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天问》所表现的，是诗人对他所生活的时代所积淀下来的宇宙观、价值观及社会伦理、道德信念的一种彻底的反思和回顾。当然，这一伴随着痛苦的思想挣扎的精神历程，是以作者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为背景而展开的。这一满是不安、惶惑，充溢着求索和思辨色彩的过程，在屈原的其他作品里是较为少见的。从实质上讲，这也是春秋战国时代极具伦理色彩、以探索人生价值与目的为核心的哲学上的思辨精神在文学中的体现。在《天问》里，理性的思索是与人生信念的追求、以及个人情感的抒发紧紧联系着的。比较特殊的是，《天问》在结篇和构思上采取了“借天之问、以问为答”的特殊方式（这一点，后文将进一步展开）。这一特殊方式所蕴含的，实际上是屈原在个人理想惨遭破灭后寻求精神解脱的一种必然的心理走向。在其作品不断地被传播、被阐释的过程之中，这一心理走向被升华了，屈原的个人悲剧也一跃而成为超乎个体意义的、为具有类同体验的文化个体所认同的典型。同时，这种以诘问谋篇的方式和以忧愤为基调的风格，也哺育和影响了后代作家和后代文学。极为有趣的是，在世界文学的百花园中也存在着和《楚辞·天问》相类似的作品。它们不仅在以“诘问谋篇”的构思方式上，而且在所问之内容上都具有相似性。《圣经·旧约全书·约伯记》（主要是第38、39、40章）就是这样一篇作品。前有苏雪林、饶宗颐二先生对此作过比较研究，然而仍有未尽之处和可商之处。（1）故本文不揣浅陋，尝试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出发对二者的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并对《天问》的题义、构思等问题谈几点自己的意见。一《天问》与《圣经·约伯记》的可比性东西方文化作为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其中也存在着不少通过比较而可互相印证的因素。东西方文学，尤其是上古文学更是如此。被称为西方文化两大源头之一的《圣经》，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与《诗》《骚》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与影响并称。二者都被尊奉为“经”，大概也与它们为各自民族的后世文学树立了光辉的传统和留下的丰厚的文学创作遗产不无关系。《圣经·约伯记》被誉为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诗篇之一。其中记载约伯（Job）经受上帝的考验，经历了人世的种种不幸，在信仰与动摇的精神矛盾中，痛苦地探索人生及苦难的意义的过程，十分感人。和《楚辞·天问》比较而言，《约伯记》所反映的是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犹太人的生活状况和心态体验。而《天问》的作者屈原也大致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到公元前2世纪初期（前355年—前283年），（2）而且《天问》也集中地体现了以屈原为代表的中国先秦时代人们对人生目的、人生苦难的思索和经验。二者处于同一文化横断面上，从宏观上讲，在思想内容以及作品所孕含的普遍心理体验方面存在着可比因素；从微观上讲，在作品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构思和结构，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方面，也存在着可比因素。通过对上述可比性因素的分析，对于《天问》及屈原其他作品的理解将会有新的启发。二约伯与屈原《圣经·旧约》的语言，以其象征性和寓言性为世界文学所称道。《旧约·约伯记》更是如此，它所描述的约伯的体验，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文化个体而趋向普遍。约伯是个正直的人，他敬畏上帝并且信仰坚定，家族繁盛、富有。
上帝听信撒旦的谗言并派他去考验约伯，约伯在很短的时间里经历了种种苦难的打击，先是他的儿女被杀，接着奴仆和牲畜又被抢，而且他自己也从头到脚长满毒疮，他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在内心深处对信仰和上帝产生了疑虑和困惑：那就是好人为何会受难？坏人受苦，是一种惩罚，是常理，那么好人为何也要受苦呢？是上帝不公平呢还是其他原因？既然如此，在茫无涯际的人世苦难中，又应当把希望寄托在哪里呢？约伯苦苦思索，四处寻问。妻子劝他应该诅咒上帝，说他受苦是因为上帝不明哲、不公正；朋友劝他忍受，认为约伯受难是因为他有罪，上帝对他是公正的；有的则认为他应当受更大的灾难……对这些解答，约伯都不以为然。最后，上帝出现了，并且以一连串的诘问使约伯的精神冲突缓和下来，信仰的危机也消失了。从心理历程上讲，约伯所经历的由“富足而信仰坚定——因撒旦的进谗而受难——信念动摇——思索追问”的过程，与屈原的“忠信效国——因谗被放——彷徨迷惘——思索追问”之经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样，二者在心理体验上的相似性，就为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客观前提。其次，约伯和屈原虽然产生于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之中，但他们的形象都已经超越了时代和个体的局限而成为各自文化传统中理想人格传统的重要代表，而对于二者心灵历程的趋同，则成为各自的后来者对于本文化理想人格的趋同。具体一些说，约伯的形象及其经由种种考验之后更加笃信上帝的心灵历程，正是以《圣经》为源头和传统的西方文化中人们追求信仰和宗教理想的典型心态。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信徒，大到对宗教的信仰，小到对个人生活宗旨和信念的树立，无不渗透着其精神。更重要的是，约伯所奉行的自我道德完善的思想哺育出像弥耳顿、托尔斯泰这样的伟大作家，以及像《失乐园》《复活》等广为流传的伟大作品。屈原作为中国文化、文学的光辉典型，他在对后来中国文学（包括文学创作本身和对文士集团人生价值取向的统摄力）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点，与约伯极为相似。在影响方式上，一个是更多地通过宗教和道德力量，一个是更多地借助于审美和人格的感召力，即其作品所展示的作为政治家和诗人的命运及人格悲剧所产生的艺术感染力。三从比较中看《天问》的题义和构思问题人类在面对相同或类似环境（自然的或社会的）时会产生大致相同或者说类似的心理和情绪体验。这一点，为世界文学在审美和创作两方面的交流和促进提供了前提条件，尤其是在人类认识发展的童年时代，隶属于不同文化的两种文学在审美和创作方面的相似之处就更为突出。尽管我们不能说比较研究的方法是万能的，但至少处于同一文化断层上的两种文学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应该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因此，以他种文学为参照，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观照，对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和研究无疑是很有必要的。《楚辞·天问》题义的解释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构思方式、创作动机及主题等其他问题。以往的研究者多以为“天问”即“问天”，如王逸《楚辞章句》说：“天尊不可问，故曰问天。”但在阅读《圣经·约伯记》时，却从作品的构思和作者的创作心理之角度对《天问》题义的理解给予很大的启发。《约伯记》第38、39、40章是全篇的高潮部分，这一部分以诘问谋篇和借上帝之口与约伯的精神答辩之方式和屈原《天问》篇如出一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