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武昌后，中共再一次提出，应该立即停止北伐。因为在中共的心底，始终埋藏着一个担心，即蒋介石会利用北伐，成为新的军事独裁者。谭平山9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会议上说：“现在，广州军队已经占领汉口，我们党应当要求停止军事行动。我们应当让广州人把注意力放在完成政治性任务上。”理由是，广州政府的军事力量不是很强大，“如果广州人继续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就会遭到失败。”
鲍罗廷向北，蒋介石向东
南方革命迅速向长江流域推进，已成怒潮汹涌之势，北洋政府气数已尽，瞎子也看得出来。秦失其鹿，人人得而逐之。这种群雄争霸的场面，有一个人是绝对不会缺席的，他就是西北王冯玉祥。国民军讨奉倒段失败后，他被迫出走苏联，现在，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他岂能独泊若遗？
7月间，一个由冯玉祥派出的代表团，从莫斯科前往广州，准备与国民政府谈合作条件。据冯氏在南京的代表鲍世泽告诉维经斯基，这个南下代表团所携带的条件是：一、当广州军队占领武汉后，冯军进抵湖北，双方成立以武昌为中心的联邦政府，参加联邦政府的包括他的西北军代表、广州代表和同情革命的第三方代表（如国民军第二军或孙传芳等）；二、向北京政府宣战；三、在武昌召开国民会议；四、军队隶属联邦政府，由大元帅（冯玉祥）和两名副手（蒋介石和孙传芳）统领。
维经斯基摸不清对方的底牌：“这个计划不知道是这位政治代表的臆想，还是冯玉祥从莫斯科暗示给他的。不管怎样，这种构想无疑会在社会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 这种狂妄自大的语气，听起来倒很像出自冯玉祥之口，在西北军那种严厉的家长式统治下，谁敢胡乱代表冯氏对外发言？
这意味着冯氏已接受了斯大林的劝告，决定投靠革命，对整个北洋集团来一次总倒戈。8月17日，冯玉祥匆匆离开莫斯科，日夜兼程赶回国内，准备参加这场革命的盛宴。行前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为他举行盛大的欢送宴会，所有苏共领袖，自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以下所有联共政治局委员，以及苏联红军的伏罗希洛夫元帅、布琼尼元帅、杜哈契夫斯基元帅，全体出席宴会。这种罕有的殊荣，以前从没有一个中国客人可以获得，冯玉祥挣足了面子。
经过在苏联三个多月的观摩学习，据当时在苏联的蔡和森从旁察考，打分颇高，“伊（冯玉祥）在此进步甚大，颇可乐观”，基督将军已变成了革命将军，他的革命辞藻，甚至令他身边的共产党人也觉得“冯之言行有时表现太左”。
冯玉祥心情甚佳，“各种芳菲美丽的花草，迎风摇曳，也好像在欢迎我们的归国”。9月3日，冯氏抵达库伦，9月16日抵达五原。在随行人员中，不仅有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冯氏的部将刘汝明（国民军第十师师长）在回忆录中说：“冯回来了，一时军中大为振奋，人心也大定，少数流散的官兵也都闻风而归。”冯玉祥问刘汝明还有多少人，刘汝明说：只剩下六千多人了。冯氏豪迈地说：“不少，不少，比咱十六混成旅时候还多呢。” ③冯氏当年在北洋军中就是靠十六混成旅起家的。
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收拾旧部，大誓三军，宣告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于右任到会授旗。冯玉祥发表宣言：“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实际上，他连国民军改称国民革命军都不肯，生怕被南方人吃掉，什么主义、宣言之类，都是说说而已，扩张实力抢地盘才是真的。
但苏联人对冯氏，寄予极高的期望，尤其是鲍罗廷，始终认为南方非久留之地，西北才是他梦中的乐园。因为帝国主义在东南的势力太大，谁到西南不是投降就是失败，太平天国就是很好的例子。而西北帝国主义势力薄弱，且又接近苏联，故可为革命根据地。蔡和森后来指出：
（鲍罗廷的）西北学说的根源，胚胎于越飞及马林在中国之时。彼时马林等认广东在香港炮口之下，不能为革命根据地，应拉孙中山到西北去才能与苏俄接近。故马林反对和森在《向导》周报第七期主张孙中山回粤恢复革命根据地的文章。东江之役，苏俄同志在粤者又有同样倾向；老鲍主张孙中山北上，与此倾向有直接关系。
因此，国共两党出于各自的考虑，都鼓励冯玉祥尽快出宁夏，取潼关，到中原去抢地盘。冯玉祥为国民军定下的方针是“固甘援陕，联晋图豫”。但他一直没有行动，只是在五原作壁上观，寻找最佳的出手机会。直到11月下旬，吴佩孚已被彻底打垮，孙传芳也大势已去，南北胜负既定，11月24日，冯氏才率领十路大军，车辚辚马萧萧，“向着革命的大道上行进了”。
随着冯氏向中原开进，鲍罗廷相信，蒋介石从此麻烦缠身了，他面临着两大压力，一是党内要求汪精卫回国的呼声，愈来愈高，显示出大家都担心，北伐弄出一个抓枪杆子的“九五之尊”来；二是第四、七、八军都与蒋氏面和心不和，蒋氏在前线十分孤立，现在再加上一个冯玉祥，他还不脑门冒烟？因此，蒋氏必须利用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的威望，来维持他在湖北的地位。
鲍罗廷施展其合纵连横的手段，在西北拉冯玉祥（令蒋前无去路），在南方捧李济琛（令蒋后无退路），在华中挺唐生智（令蒋有心腹之患），再把汪精卫请回来，合汪、冯、李、唐四方之力，足可以牵制蒋介石，不怕他不低首就范。
鲍罗廷对此信心十足，因此，武昌还没打下来，他就像一个棋手那样，给蒋介石和汪精卫分配角色了：“不排除汪精卫和蒋介石共事的可能性，大致这样来分配角色：汪精卫负责国家管理，而蒋介石是军队领袖。”
9月，当蒋介石邀请鲍罗廷到汉口时，鲍罗廷误以为蒋氏急于让中央与国府迁到汉口，所以故意不慌不忙地说：“国民政府和中央迁往汉口的问题应在占领武昌后最终解决。”其实他内心比谁都急着想离开广州。为了吊蒋氏的胃口，他只派了几名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汉口，还得意地对加拉罕、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说：“蒋介石对此不会乐意，但他必须忍耐。”不过蒋介石却没有按他的希望“忍耐”，而是掉头去了江西。
中共中央和远东局虽然讨厌鲍罗廷的做法，认为他“过分地卖弄他只同极左派发生联系的政策”，但他们也并不比鲍罗廷高明。远东局打算派维经斯基和张国焘亲自到汉口，和蒋介石谈判。9月20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他们准备和蒋介石谈些什么。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让蒋氏明白，“需要由汪精卫来领导广州”，蒋氏应当和汪精卫一起工作，“因为汪精卫是他与军队中其他派别之间的缓冲器，否则斗争会尖锐化，共同事业将遭毁灭”。
维经斯基认为，为了撮合汪、蒋二氏，应该先为他们划分好势力范围，将权力按几个方面来划分，如政治方面和军事方面，广州方面和前线方面，“国民党中央主席是汪精卫，而军事权力，汉口的新军校归蒋介石”。张国焘煞有介事地补充说，应该将权力按地区来划分，“江西和福建归蒋介石，湖南和湖北的一部分归唐生智，而广州和全党归汪精卫。”
这一类的讨论，听起来都有点奇怪，毕竟他们都不是国民党人，也没有参与北伐，这时在北伐前线发号施令的是蒋介石，他们却在上海的某幢小洋楼里，为别人的党制订着权力分配方案，这显然是脱离现实的自说自话。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共已从国民党的中央领导层，全面退下，既无党权，无又政权，更无军权，还有什么议价能力呢？何况，在蒋介石看来，北伐是他个人的功劳，天下是他打出来的，中国的政治传统，“打天下者坐天下”，他为什么要听别人的安排，你说全党归汪精卫就归汪精卫了？
然而，那时要解决蒋介石，在苏俄顾问、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手上的牌并不多，而汪精卫是一张最大的王牌。能够在资历上、名望上与蒋介石抗衡的，放眼全党，也只有汪精卫一人而已。因此，他们都必须死死攥住这张牌。
迁都之争是决裂的先声
自从两湖平定以后，迎汪运动，迅速升温。最初陈独秀还冷静地认定，“迎汪决定必以蒋同意或前敌战事大胜为条件，万万不可鲁莽从事”，但在革命军攻克武昌后，陈独秀也觉得除了汪精卫，已没有其他人可以在党权方面制约蒋介石。于是，他的迎汪热情，也渐渐高涨起来，把“迎汪”当成是“限蒋”的一着妙棋。
10月14日，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海外党部在广州召开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是由鲍罗廷一手操办的。陈果夫指责：“当时在中央执监委员之中，本党（国民党）党员是占着多数，各省及海外代表，共产党实占多数，他（鲍罗廷）一方面要破坏本党的组织系统，一方面利用这个联席会议来捣乱后方。”
推敲起来，两条罪名，都嫌不当。国民党本来就没什么很健全的“组织系统”可供破坏，冯玉祥一夜之间宣布十几万国民军集体加入国民党，算不算“破坏组织系统”？陈果夫自己在后方改组广东省党部算不算“捣乱后方”？为什么请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复出，就是“捣乱后方”呢？中国的党派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规则可言，不是你破坏我，就是我捣乱你，不闹到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不能收科。几千年来，哪有一天安宁过？
其实，鲍罗廷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为迎汪运动造势。根据鲍罗廷的意见，联席会议成立“敦促汪主席销假筹备委员会”，通过了《请汪兆铭销假案》，乞请汪氏“眷念党国”，从速销假视事。各地党部又是函电促驾，又是派员欢迎，一封来自黄埔军校的电报说，自从汪精卫生病以后，全校党员“如孺子之离慈母，彷徨歧路，莫决南针”，大有“先生不出，如苍生何”之慨。开会期间，鲍罗廷索性对张静江和谭延闿挑明：“外间对蒋先生的空气很坏，不如劝他辞去党政工作，专理军事。”张静江气急败坏地说：“空气不好，不就是你们造成的吗？”
汪精卫还没露面，党内已经暗潮叠涌。11月20日，汪精卫宣布从法国启程回国，国内拥汪派欢腾雀跃，讵料行至德国柏林，又以病发为由，折返巴黎。消息令大旱望霓的拥汪派，心情一波三折。
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均迁往武汉。两个机关从12月5日起，停止在广州办公。1927年1月1日开始在武昌办公。
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是反对迁都武汉的，早在9月20日，陈独秀就通告全党：“应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因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则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他们希望汪精卫回国后，仍留广东，在北伐的大后方，建立一个真正由中共和左派掌握的模范省。
在11月9日的中央文件《对于目前时局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又近日上海报载：广州接受蒋之提议，将政府及中央党部均迁移至武昌，此亦系蒋实际阻止汪回之策，此事必须反对！政府及中央党部若迁武昌，不但汪不能回，并且左派诸分子势必相随赴鄂，所谓左派政权和模范省等计划，因此都（成）泡影。”
汪精卫回国，已呼之欲出，蒋介石急于在汪氏回来之前，把首都迁离广州。到底是迁汉还是迁浔，反不要紧，只要离开汪氏老巢广东就行。他还担心中央不肯挪窝，所以对张静江、谭延闿说，如果中央党部与政府留在广州，就把执行委员会迁至武汉；如果政府留在广州，就把中央党部迁到江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