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同的自然人文环境，构建出互为有别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国西北传统文化究竟有哪些共同的精神素质和心理习惯，西北人传统人格究竟有哪些深层基调和心理背景，这个命题，缠绕了我近十年的光阴。
近日有点空闲，我便将整个心身倾注在这个命题上，脑海里渐渐有了线条，觉得中国西北人有一个地域宽广的文化融会：他们的足音里有一种铿锵有力的秦腔韵味，吼着一种在世界上很独特的腔调。不论他们是细发人还是粗蛮人，是侠骨赤胆还是蝇营狗苟，是田间地垄还是古楼戏台，是夕阳西下还是燕雀归巢，是喜怒哀乐还是悲欢离合，这种韵味总是有的。
“一声秦腔吼，可使壮汉眼泪流，出嫁的姑娘也回头，也会吓死山坡那头老黄牛。”虽然有点人为夸张，但秦腔作为西北文化的一部分，已成为西北人的精神家园和心理习惯。这是西北人的基本生命形态，也是西北文化的生命力。它强烈凸现西北人文精神，凸现大自然的气质，凸现西北的阳刚大器和豪荡正气。既然如此，何不推掉烦心事，坐在书桌前，看着自己的小天地，触景生情，吼一折秦腔呢？
文明都是继承与消散、融会与革新潮流中前行的。秦腔也走过这种路的。历次运动中，秦腔的传承出现断层，尤其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种种时髦艺术与时尚登台亮相，争相吸引观众的今天，呼唤秦腔创新的喊叫声越来越高，与历史同步，与时代吻合。这是文化传承的内在规律。
二
作为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秦腔现在已经步履维艰，难以继日了。
然而，我并不否定秦腔艺术的杰出成就。秦腔乱弹，足以唱尽人生全部的大喜大悲。从它古老又深厚的历史渊源里，又足以读尽中国戏剧文化全部的根根梢梢，脉脉络络。秦腔悠久的历史，繁多的剧目，丰富的唱腔板式，优秀的表演程式，对中国戏曲发展衍变有过重要影响。
现在人们哼起京腔京韵的京剧，似乎很地道。但在清初，京剧还没有登上舞台。清乾隆年间，秦腔已经流行全国，在当时雅部、花部之争中，各地秦腔艺人云集京师，称盛梨园，取代京腔，威胁昆弋，致使“六大班伶人失业，争附入‘秦班’觅食”。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秦腔以一种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便、流畅。
在秦腔的发展历程中，有三个人物值得要写一写。
说起李自成，恐怕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他本名李鸿基，是陕西米脂县人，从小因为欠债给地主放羊，二十一岁因打伤地主，逃到银川当了一名驿卒。每当驿夫绝尘而去时，他总要吼几声，润润喉咙，过过秦腔瘾。当陕西农民纷纷揭竿而起的时候，李自成也杀死贪官造反，投奔舅舅高迎祥率领的起义军，当了“闯将”。作战勇猛，深有谋略，在起义军中声望日高。一八三六年，李自成作了“闯王”。在他的部队里有一个戏班子，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部队文工团，而是一个秦腔剧团。战斗打到哪里，就在哪里搭个台子，几声锣响，提袍甩袖，吹胡瞪眼，扯起嗓子，吼出了单纯又鲜亮的生命底色。
战场的前夜成了大梨园。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有震天响的锣鼓声助阵，有苍凉滴血的“慢板”加威，有誓死以拼的城成众志，于是，刀剑相迸的火光点燃了天上星星，战骑与战骑的搏斗遮蔽了空中日头。
李自成打仗随军有这么个戏班子，也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娱乐。在当时，秦腔和人的关系难舍难分，李自成把秦腔班子置于部队编制中，运筹帷幄之余悉心欣赏，偶尔在阵阵欢呼声中登台助兴。李自成、张献中及他们的部属大多是西北人，都深爱秦腔，把秦腔作为自己部队里的军戏，他们南征北战，以秦腔为军乐，激励士兵，以求有种乡土感。
一声声吼，一次次冲锋陷阵，使秦腔风靡全国。鲁迅先生在追述家乡绍兴戏时说：“明末李自成闯荡天下是带着米脂的戏班子的，戏班子中有人流落到绍兴，于是就有了绍兴戏，故绍兴戏要比毗邻的嵊县越剧刚硬得多，实是秦腔的旁支兄弟。”清人陆次云在《圆圆传》中云：“李自成入北京，召陈圆圆歌唱，自成不惯听吴歌，遂命群姬唱‘西调’，操阮筝、琥珀，自成拍掌和之，繁音激楚，热耳酸心……”可见，连政治军事大业也与秦腔相依相傍。
魏长生，四川金堂人，秦腔旦色演员，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他对中国戏曲的声腔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他排行第三，又称魏三。家境贫寒低微，十三岁到西安学戏，一七七四年随班经山西到北京演出，因卖座不佳返回西安。
刻苦钻研五年后，再度入京，参加双庆班，演出《滚楼》一剧，他饰主角黄赛花，轰动京城。“大开蜀伶之风，歌楼一盛”(天汉浮槎散人《花间笑语》)，不仅使昆曲相形见绌，就是京腔也不能与敌，以致“观者日至千余，六大班颇为减色”、“士大夫亦为心醉……使京腔旧本置之高阁，一时歌楼观者如堵，而六大班无人过问，或至散去。”以至于当时演唱“京腔”的演员失业。
魏长生的唱腔技艺使同台献艺的有点惊呆，台下观看的提神了，引得一片喝彩声。于是，秦腔长久地占据着歌场剧坛。
魏长生在北京演出获得成功后，于一七八八年带着秦腔班，经河北、天津、山东到达扬州，立即被喜好昆剧的江鹤亭看中，收为徒弟。每演出一场，赠以千金。他在扬州连续演唱了四年秦腔，使扬州出现了“到处笙箫，尽唱魏三之句”（谢榕生“题《扬州画舫录》”）的动人局面。“由来河朔饮粗豪，刊上新舞《节节高》。舞罢乱敲梆子响，秦声惊落广陵潮。”（魏荔彤《江南竹枝词》）后来，魏长生离开扬州，带着秦腔班在苏、浙、赣、皖、鄂、湘、川等地巡回演出，三年后回到成都。
一年后，一生爱好秦腔的魏长生又匆匆赶到了北京，准备复擎秦腔旗帜。当时，禁令还没有解除，作为一个艺人，魏长生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他四处游说，疏通关系，不断申请，真诚终于被感动。第二年夏天，嘉庆皇帝颁旨只许魏长生演一出《背娃入府》。魏长生闭门谢客三天，沐浴焚香，蓄精养气。这天魏长生殚精竭虑，抑气低微处可闻落针之息，腔调高扬处声裂九天游云。“绕指柔含刚百炼，打熊手是玉纤纤。”台下叫好声不绝，精于戏道者莫不叹为观止。
幕闭，魏长生泪洗粉面，长叹一声：“吾誓圆也！”场内掌声雷动，久勿稍息。众人抬魏长生谢幕，只见他端坐在椅子上，观众都不知道，他已经与世长辞了。
第三个人是董福祥，这个人知道的人不多。他视秦腔为生命，临上断头台一声乱弹，震惊了屠夫左宗棠。其实在苦难的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个人物。
董福祥，是现在的宁夏固原人，每有空闲都要放开嗓门唱上几句，算得上一个“秦腔迷”。同治元年，西北回民起义反抗暴政，董福祥不甘污吏渔民，揭竿而起。民争附之，每列阵前，军必齐吼秦腔，声若雷动，士气因之大振。他拥有十多万起义军，后继其父归降之后，变成了湘军镇压回民起义的向导和悍将，拼命为清王朝卖力。之后，随左宗棠出关，在平复新疆之役和尔后戍守边疆中屡立战功，升为喀什噶尔提督。
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他率领甘军怒吼秦腔，屡屡痛击洋人。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他被指为“要犯”之一，“董乃区区一秦腔戏子，早年又落过草，脑后有反骨，可趁此机会借洋人之手除之。”但后来还是“格外从宽，着既革职”。回到宁夏吴忠，仿紫禁城形状，修建府宅，不事农商，招揽秦腔名角，自养戏班，以秦腔为乐，到死都没有改变这种爱好。
其实，董福祥在前一次拣回了老命。早在他“亦率众乞归款”时，左宗棠怕他日后难以管束，五花大绑，押至中军帐，董福祥昂首挺胸，其势凛凛然不可犯。幕僚有的说干脆杀了，有的说让他再活几年，大家意见不一。其实，左宗棠知道董福祥桀骜不驯，杀意已决。刀斧手解了衣服，松了发辫，双膝跪下来。董福祥目怒裂眦，精气不败，临刑之际，高声唱起秦腔来。
唱的是《斩单童》，操刀者面有惧色。待唱到“雄信本是奇男子”一句时，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令左屠夫咏叹，急忙离座降阶，亲自为董福祥松绑。赐酒，并说：“我为单将军压惊”，收董福祥为副将。董福祥保命得官，缘于秦腔。
今天看来，用这样神奇美妙的故事来讲述演绎秦腔的魅力实在太奢侈了。相信这样的故事的人或许在惊愕之际，便相信了无数类似吼着唱的整体人格韵味。在这里，一声吼并不意味着升官发财、保全性命，而是道出了西北人的悲怆与深情，宣泄了人们对单调生活的反叛。
我们今天失去的不是秦腔艺术，而是丢弃了烘托秦腔艺术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我听过几位当代著名秦腔艺人的演唱，他们在唱时，满口啧腔，不辨字音，但满场掌如雷鸣，丝毫不改变人们对他们的尊敬。有的演出时随意搪塞，落掉几句唱词，囫囵敷衍几个动作。在古代，这种情景是要挨打受骂的。
古人喜好秦腔，也就是在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而现代充盈着铜臭味，让人禁不住翻白眼。
由此，诸多现代人难以想像的奇迹也随之产生。相传一秦腔迷在弥留之际，还要叫人抬床铺去戏院，看到中途会神差鬼使般地翻身起坐。清代著名学者焦循在《花部农谭》中赞许道：“忽聆此快，真乃病顿醒，奇痒得搔，心融意畅，莫可名言。”有人练唱词唱腔，把一个好端端的嗓子都唱坏了；有人边走路边练习程式化的动作，结果掉进悬崖了；有人十岁粉墨登场，年纪轻轻的唱死在戏台上……
最令人惊异的是，清朝乾隆时著名旦角演员樊小惠、姚朱、申祥麟，他们三个人被称为“关中三绝”。姚朱以“恣首绝，绝色”名噪西安古城。当时西安为两川孔道，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宴会频繁，他成为应酬种种宴会的主要艺人。有时几个月难以临场与观众见面。一次他回故乡周至，家乡人得知后，全部出村相迎，致使“遮马首不得前”，到了县城，更是“人盖众，拥门外，渐及堂庑，如堵墙，不能复出。”(清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琐儿》)。
“以艺擅、绝技”影响三秦大地的申祥麟，出身贫寒，自幼酷爱秦腔，后流转于武汉，投身妓院二三年，体验生活，悉心模仿女性动作和生活状态，人称“逢场角艺，姿态横生，精彩之极”。清末秦腔花脸演员四金儿，从小随当地矿工赶驴驮煤，经常夜行山中数十里，以唱戏解闷壮胆，练就一付铁嗓子，每一开口，数百步外都能听到。这些记载，即便打下几成回扣，仍然是十分惊人的。
“演古今事迹，忠自忠，奸自奸，做出来真是庐山面目；指天下迷途，赏是赏，罚是罚，猛省处恍临屋漏神明。”这样的戏台联，展现着国家大事、民族存亡的无限。“闻弦歌之声，贤者亦乐也；见羽施之美，乡人皆好之。”“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焦循《花部农谭》）活络血脉，舒展筋骨，唱来唱去，唱出了一代代憨厚的西北人。
三
每当我们面对高楼、立交桥、高速公路，常常有一种隔阻感，完全不如面对土地、庄稼、传统、历史和发黄的书籍那样自在、踏实、亲切。在秦腔生机勃勃抑或舞台绝迹的岁月，人们的谈吐行止、屋室设计、交际往来，都与秦腔构成和谐，他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孕育着秦腔韵味。
走遍西北，每个县都有秦腔剧团，每个村都有自乐班。一年十二个月，每逢农历正月十五，二月龙抬头，三月清明，四月过会，五月端午，六月六，七月十五，中秋八月，登高九月，十一月一日，腊月五豆，腊八，二十三，村村镇镇锣鼓喧天，粉墨登场。每逢此时，路断人稀，人山人海，观者如堵。还未到开演时间，戏台前早已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有自带板凳的，有直接站着的，更有屁股底下干脆垫两块断砖的，挤肩靠背贴满了高低胖瘦的人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凝眸不动，嘴巴半启，有的口衔烟袋，手却忘记点火，闹哄哄的场面弥漫着旱烟和盐炒瓜子麻子掺和的浓烈气味。
突然间，弦乐声起，锣鼓响起，帘儿一甩，台上现出一位风摆杨柳般、沉鱼落雁、款款的步子被飞舞的裙裾一掩的女子，台下像在水上打了一个漂，小伙子便在黑暗处推推搡搡，坐着的受了挤压，边骂边推往起站，粗鲁脏劣的争吵声从边上溅到场内。
戏是熟戏，剧情早知，感情随着剧情跌宕起伏，爱憎伴着人物命运波澜不已。一折丑角戏，台下欢声雷动，笑声骂声不断；一场“苦戏”，眼圈红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全替古人担忧。
台上吼秦腔，台下哼秦腔；台上演秦腔，台下品秦腔，人山人海，好不热闹。黄河，黄土，大漠，风沙，积淀了秦皇雄风和汉武金戈铁马气势，积淀了生生不息的西北人的苦难与欣悦。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庄稼人爱吼爱看秦腔，他们与天地做伴，和贫困为伍，秋冬春夏，养成了山一样的体魄和情感。只有吼，才能把那情、那苦、那豪气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吼起来，情能感天动地，苦中自成乐趣，豪气直冲云霄。
西北风塑造了男人憨直、豪爽的秉性，生活的重负锻打出汉子们城墙般的脊梁。在烈日下，露着被烤得闪光流油的光膀子，插好犁或放下厚重的大镢头，捧一罐冷水灌进肚里，然后扯开嗓子吼起来，霎时牛儿听得浑身是劲，人也来了精神。
苦难的劳作换来辛苦的日子。沉重的生活和艰辛之中，秦腔赋予人们一种抚慰和寄托。如同骏马般驰骋在西北大地之上，放荡不羁，穿云而过；如同黄河般奔流在西北的大地上，一泻千里，气吞山河；如同西北壮汉粗糙的双手，颤抖着轻抚西北这位母亲的沧桑面庞。
吼秦腔，也就是在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
秦腔，贫困中孕育着激情，沉闷中燃烧烈焰，迎着大风豪迈呐喊，植根于西北这块黄土地上。从《诗经》的《秦风》到南北朝的《陇头流水》，到唐代的边塞诗，到明清时代的民歌，全都流泻着一种豪放奇丽、苍凉悲壮的情调。
花脸高亢激越，释放激情；青衣哀怨委婉，倾诉衷肠。唱词直白朴素，概括押韵，朗朗上口；曲牌回肠荡气，高天流云，幽怨凄楚。梆子锣鼓竹板敲打，惊天动地，摄人心魄；板胡三弦笛子合奏，哀丝豪竹，沁人心脾；道白乡音浓重，迎合百姓口味，在外地人看来可谓食古不化，但它几千年依然回荡在秦陇大地，把历史的沧桑，人生的艰辛，生活的苦难和秦人倔强不屈的性格、善良达观的心态演绎得酣畅淋漓。
秦腔充实了父老乡亲的精神空间，戏里的是非恩怨、情仇爱恨、善恶美丑、忠奸孝逆、贵贱贫富、成败得失不像时下的有些文艺作品那样隐晦曲折，而是通俗易懂、形象具体，歌颂鞭笞旗帜鲜明，能永久留驻在人们的灵魂深处。
人口迁徙与战乱逃荒，商贾贸易与官吏调动，戏班艺人流动与帝王出巡，使国事与家事，柔情与壮怀，英雄传奇或悲剧故事，神话、民间故事和各种公案戏在传承中互相交流与融合。
脖筋凸现，嗓子嘶哑，吼是秦腔的最高境界。演和看宣泄的是一种自豪，生命里涌动的是一种历史的记忆，是西北汉子的豪情直爽，没有曲里拐弯的柔情软语。
吼着唱，跨越了权威，超越了空间。浓缩了天地之正气的吼叫，是西北大地古老生命精神的倾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