曾宣称要“放弃两广”，现在国民政府北伐，又说准备“牺牲广东”。广东就像革命的胎盘，在孕育了革命之后，似乎注定要被抛弃。
在二全大会上，北伐成为热点话题之一。二全大会把广东各军自办军校，一律合并，统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由蒋介石任校长。不仅培养军事人才，也培养政治人才。为了准备北伐，对广东各路军队实行整编，黄埔校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湘军改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滇军改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粤军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李济琛任军长；粤军第三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攻鄂军、警卫师、赣军合编为第六军，程潜任军长；桂军为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
鲍罗廷信心十足地对二全大会的代表们说：“我们希望此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之后一年内的工作能够猛进到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要在北京开的，至少也须在南京或武昌开会，但是我们决不肯在帝国主义保护或压迫之下开会。”他预言，一年后国民政府也将迁往南京，三全大会一定要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召开。
鲍罗廷认为，革命的中心，应该在北方，至少是在华中，而不是在被“彻底腐蚀”了的南方。而蒋介石也不喜欢广州，尽管这里是他的发祥地，但他在广东永远是个“外江佬”，只有回到江浙，才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在苏联顾问中，季山嘉是坚决反对马上北伐的，他认为国民政府势单力薄，不足以与北洋军阀对抗。在北伐问题上，他总是唱反调，听得蒋介石心头焦躁，才借“三二○事件”，把他一脚踢走，然后要求让支持北伐的加伦到广东。
这时加伦正应冯玉祥邀请，在国民军内当顾问。季山嘉回国后，苏联便让他火速赶回广州，接替季山嘉，担任首席军事顾问。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筹划北伐。在蒋介石眼里，加伦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理，绝对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气味”的一位“良友”。
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从一开始支持，到后来反对，再到后来又改为支持，其间几经摇摆，莫斯科在幕后的一系列操控活动，实为主要原因。苏联老大哥，即使不是中国革命的总导演，至少也有充当总导演的强烈愿望。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召开特别会议。与会者包括中央委员七人，共青团代表一人，北京区代表二人，广东区代表二人。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鲍罗廷都出席了，但陈独秀却因病没有到场。
加拉罕和鲍罗廷都主张广东尽早北伐。在他们的现场指导下，会议通过了《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明确中共支持北伐的立场：“在现时政局之下——工人阶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差不多是孤立的。——本党最主要的职任，在于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所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便成了第一等重要的问题。”
这次中央特别会议认为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的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
这次会议有一特别之处，即对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作了认真讨论，并形成一份文字意见。会议认为，中央机关不适宜设在上海，因为上海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革命重心；但也不适宜设在广州，因为广州地处一隅，在指导全国工作方面，较为不便。会议最后决定，如果国民军守得住现状，中央机关决在北京；如果国民军失败，丧失北京地盘，则中央决在广州。这个决定，同样反映了鲍罗廷讨厌南方，希望北上的心理。
陈独秀在上海养病，并不知道会议内容。维经斯基到上海和他见面时，两人为北伐问题争论起来。陈氏主张北伐，而维经斯基认为这是冒险行为。陈氏在了解到会议内容之后，完全同意中央对北伐的立场。但关于中央放在哪里，他似乎比鲍罗廷更不喜欢广州，因此，他补充了一点，即使北京政局发生变化，中央是否“决在广州”，到时再作讨论。言下之意，宁愿放在上海，也不愿迁往广州。
3月初，布勃诺夫使团在上海和陈独秀举行了会谈。布勃诺夫曾疑惑地问陈独秀，为什么一定要把中央放在上海？陈独秀说了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镇，二是上海有很好的通信联络设备。还有第三个重要原因，他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希望与国民党中央保持一定的距离。
3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向全党进一步清楚阐明了中央坚定支持北伐的立场：“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中央要求全党，“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 陈独秀也给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