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天上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是徐志摩的名作《再别康桥》，康桥即剑桥，位于伦敦正北80公里处。剑桥大学创建于1209年，是闻名世界的最杰出的高等学府之一，物理学家牛顿、政治家克伦威尔、思想家培根以及诗人华兹华斯、拜伦等均出于此。
1918年10月，李约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剑桥大学，进入冈维尔——基兹学院学习医科，以便继承父业做医生。
同年，他应征做了一名皇家海军外科中尉军医。那时，“我既没通过医学考试，又没有制服，更谈不上出海了。这些军医的任务只是根据水兵伤势情况作出送基地医院或就在护卫舰或驱逐舰上治疗的建议。”
战争结束后，他重返校园，开始其绚丽多彩的大学生活。吸引李约瑟的不仅是剑桥河的波光、荡漾的游船、如茵的草地、哥特式教堂、古典建筑，更重要的是剑桥大学博学的教授、开放的研究环境以及同样有着强烈求知欲的同学。
冈维尔—基兹学院是诺福克区牧师爱德蒙·冈维尔和名医约翰·基兹创办，发现血液循环的威廉·哈维即出于此。当时，著名神经生理学家休·安德森爵士任院长。威廉·哈代爵士是李约瑟的指导教师。哈代爵士原先是组织专家，之后研究生物物理，最后成为润滑物理学的权威。李约瑟进大学后，原想单学解剖学、生理学和动物学等生物学科，在哈代的劝告下转学了更有前途的化学。
李约瑟身体健康，因此被生化系同学称为“铁塔”。而且兴趣广泛，为人热情开朗，因此，大学期间他不仅能够掌握所学课程，而且对许多领域都很有研究。
那时给他讲课的许多老师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化学老师海科克、生理学老师巴克罗夫特，其中霍普金斯爵士——“生物化学之父”，对李约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受公学校长F·W·桑德森影响，李约瑟进入大学后仍对科学史抱有浓厚的兴趣，写了一些关于生物学史的论文。李约瑟也像桑德森校长一样绘制图表，其中一幅“生化和生理学史图表”至今还挂在剑桥的生化实验室中，很受大家赞赏。
那时候，李约瑟与各学科的科学家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与生物学家J·H·伍德格组建了一个理论生物学会，经常在一起开展学术讨论。这种讨论，使李约瑟大开眼界，使他意识到：实验生态学、胚胎学与生物化学之间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又受怀特海哲学影响，这使他逐渐形成其有机论哲学方法。
1920年，李约瑟参加了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学术团体套管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只有25个成员，其中有物理化学教授F·J·W·拉夫顿、研究生物化学的H·E·滕尼克利夫等等。这个俱尔部的成员经常定期在一起会餐，饭后大家听某一位成员作学术报告。
在大学期间，对李约瑟的思想及世界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的还包括剑桥大学圣路加协会的活动。其间，李约瑟任圣路加协会剑桥大学分会的秘书。圣路加协会是英国国教的医生和医科学生的团体。李约瑟任剑桥大学分会的秘书，他可以给协会选择和邀请演讲者。他以后回忆道：“这些晚会的演讲中所学到的胜过所有我听过的正规学术报告。因为我们邀请的都是大学者。例如，彭布罗克学院的阿拉伯文史专家爱德华·G·布朗，讲波斯和阿拉伯医学及其历史；三一学院的F·C·伯基特给我们讲摩尼教及其奇异的历史……。那些学者讲过了规定时间，也停不下来，而我们听的人大多数都全神贯注，乐于尽听下去。首先使我感到人文科学之深广的内容和强烈的兴趣的，显然就是这些学者。这使我直接理会到，既然各种自然科学本身就是人类思想蔚为奇观的活动，那末研究它们的历史，研究它们千百年来从小小的开端发展起来的过程，至少也是同样值得的。”
李约瑟在紧张而充实的学习生活之余，喜欢散步、游泳，喜欢捧本书，在剑桥与周围乡村的边界处读书，那里有清澈的水塘、美丽的花草树木，李约瑟在大自然中的静谧安然中感到轻松愉悦。同时，李约瑟特别喜欢在流经剑桥的河流中沐浴，他认为在与大自然浑然一体中可以消除自私狭隘的世俗，“脱水而出的人是崭新而再生之人”。
在大学期间，李约瑟失去了父亲，老约瑟于1920年因病去世，李约瑟特地赶回与父亲作别。由于父母不和，而李约瑟一直偏爱父亲，他后来写道：“一个小孩子处于这样的环境，要不偏袒任何一方是很痛苦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同情父亲医学的和科学的心理状态胜过同情母亲的浪漫豪放。”尽管后来李约瑟意识到自己曾极大地受惠于母亲，也很爱母亲，但他对父亲的去世仍然难以释怀。而且老约瑟生前的藏书，除少数李约瑟留作纪念外，大部分被母亲卖掉。他自己后来说：“以财物而论，我很清楚除书刊外，在衣着等等方面我都不符合个人生活方式的最高标准。我不屑在那些方面多费心，而且多年来我确实曾经深受僧侣观念的支配，尽量减少身外之物。尽管我有意识地摈弃禁欲主义，但是它和我的本性自有相通之处，所以在实际生活中颇觉可取。就因为这个缘故，我失去了我父亲的图书室，原来我父亲在1920年去世之后，我母亲要处理掉这些藏书，当时我出世思想特别浓厚，既是一个年轻的实验室科学工作者，又是一个宣道会的杂务修士，对此毫无兴趣，因此这些藏书全被卖掉了。我只留下几本作为纪念。后来这些年里，我一直为此惋惜不已。”
霍普金斯的生物化学对李约瑟影响很大。
“我在基兹学院作过人体解剖，并通过了第一次及第二次医学考试。不久，我深深地被非常有趣的弗雷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爵士所讲授的课程吸引住了，促使我开始了生物化学的研究。”
霍普金斯是英国生物化学的真正创始人，素有“生物化学之父”之称。1929年，他因在研究蛋白质，特别是维生素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与荷兰的克里斯蒂安·艾克曼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金。
霍普金斯对李约瑟的思想发展与生化研究工作起了关键的作用。“记得在三年级结束的时候，我问他能不能去考本·利维生化奖学金，他却叫我不要性急，说我一定得等到大学毕业之后，到时候准能考得的。我真是考得了，每年250英镑在那时候似乎是了不起的，完全不同于现在人们所盼望和需要的几千镑的数字。”
这样，在1921年，李约瑟得到基兹学院研究员的职称，进入霍普金斯主持生物化学实验室工作，得到每年250英镑的收入，卸下了阿尔德叔叔供他上大学的负担，为此他很自豪。
霍普金斯主持的生物化学实验室是一个听其“沉浮”的研究所。霍普金斯从来不喜欢出题目给研究人员去做，只有当你自己找定问题打算进行时，他知道了必定全力支持。
李约瑟刚进研究所时的研究项目是肌醇和其他胞质环流的新陈代谢。他读到一篇由德国人克赖因撰写的论文，其中写道：“鸡蛋在孵化过程中）在培育的初始阶段，肌醇并不存在；但经过3个星期发育完成，便有300毫克的肌醇。”这使李约瑟产生了用生物化学方法研究发育过程中胚胎的想法。霍普金斯得知后，全力支持了他。
这里要着重介绍一下李约瑟的“搭桥”本领，也就是他能够在相互矛盾分裂的事物中达到平衡，找到通向彼此的方法。
在童年时代，父母性格迥异，经常争吵，李约瑟想做个中间人从中调解，虽然调解愿望落空，但李约瑟继承了父亲科学的头脑和全力以赴的工作热情，继承了母亲宽大的胸襟和有谋划、有创造的精神，形成其理论与浪漫性的结合。以后他经常处于一种“搭桥”状态，总是谋求使分裂的东西调和起来，主要表现在科学与宗教、生化化学与形态学、宗教与社会科学、东方与西方等诸多方面。
这次，李约瑟试图把生物化学与形态学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关键是在于一条鸿沟把原子—分子级同形态—解剖级隔开了；如果你要看到这两个世界的联系，那就非运用生物组织等级的理论不可。单是考虑在晶体或胶体介质中的反应，或者单是考虑细胞与组织关系，都是没有用的。你必须面对细胞质的结构以及细胞表面和细胞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的种种问题。你会发现，最直接的方法是研究分子，那些分子透过细胞的界限，决定着整个其他细胞群的形态发生的命运”。
这项研究整整历时10年，在这当中，李约瑟的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
1924年，李约瑟与他的同学、青年生化学家多萝西·玛丽·莫伊尔结婚，多萝西婚后又起了一个汉名李大斐。当时剑桥大学非常歧视女性，在这种情况下，多萝西刻苦学习并取得了优异成绩。
两人婚后住在父亲留下的一幢洋楼里。令人钦佩的是李大斐从来都是积极、坚定、不声不响的支持者。剑桥大学有规定：夫妇不能同时在大学任职，于是身为生物化学专家的李大斐只能担任“助手”工作，即使其他大学邀她出任讲座教授，她也婉言辞谢了。
两个人志同道合、夫唱妇随，许多论文都是他们合作完成的。唯一遗憾的是他们不可能有孩子，这对他俩确实是一个打击，但两个人很快从沮丧中走出来，将精力完全投放在科学研究之中。
剑桥大学的霍普金斯主持的生物化学实验室是最优秀的两个实验室之一。有句话在剑桥流传了很久：“霍普金斯的鹅群全都变成了天鹅。”更有甚者，有人将霍普金斯与卡文迪许实验室的贝尔纳称作剑桥的“思想发动机”。生物化学实验室除了其活跃、民主性以外，还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它广泛接纳了来自波兰、德国、加拿大、南非以及中国等各地学者；第二，便是吸收妇女参加研究工作。
那时候李约瑟因为有一种从事科学研究的急迫感，性格较急躁，穿着被腐蚀了许多孔的白色工作服东奔西跑。当然，朴素是李约瑟的天性，同时也是霍普金斯实验室的一贯作风。这里还有一段小故事，说是李约瑟买了件新衬衣，他又不好意思穿新衣服，便在同事们散步卿天时，把它铺在草地上以使其早些变旧。大凡伟大的科学家似乎与生俱来都有一种对奢华生活的排斥心理，譬如居里夫人，譬如爱因斯坦。一方面是因为每个人精力有限，他们无暇顾及；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智慧使他们穿过世俗的云雾，而将人生目标定位于更崇高的科学事业中去。
在从事科研工作的同时，李约瑟还是一名坚定的教徒。从1924年起，便做了剑桥良牧宣道会的一名杂务修士。李约瑟的天性中有一种吸取他人优点看到别人长处的特性，神父们各有所长，从他们身上，李约瑟学到了坚定乐观等许多东西。同时，李约瑟在哲学、宗教方面思考了许多，造诣极深。他在1924年夏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获得了文学士学位。正如他自己所讲：由此，我在大学里试图在科学与宗教之间搭桥不无成就，因为我从鲁道夫·奥托和R·G·柯林伍德著作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宗教、历史、哲学与艺术创造是我们人类认识宇宙的五种经验形式，如果谁对这个或那个方面缺乏见识，他就不能算作一个完美的人。
李约瑟经过毕业前和做研究生的那整个一段时期，得到这样一个信念：“人类生活少不了那五种经验形式，这些经验的各个范畴，无论用什么语言或文字来阐述，没有一个能够达到绝对真理——所有的范畴都是相对的，彼此之间都有矛盾。可是，只要我们不执着于某一范畴，不要认为某一范畴是唯一可以解开宇宙之谜的钥匙，那末我们就有责任尽量体验所有的范畴，或许它们之间的矛盾只能用生活去全面体验，才能解决。虽然我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其实那是十足的存在主义者的立场。它解释了我在生物哲学方面所提倡的‘新机械论者’的观念：科学必须用某种方法去研究，但它不会给你任何寻得绝对真实的钥匙……神学必须适应科学告诉我们的关于星系和宇宙的性质的解释，而科学又决不能忽视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洞察力。”
1931年，李约瑟终于完成了历时10年的胚胎发育期化学变化的研究，发表了3卷巨著《化学胚胎学》，探索了胚胎在发育过程中的化学变化。一经问世，这部巨著便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李约瑟也被誉为“胚胎生物化学”之父。英国皇家学会兼英国学术院院士、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物种起源》作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之孙朱利安·赫胥黎撰文将这本书称为经典名著。他认为《化学胚胎学》与《物种起源》、华莱士的《马来群岛》一样，再过几十年以至几百年，依然能保持其科学的而不是历史的价值。“大多数科学名著成为经典，有的是因为它们具有划时代的作用，如林奈的《自然系统》；有的是因为它们打开了扇大门，如门德尔的那些论文；有的是巩固了一种学说，如威尔逊的《细胞》。李约瑟博士的著作是属于最后一类。它阐明了他的先驱者在这新的领域所已经达到的学说的深度，确定了它的范围，用这一部分巩固另一部分，向全世界宣称：生物学的这门分支科学将从此完全有权利在它自己的领域中名正言顺地树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