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从南方打来电话，问我，“胖了没？”
“还是那样瘦，像只猴子”，我说。
她就劝我平时吃好点，但也不能破费，并劝我应出去做些兼职，锻炼锻炼，别成了书呆子。
我就说，“太累了。”
她就骂我没出息，“怎么那么没出息？爸妈为了供你上学每天都累得不成人样，你却连这点苦都受不了？死念书有啥用？手无缚鸡之力，社会要这样的人有啥用？外面社会的竞争力有多大，你知不知道？你要是还是那样软弱，你就不是我的弟弟，我没有那样没出息的弟弟！”
她就挂了电话，她一定很生气，恨切不成钢。
我就找到了勤工俭学中心的文学张，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一份差事，总共要四人，就和炸弹、淫贼去了。
中午帮店里的人串羊肉串，就一直串，什么感觉也没有，就觉得脏。下午去店里当服务员，生意不错，我也跑前跑后的格外卖力。老板是个三十岁出头的青年，在空闲的时候说，干他们这一行，只要没有客人闹事就算阿弥托福烧高香了。
不妙的是，一中年男子像招呼小狗那样，面带鄙夷，把我招过去，言语斥责，“你这是咋弄着哩？说的是吃这两盘菜会送一盘的，我这两盘菜都吃完了，还不见给我送来？”
我一头雾水，呆呆地站在那里，哑口无言。他用指头指了指我，“你们这是哄人哩！”唾沫星溅我一脸。
“妈的，哄人哩！”他斜过头，瞪着我，“你还在这儿发傻愣哩？找你老板去！”
我就去找了老板，他就好言好语给那人说，赠了一盘菜，那人才骂骂咧咧地作罢。
从小到大，还没有骂过我。
心里难受，但依旧强颜欢笑地端菜，被人呼来唤去。
一直忙到凌晨时刻，站着都快瞌睡了。我们四人见客人已散去大半，开始收拾残局。文学张见桌上有一瓶果啤还剩几口，就让我喝，我就喝了。甜甜的，那种甜使我在两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仍是那么清晰。收拾的差不多了，就一个人坐在台阶上，看着周围的那些人，吃吃喝喝，心里不好受。
我对文学张说，“我不想干了，以后也不想来了”。
他们三个问我为什么，我沉默。炸弹说，我要是不干，他也不干了。淫贼说他也不干了。
去结账，老板手下有个痞子模样的人，牛逼哄哄地说，“你说结账就给你结账？”
看他的架势，要耍赖，不出所料，原本讲好，串一串羊肉给五分钱的，他反悔了，说只给一份钱一串。
几人不服气，讲理，人家爱理不理，还气燥燥地把一把砍鱼的刀用力地往木板上一扎，横眉冷目地问，“咋地？想打架?”
几个人都过来，和他讲理，吵来吵去。
老板其实倒没说什么，只是那几个当下手的争来争去，说要把串羊肉串的钱扣些。我们自是不允，看他们的架势，像要打人。
老板过来拖了架，心平气和地说，“你们叫我老板，我其实只是这店里的小头头，也给更大的老板打工。以前和这几个都是这一带的小混混，欺负的人太多了。见你们是学生，不为难你们。不想扣工钱也可以，你们把这几十张桌子和那些板凳给我搬到二楼去！”
文学张使了眼色，我们就照做了。
忙乎了一整天，领了十五元钱，回到学校，已快凌晨一点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睡到大中午，我对葱油饼说，还是读书好。就去了图书馆，整天呆在那里。班里的活动一概不参加，不想和任何人说话，见了谁也不愿搭理。
我又开始思考我的局限，病态地陷入那个泥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