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
八一三沪战一爆发，张治中将军的名字重新为广大爱自由独立的国人所称道，所珍重。为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寄托于六年来两次的沪战。而张治中将军实为两次沪战的实际的参与者。他指挥着忠勇的将士和我民族的死敌――日本帝国主义者做过血腥的无限壮烈的斗争。假使这两次沪战，在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那么历史对于张先生的负托不能说不重。我们爱国民众对于这一历史人物不能不加以甚深的注意。
张治中将军以前敌总司令指挥着初期八一三淞沪战争的时候，我正在南京从文化战线的岗位做一些抗敌的工作。每天从上海传来的战报知道我将士冲破了租界的神圣，着着建立歼敌的殊勋，在某次画刊看到张治中将军在他的司令部招待各国观战记者报告抗战的经过，一种从容宁静的态度充满着对于胜利的确信。鼓舞欣慕的结果使我们不满足于较平淡的后防生活，终于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和交通的不便，走向上海前线去。及至到了上海，虽则两月间驰驱东战场各线，却已无缘亲近张将军的英姿。上海陷落后由南通辗转返金陵，才听得张将军有长驻湖南的消息，很为我桑梓庆贺。因为两月间的经验，使我深信从前线归来的将领以战地血的教训常抱有进步的意见。他们几乎无例外地认识军民不能密切合作为此次军事挫折的主因之一，因而一般的都强调民众之组织与武装。张将军的主湘如能对于湖南民众的动员有及时的切实有效的措施，的确不仅是湖南人的福。我是由南京坐车经徽州、浮梁、南昌、浏阳回长沙的。到长沙就听说张将军在敌机首次轰炸长沙之后履新了。因为急于到武汉去会晤各方友人，我在长沙只住了一天，来不及对张将军致敬。直到由武汉返湘半月后的昨晚，才算得会晤张将军的机会。无疑的他是一位抱有英锐的进步意见的革命军人。他的计划是那样的多，那样的周密而具体。他不是那些以无为和敷衍为能事的官僚，在这样的紧迫关头，他的施政方针成功与否即长众能切实动员与否，关系着整个民族战争的前途，我们每一民众每一文化人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来帮助他的计划的实现。
张将军虽是一位叱咤三军的军人，但看了他那白皙长身的潇洒的风姿使人疑心他是我们这一行的文士。他的口音极像当年的蒋光慈，原来他是安徽巢县人，正是光慈的大同乡。他曾看过十年前南国社在南京公演的剧，还很直率地批评到当时的印象。又谈三叶集的朋友。说八一三战役中沫若，曾到他的司令部住过一晚。他们很熟识。
因为抗战日报将于一二八六周年纪念日出版，我对这位抗日名将提出了好一些问题。首先我问到一二八战役和八一三战役有什么不同。他很明快地说：“八一三战役和一二八战役在军事上最大的特点是敌人空军的进步。在一二八战役中敌人虽使用空军，但在质与量两方面还是不足道的。一二八以后六年以来他们运用实战的经验极力扩张空军，到这次八一三战役中就充分发挥他的威力。原来敌人步兵的攻击精神是远不及我们的。他们全靠的是飞机大炮。如攻击我虬江码头之役在不满百米的正面集中四十条军舰的主炮副炮，再加上飞机投弹。差不多把地面都翻过来了。我们士兵的耳朵都给震聋了……若单是步兵对步兵，我们早把敌人赶出去了。在这八年之间，我们空军当然也有相当准备。可惜开战之初，我们空军未能收到理想的战果。如是我们决定靠步兵之力在敌人大军未集以前迅速占领虹口加以破坏，然后退出来。汇山码头的占领差不多全靠的是士兵的血肉。我们的轻重机关枪对于敌人的钢骨水泥工事不能发挥何等破坏力。我们只靠人去冲。一班倒了，一排上，一排倒了，一连上。这种惨烈的牺牲精神使敌人也为之丧胆，各国为之起敬。其次他接触到政治上的特点，他以为一二八战役之爆发敌我两方不必先有在上海作战的决心，而为一时空气的激荡而成。那真是一个“事变”。八一三战役却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变。中国民众对敌人的进攻大体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人打我们我们不还手。第二个是敌人打我们我们还手。第三个是我们对阵地战敌人进攻的企图加以迎头痛击。所惜者我们的准备尚未十分完成。为着支持各条战线军力不敷分配。阵地战和普通游击战不同。所谓牵一发动全局。大场与金山卫不守以致在东战场全线动摇，真是怅然的事。
最后他说到民众动员。在一二八战役中，我们使用的兵力虽不如今日之大，仍能支持一月有余，获得光荣的胜利，一般的都承认是民众帮助军队作战之故。在这一点，八一三战役反有愧色。这是许多将领共同扼腕的事。我们的张将军也没有例外。他下车之后观察湖南军政情实一月有余，慨然有肃清一切积弊“建设新湖南”，以为支持目前抗战的主要堡垒之志。为着这，他主张使湖南一切力量服从抗战。那首先是民众广大有效的动员。过去民众之基本组织主要的是保甲制度。但保甲制度实包含许多缺点，他以为不仅要“修正”，而且要进一步的“改革”它。为着改造这一旧的制度，他很贤明地动员着一种新的力量。那就是广大有知识有热情的知识分子。他想首先训练五万个知识青年，让他们到民间去，迅速完成这一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的任务。没有问题，张将军的主张是对的。但良法美意必须通过坚强的干部也必须配合民众自身的力量。如何帮助政府养成干部，并帮助这些干部顺利地执行其任务，应该是我们文化人的责任。因此张将军在回答了我的许多发问之后，也对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文化人怎样帮助我们实现这些方案呢”？
辞出主席私邸，已经是十一时了。在灯影里握别我们的革命的军人政治家时，我感着无限的热望和信任。因为“新湖南”的建设能否成功，将暗示“新中国”建设的前途。这不是张将军个人政治能力试验，而是湖南人乃至中华民族政治能力最后的试验。因为新湖南建设的失败将等于湖南的沦陷。我们必须用一切力量来帮助他的主张的成功。
（原载于《抗战日报》，193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