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上海三个月的战争，造成我军空前的光荣纪录。上海剧战的地点，虽然是吴淞大场和罗店，但支持这个战局的轴心，却是闸北，负责守卫这闸北的，就是孙元良将军。后来，大场失守，国军西撤，奉令掩护退却而被困于闸北四行总库的八百孤军，他们高竖中华民国的国旗，视死如归，从容应战，当时一种慷慨赴难的精神，真是惊天动地，敌友同钦。这忠勇的孤军，就是孙将军训练有素的部下。
可是在首都战役中，我们听见孙将军失踪的消息，当时一般崇拜抗敌英雄的人们，都关怀着他的安全，都希望他早日脱险。最近孙将军真已脱险，并且到了汉口，因此一般关怀着他的人们，多希望知道他脱险情形，所以我们特地去访问了孙将军。
孙将军是四川华阳县人，现年三十四岁，日本士官学校和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现任某军军长，他身体修长，面貌英俊而秀丽，态度文雅，谈锋犀利。虽然他已过着十年以上的戎马生涯，但他依然是那么文质彬彬，和蔼可亲。
“孙将军这次一时的‘失踪’，许多人都关怀着，现在可否请你告诉我们一些脱险的经过，好让我们告慰于关怀着你的人们？”我首先问。
“可以的，”孙将军答，“十二月十二日的晚上，我们奉到命令，退出首都，当时我的队部还有一千多人，我们就于深夜冲出和平门，可是刚到了燕子矶，又与三四百敌人相遇，经激烈战斗后，始得通过。当时我假定京沪铁路交通已断绝，敌人不致在沿线驻有重兵，故把部队安排妥当后，星夜赶往龙潭，次夜抵下关，继又往高资。我此时已乔装农民，宿露餐风，昼伏夜行，历十余日始抵奔牛（常州附近）。
“抵奔牛后，传苏锡一带，通行很难。同时又听得泰兴口岸，尚有外轮往来，旋又昼伏夜行，转返龙潭，并设法渡江到瓜洲，那里的壮丁，都负枪实弹，以御土匪，见我们由上游而来，疑非善类，故盘查特严，幸沿途未遇敌军，乃得安全通过。
“抵瓜洲后，始悉往来上海与口岸间的外轮业已封锁，同时又获悉南通泰县仍为我军所有，故又设法雇用民船到江都县属的三江营，再徒步往泰县。泰县有江苏省政府委派的县长，我乃电苏省府韩厅长接洽，次日乘小轮抵阜宁，承韩君派车相迎，故即经淮阴赴徐州，再转车来汉。”
“将军脱险经过，幸已获闻其详，惟将军身经一二八战役，此次又奉命守卫闸北，旧敌重逢，不识你对于他们，在前后两次的战争上比较，有何观感？”我继续地问。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孙将军很高兴地说，“把一二八和八一三战役来比较，敌人最显著的是军纪的退化，你看此次敌人到处烧杀奸淫和抢掳，他们烧杀无辜的民众，奸淫老弱的妇女，固为人道和国际公法所不许，但他们鸡犬不留的抢法，一般高级军官连红木家具都要搬到日本去，这种抢法，几乎使我们不能相信所谓‘皇军’也竟糟到如此田地！
“其次是敌人的士兵，比较一二八更不能吃苦，更不肯牺牲，因此他们的消耗也较大。这也许是因为敌人现在征调作战的，多是中年的预备役，所以他们不像青年那样的偏重理想，勇于牺牲。
“再其次是敌人作战还很呆板的守着陈旧战术，譬如他们在阵地战中，常固定地先用炮轰，继用战车，最后用步兵冲锋。我们根据实际的经验，在他认为是主要阵地的地方，我们却不厚集兵力，使他的炮弹落空，在他以为可以乘虚袭击的地方，我们却筑有很巧妙的战壕，能够很快地进入阵地，予敌以痛击。
“最后敌人的空军较诸一二八增加很多。空军的轰炸，虽未必有若何伟大的效果（敌人有几天在闸北投了两吨半的炸弹，我军死伤还不到三十人），但它的威力，却是以先声夺人，特别是在一般老百姓。”
（原载于《抗日名将剪影》1939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