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光绪末年，日本人在中国各处，大售“清快丸”。西太后因那个药名近于清快“完”，曾大哭了一次。但因国弱未肯因小事引动外交，竟无法禁止。民国成立，满清退位之后，清快丸也竟随着清运告终不见踪影。这虽近于迷信，也未尝不是先兆示警。古时中外明君贤相，发现凶象，无不惊心动魄，悔罪修省，励精图治。归终，凶象反成吉兆。假若凶象已现出，反认为迷信，怙恶不悛变本加厉，虽不认为凶象，必真成了不祥之兆。古人创出吉兆凶象，不过是勉人作德，阻人为恶而已。若一味认为是阻碍进化的迷信，那么就认定“放荡邪淫”是进化的象征罢。
人能责己，立刻就觉得风干浪静，海阔天空。人若责人，登时就现出愁云惨雾，荆天棘地。
有人问我，怎样作事才算是合乎天理国法人情。我说，只要作事不放纵，就是合乎天理国法人情。若能合乎人情，也就能合乎国法。若能合乎国法，也就能合乎天理。因为这三样是一件事，正如耶教所说的“三位一体”。
小民所发的悲声，有害于国的程度，较强敌的枪炮还大。治国的人，若能不使小民发悲声，则可不惧强敌的枪炮。小民的悲声，若不能止息，你纵能兵坚甲锐，善固边防，也无济于事。
专为身家打算的人，决成不了伟人。能作出惊天动地的事业的伟大人物，全是能忘了身家的人。你若能忘了身忘了家，千秋万世的人，决不能忘了你。
政治是什么？政治是以“正”而“治”。用不“正”的方法，决不能达到“治”的结果。
有人说“政治家，须要有手段”。这话我极不赞成。因为政治家是治国的人。治国是光明正大的事务，只可本着中”“正”二字做去。治国既不是偷摸鬼祟的行为，用不着一毫手段。以前我国的政治家所以失败，全是因为用手段用坏了。
科学家所说的“人类征服自然”就是人对天革命。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天对人革命。人对天革命，不过是一时的，是片段的。天对人革命，是永久的，是普遍的。人类不论如何机巧能干，终不能脱离天地（自然）的玩弄。
现今摩登女子，全讲究曲线美。我以为刚正的男子，当提倡直线美。我所说的直线美，并不指身体而言，是指说话行事立论。男子要直直爽爽，不当曲曲折折。要痛痛快快，不可遮遮掩掩。要坦坦然然，不当忸忸怩怩。
我的亲属的小女孩，欢喜烫头发。她有一天问我说：“怎么，我的发，烫得弯弯的，过几日又直了呢。”我说：“那因为你的父母，是直发种。假若他们是卷发种，你虽将发烫直了，不久也必曲过来。这是人种的关系无法改良。你若未读过人种学，也可以先看一看人文地理。”
最好的为己是为公。最好的利己是利人。
俗语说聪明反被聪明误，是一句不合理的话。因为真有聪明的人，决不能被聪明所误。凡说自己被聪明所误的，决不是有真正的聪明。
自己不是好人，偏要假装好人，固然是不容易。自己明明是好人，偏不愿使人知道他是个好人，更是加倍的不容易。
讲天道，不可失人道。处人世，不可忘天道。
读千遍弥陀，不如行一件善事。修十座神庙，不如救一个活人。
占课相面的，令人靠天求福。风水先生，令人靠地求福。这仿佛想天上掉馅饼，想地下出金窖，全是徒劳妄想的。最好的求福之法，是靠良心。只要良心不坏，纵或享不到大福，也必受不着大罪。
求“远大”的，失“近小”的。求“虚空”的，失“真实”的。求“身后”的，失“眼前”的。求“未来”的，失“现在”的。所以明白人，只在“近小，真实，眼前，现在”的事上注意。
人，前半生，费尽心思，将自己练成一个混蛋。后半生，又费尽心思，研究自己为什么是一个混蛋。
“迷信神鬼”，不如“迷信天理，迷信道德”。
“为好人而贫贱，为恶人而富贵”是不合天理的，是偶然的，是例外的。世间的事，凡背逆天理，违反自然，出乎定例的现象，决不能长久。
《易经》上所说“自强不息，恐惧修省，惩贫窒欲，迁善改过”十六个字，不但可以压倒欧美的一切人生哲学，并且是“希圣希贤”、“成佛作祖”的必由之路。
买卖能否兴隆，专靠货品是否精良。俗语说：“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首就来。”只要本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八个字的老套子作去，自能招来主顾。用不着减价，赠彩，宣传，鼓吹。更用不着修饰门面。然而买主永是拥挤不断，究竟是因为什么。
有人说现在宣传的效力最大。无论做买卖，办政治，倡主意，讲学说，以及一切事业，全仗宣传，才能引人注意。我说：宣传须以事实为本。若没有良好的事实，徒靠巧妙的宣传，虽能引动一时的人心，终久必要露出马脚，较不宣不传的损害尤大。因为受骗只一回。
现今平津的商店——尤其是绸缎布铺——也学了上海的商店的恶习，离开做买卖的规矩，不重内容，专讲外表，不求实际，专赶虚伪。现在，竟由“减价”而进化到“白送元宝，牺牲血本，含泪减价，忍疼牺牲”等等的奇异宣传。将来还不知要发出什么惊心动魄的吸引顾客之法。负管理之责的，应从速干涉，以免多出笑话。
北平女招待正走红运的时候，饭馆为吸引顾客起见，对于夸示所雇的女招待的方法，竭力立异标新，甚至以为“本馆添设美丽的女子招待”还不新鲜，东安市场某饭馆竟敢大书特书“本馆聘用女学生招待”。假若无警察取缔，恐怕“本馆聘请某某小姐，某某夫人，某某阔人的姨太太招待”的牌子，也要挂出来了。
俗语说：“精明不过买卖人。”可见为商，不是糊涂人可以干的。他们既不糊涂，焉肯做赔本的生意。不要看“老尺加二”，“买一尺送一尺”。要知俗语所说的“扁担量布，价上取齐”是一句至理名言。
不但商店所说的“白送”是胡说，甚至“折扣”也是谎话。开张减价，也是不可靠。去年，我到一家新开张大减价的铺子，买了一双一元二角打八扣的手套，同日又到一家永不减价的老商店买东西，见着同样牌号一丝不差的手套，仅售八角。我因一贪便宜，多耗一角六分。事情虽小，也是一个警教。
俗语说：“从南京到北京，买主不如卖主精。”又说：“会买的不如会卖的。”你买东西不要找算占便宜，要知不上当，就是便宜。不要因某商店悬灯结彩，唱留声机，雇人化装游街，耍狮子，抓彩，赠奖券，就是牺牲血本的表示，要知那种种的开销，全要由照顾者担负。
商店除非决心关张歇业，决不能甘心赔着本向外卖。纵或真赔本出卖，也是“便宜不出当行”。当行就是同行的人。若真将便宜让给外行的人，那就是不重同行的义气，休想在本行再活动了。
有人说：“商店利用以上种种的手段，吸引顾主，是起于同业者竞争，也是一种商战的办法。”我说：“货真价实是最利害的商业竞争。物美价廉是最有效的商业战术。”
有人说：“中国商人，日趋虚伪，研求骗术，是环境所迫。因为人多是信假不信真，不得不如此，以维持一时的需要。”我说：“这还是沉不住气，不善应付环境。要知，人愈讲虚伪，你愈讲真实，终久你必得着最后的胜利。不但为商是这样，为人也当如此。我以为，处在这时代，商人也当读一读老子，看一看兵法，以免随人乱跑，自陷绝境。”
我对某绸缎商店的东家说：“你将一切宣传费，加在购货的本钱上，力求精良，少贪利息。要求细水长流，不可想‘一口就吃成一个胖子’。然后再竖起一个招牌，写明‘顾主不糊涂，小号不疯狂，所以永不减价，决不白送。不赚钱不卖，赔本更不卖。怕上当的，莫进来。求便宜的，别家去’。看一看有什么结果。”
急于发财者，发财之术决不正当。急于立名者，所立之名决不稳固。急于成学者，所成之学决不可靠。我以为，世上的事，除了救人救灾与捉跳蚤之外，不必求速。
处理困难的事，如同整理乱丝团，愈着急愈找不着头绪。只要耐着烦忍住性，必能不被困难所胜，而且能战胜困难。
真有治事之才的人，遇着难决的事，如同有名的“数学家”遇见难解的算题。非但不生畏缩之念，反要因而发生兴趣。
君子不羡人之富贵而羡人之名节。不羡人之高龄而惜自己空耗的光阴。
位高，得人尊敬是一时的。德高，得人尊敬是永久的。位高，只能动小人。德高，始能动君子。人因你的位高尊敬你，是有所为而为之，全是出于假意。人因你的德高尊敬你，是无所为之，全是出于诚心。
据一些受洋毒的中国人观察，中国处处全是劣点，没有一样好的。据一些有知识的外国人观察，中国处处有些优点，是外国人所学不到的。
我中国的文化，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所有古人传下来的学问艺术的优点，现在我国的洋化之辈，竟看不出来。不但不知勉力研求，发扬光大，反要随在一些新圣人之后，对古人的学术，大加盲目的讥评。及至洋人指出某种学术的优点，他们又大惊失色，起而盲从，研究讨论。这种没有自信力的流行病，足可亡国灭种而有余。
我恨不能连中几个航空券的头奖，使我有几百万元，去运动一些外国的无聊学者，令他们竭力推崇赞扬中国的经史子集。果能达到我的志愿，我中国的洋式圣人，也就不致于“数典忘祖”，时时追在外国人的屁股后边，捡拾人的干屎橛，而一味的贩运不合中国民情国势的洋学术了。
现今，日日给中国丢脸的，不是在三家村里的老学究，也不是穷乡僻壤的缠足女子，正是一些洋装革履，不懂外国习俗，忘了中国礼仪的男子与一些不明白家政，不服务社会，只能串饭店进舞场的摩登女子。他们在外国人中间，摆来摆去，以为是莫大的光荣。其实，外国人对他们这些不中不外，沐猴而冠的人，何尝看在眼里。不过拿他们耍戏着解闷而已。最大的国耻，尤其是他们愈当着外国人，愈不肯对中人说中国话。
我认识几位留学多年，学贯中西，现在大学充当教授的留学生。他们不但没有洋习，并且外表好像三十年前的买卖人。我常对他们说：“你们这样的留学生，才是中国所需要的。”
现在中国所缺乏的，不是高等的教育，而是高等的人格。现在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能高谈阔论的博士硕士，而是肯实践力行的凡夫匹夫。
三年前，我在北大误人子弟时，第一次上堂，曾对学生说：“……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修养人格，学问还在其次。在小学，须养成初等人格。在中学，须养成中等人格。在大学，须养成高等人格。学级升一步，人格须要进一级。我们入学校，一面修养人格，一面勤学求学问。那么，出了大学的日子，不但学问要高出人上，品格也必超人一等。要知，有高超的品格，学问纵然稍差，也能立足于社会。学问纵能超出凡众，若无超人的品格，作为基础，也不能幸存于人群。”
有人问我：“为什么国立大学的学生，反较任何私立学校的学生，穿洋装的少，并且俭朴得多。”我说：“国立学校，学费少而考取严，一些少爷小姐，不易钻进去。无论什么学校，只要成了少爷小姐的俱乐部，那个校的学生，惟有日趋于皮毛的洋化。至于学问与品格，更必趋日下了。”
男学生，将来未必全当老爷。女学生，将来未必全作太太。可惜他们所受的多是“贵族化”，“老爷式，太太式”的教育。我以为，教育当注重“平民化”或“劳苦化”，才能养成有益于家有益于国的人材。
我对某学生说：“你的享用与西服，足可驾乎外国的贵族。你的学识与品格，简直不如外国的乡农。你要知，外表的衣饰，只能动无知的男女，不足以动有思想的人物。洋服革履，若是凭自己的本领换得来的，也未尝不可趾高气扬。假若是用革命的方法，吵闹打架，以父兄的血汗而得的成绩，未免是害己祸人，实在于良心上说不下去。当学生时如此阔绰，将来毕业之后，谋生之日，若‘难乎为继’，我看你怎见乡中父老。”
我当日到北京读书，校中并无夫役。一切洗衣服，补裤子，擦地板，净玻璃，扫院子等等的事，全由学生亲自动手。每日仅吃粗米黑面，非到星期日，菜里见不着一个油花。见校长畏若上帝。对教员敬如天神。那虽是“奴隶式”的野蛮教育，然而我与一切同学，能养成劳动的精神，到如今不改，所得的知识也并不弱于今日受文明教育的学生。
现在多数的公寓，实在是“魔窟”，是使青年男女，入于放纵，趋于堕落的“传习所”。种种的现象，我真不忍详说。住宅若近公寓，几乎难得一时的安静。外乡的学生，到城市读书，住在不良的公寓，简直如同将白布送入染缸。
我以为，学校全应设备足用的宿舍。否则，当由教育机关限制该校招收外乡的学生的额数。纵然有充足的宿舍，学校当局也不可专知“收学费，讲义费以及其他种种的费”，更要注意学生的德育。要知，人家儿女的前途是交给你们了，警察检查公寓，须当严于检查小店。要知，小店固然容易窝藏小贼，学生所住的公寓，若不善良，极容易养成大盗。
在我中国，无论什么事业，只要一经官办必大糟特糟。明明是一种大利的，反致大赔本。据我推断，假若邮政与盐务，将洋势力完全铲除，不但没有盈余，简直，就要有盐亏，邮亏，这并不是中国人全要不得，是因为多数的中国人，一做了官心就变黑了。
韩非子说：“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则不两成。”就是说，欲将一件事物办理完善，须将全副的精神，用在这一件事上。可惜我中国政府用人，多不明此理，以致施行兼差的恶风。
兼差的恶风，由清末起到袁政府时代，一天普大一天。北伐成功之后，这种恶风仍未停息。在易某的势力正盛的日子，他的姑爷竟兼差十三处之多，仅天津某局一处，每月竟坐领纹银一千两。现在身兼六七处差的，一时更无暇详说。他们既是人类，并不异于凡人。我不知他们有什么特长的精神，偏能兼筹并顾。
有人说：“兼差是人材问题。为事择人，不得不使他能者多劳，以便事成功举。”我说：“既是为事择人，必是非他不可。那么，我见兼差最多的人，死亡之后，他兼的事务，并不发生‘人亡政息’是什么道理。既是人材主义，能者多劳，他们当然能将事办好了。那么，中国事，为什么又愈办愈糟呢？”
有人说：“现在兼差并不兼薪，不过领‘车马费’以酬劳累而已。”我说：“原来如此啊。那就不怪兼差的阔人，家中汽车成队，肥马成群了。”
法国首相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退职之后，两袖清风。竟因无钱，欠下房租，经房主提起诉讼。他在欧战时，操持大权，威震数国，竟未搂下养生的费用，真比我国宋朝的名将曹彬，还加倍的糊涂。若再与民国以来的官吏相较，更足证他是一个傻小子。
欧美的官吏，多是精于公务而昧于私谋。我中国的官吏，多是拙于尽职而巧于刮搂。就为这种原因，所以东北四省，入了日本的掌握，滦东国土，也岌岌可危。内政民情，更不堪问了。
我以为，天下最可怕的，只是自己的女人。你若得罪了她，她能使你不死不活。归终，你还得奴颜婢膝，亲递降书顺表，心服口服。至于得罪了要人，我认为是一件小事。他们若不辨是非，至多也不过要你的命，给你一个痛快，而无需乎再递顺表降书。到底，心也不服，口也不服。
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孙是逊顺）又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我中国现今，只是“言孙”的人多，而“危行”的人少。至于，能学宁武子的官僚，简直没有。不过多是如孔子所说“邦有道，杀。邦无道，杀”的人。他们多是在平安的时候，不能行正道，处乱亡的日子，也不能守大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