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从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留给老百姓的窄窄的缝隙中挤进去，跻身于上层社会，而且被招赘为帝王家的驸马，连陈世美自己也觉得来之不易，想起来都有些后怕。这是千百年来寒门子弟一旦发迹都摆脱不了的心理模式和精神怪病，因此格外珍惜刚刚拥有的荣华富贵。从满眼昏暗的乡下，突然转换成了应接不暇的夭红翠绿；从穷山恶水的山村，转眼成了金碧辉煌的殿宇楼台，这不正是陈世美这种读书人的梦想吗？
他有点晕眩、得意、兴奋，但是伴随而来的是害怕和恐惧。他特别害怕失去这一切。他也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远在穷乡僻壤的爹娘和妻儿，心中有一点越来越淡漠的愧疚和不安。
但是睡在自己身边的公主，那金枝玉叶的一声咳嗽都让他胆战心惊。他的生命随时都在受到逼压，沉重的逼压和眼前的荣华富贵，如一柄双刃剑，两面撕扯着他的心灵。
因此，秦香莲的到来，使他格外惊慌。他想用一点银子将这乡下女人打发得远远的。但这倔强的女人把银子摔在了他的脚下，并且决定向他讨一个说法。
秦香莲这一摔，将陈世美心中已经淡漠的愧疚，扫荡得干干静静，他的心灵扭曲了，于是就叫韩琦追杀秦香莲。
其实，在秦香莲决定千里寻夫的时候，陈世美的命运就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陈世美的命运，验证了千百年来一类贫困出身的读书人的悲剧模式。
人类坚强的道德，进入民主社会以后就渐渐地被改造着，也许对陈世美和秦香莲二人的纠葛所反映出来的感情、婚姻、责任等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作为戏曲表现的当生命遭受逼凌时的反抗精神，却是《铡美案》这出戏经久不衰的所在。
《铡美案》陈旧了吗？我看，只有一双不陈旧的眼睛，拥有健康的体魄，艺术就永远会给我们新的东西。
一个流传了三百多年的历史故事，一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戏曲剧目，事实上，忘恩负义的陈世美与忠贞不移的秦香莲成了中国人爱情生活的参照与是非标准。戏，可以说是演给天真的人看的，是演给人的天真性情看的，是拯救和挽留人的天真的。
戏，可以说是演给不幸的人看的，从戏中人的悲欢看到人的共同苦境和欢乐。生活幸福的人怎么会有过多的天真去关心戏里的人生呢？
四
有人说，《铡美案》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是一个“冤案”。
前些时看到一份资料，说《铡美案》的故事在历史上是真有其人，却无其事。童德伦，耗费十年精力，搜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和民间传说，写成四十万字的专著《陈年谷秘史》。认为历史上并没有陈世美这个人，《铡美案》中的陈世美在生活中的原型，是一个叫陈年谷的人。
陈年谷，湖广均州人，号熟美。生于一六二五年，从小聪颖好学，发愤读书。清顺治八年，陈年谷考取举人，顺治十二年考取进士。政绩突出，陈年谷被封为贵州省思石道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参政。康熙十年后，陈年谷升任户部郎中、侍郎。康熙二十三年携妻告老还乡。
大凡说书唱戏，剧中人出场都有自报家门的习惯。在戏曲《铡美案》中，秦香莲、陈世美都提到自己是湖广均州人氏。湖广，是明代至清初时的一个行省。包括现在的湖北和湖南。均州，就是现在的湖北丹江口市。
清顺治十五年，陈熟美的同窗好友仇梦麟与胡梦蝶从均州到京都找陈熟美求官，被陈熟美讲明道理后婉言拒绝。仇梦麟和胡梦蝶走到河南南阳，正遇上当地上演曲剧《琵琶记》。二人看到戏中所演正是忘恩负义之事，于是计上心来。他们花费银两，请戏班子按自己的意愿，把《琵琶记》的情节加以改造，把戏中忘恩负义的男主人公换成了他们怨恨的陈熟美，编造了一出他们认为赛过《琵琶记》的新戏。
戏的内容差不多，只是把名字换了一下。为掩人耳目，他们不敢用真名，而是把陈熟美变成了陈世美，贪图福贵、杀妻灭子。改编后的《琵琶记》在河南、陕西、湖北一带的演出，引起了观众的同情和共鸣。后来根据观众的愿望，又改编成陈世美让包青天给铡了。于是清代发生的事也就“演绎”到了宋代，戏名变成了《铡美案》。
中国人这点本事是有的，走到哪里就把恶作剧带到哪里，那些恶作剧大多是很精彩的黑色幽默。陈熟美是个官，有点权，但他清正廉洁，对手中的权用的不是太好。老乡、同学平时求见他的人肯定不少。过去接济过你，现在你忘恩负义，不念旧情，这种贪欲和自私，才酿成了这出戏的流传。
作为戏剧中的另一个主人公，陈世美的妻子秦香莲，童德伦先生认为，秦香莲和陈世美都是戏剧人物，是艺术形象。她的生活原型真名叫秦馨莲，是均州六里坪秦家楼人氏。她是陈熟美的第二个妻子。夫妻相敬如宾，白头偕老，根本没有戏剧中所编的那些情节。编戏人为了掩人耳目，把秦馨莲改成秦香莲。我以为，秦香莲直抒胸腔的吟唱，不仅唱出了一个最原始而永恒的文学主题，也唱出了中国妇女性格底层的一个重要情结：引人同情，大快人心。
民间传说是平易朴素的，却并不浅薄，世俗化的情节中透射着坚挺的哲理品格。我们知道了制造这谣言的人又究竟怎么样呢？我们考证了谁是真谁是假又能怎么样呢？但可以肯定，它在长久地流传过程中，充分吸纳了民众的社会体验和感情体验，因而比真实的故事要有社会广泛性。
一般来说，苦读和事业心在历史时代中被人颂扬。但中国的传说，大多是因为功名的诱惑，让你过得不潇洒，给你弄出点风流韵事来，什么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在两性情感的深刻遇合面前却不值得一提。这是《铡美案》的伟大之处。
我相信，人们都最痛恨小人。过去一见面互相谦让，现在身份不同；过去一边听一边唉声叹气，现在真相大白了。但是人们还是默认了，认为这是真的，这种文化现象，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心理方式和生活方式。世上不公平的事太多了。砸场、争论、叫屈、叹息也没有用。然而，这出戏在全国各地、各个剧种继续上演，可见艺术的真实要比生活的真实更容易深入人心；用生活真实跟艺术真实较劲，一般都会费力不讨好。
这些低劣的小人，获得了巨大的鼓舞，他们是一群文化流氓，他们只知道舆论的重要，而且把很大的注意力花费在谣言的制造上、传播上。给别人泼脏水，泼冷水，好好的人只能写下“人言可畏”四个字。
这些小人，竟欺骗了那么多的人。令仇梦麟、胡梦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为泄私怨一时冲动，酿成了一个无可弥补的历史冤案。
五
天不怕，地不怕，当官敢为民做主的黑包公，一手举着乌纱帽，一边喝令“开铡”的包龙图，至今仍在舞台上频频亮相。清如水，明如镜，知民心，通民情，既公正，又廉明，人们称呼他为“包青天”，成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代名词，成了黎民百姓的一种精神支柱，成了让一切恶徒们为之胆战心惊的符咒。
这种审判，是一场灵魂的审判。你看，包拯听了香莲的话，愧愤交加。他宁愿弃官丢职，也要为香莲伸冤。包拯不顾国太与皇姑的阻止，一手摘下头上的乌纱帽喝令开斩！这个贪图荣华富贵，狠心杀妻灭子的陈世美，终于死在铁面无私的包拯的虎头铡下！
正史中的包拯并没有传说的那么神，他任开封府不到两年时间，基本上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也没有断什么有广泛影响的大案。《宋史》说包拯“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因此，人们在看秦香莲，也在寻找现实中渴求的道德品质，也在建设反腐倡廉的正面教材。民众的渴求和这种坚挺品格的碰撞，激起了中国人的共鸣。渴求越是强烈，共鸣越是亢奋，中国老百姓心底的“包公情结”就会生生不息，愈演愈烈。
这种痛苦的祈求，在老百姓的生活空间里是最朴素的评判，随着包拯一声“开铡”，老百姓心底里的情绪也得到了空前的宣泄和释放。因此，陈世美成了“喜新厌旧”“道德败坏”的代名词，以至于今天要是某人被称做是“陈世美”，等于这个人被道德法庭公开判决了无期徒刑。
包公的黑脸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象征着传统社会法律的特殊使命。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象征。灾难临头时，人们往往幻想会有黑脸包拯走过来，给予安慰，给予鼓舞，给予力量；面临艰难困苦时，又往往燃起一线希望，去寻找黑脸包公。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
不过，历史上的包拯确实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世人们的颂扬，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铁面无私”，这是包公的典型特征，也是传统中国法观念中对法律的定性：法律应坚硬、不易变、不受外物影响、不徇私利私情。
包拯在正史上是个“面目清秀、白面长须”的儒雅之士，他主要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清正廉洁，不贪财贿，确断曲直，昭雪冤狱，刚毅正直，惩恶扬善。他也没有铡多少人，只是上了不少奏章，弹劾过不少人。
中国老百姓不知道历史和舞台之间的距离是多么遥远，这中间隔着一代又一代的装点、涂抹、净化和渲染，他们塑造了一个脸谱化的包拯，包拯也成全了他们“清官崇拜”的悲剧心理。
千百年来，人们创造了艺术上的包拯，他足智多谋，生动活泼，有血有肉，既审阳，又审阴，不仅妖魔鬼怪被降伏，连阎王老子也要怕他三分。
纵览千年的包拯形象，是一个不断流传，不断增辉的过程。自宋元到明清，一直到近代，包拯惩恶扬善、解民倒悬、明察善断、彰忠斥奸，成了反腐倡廉的典范、精神文明的榜样。
这实在是一种值得思考的大学问。我想，这种流传的增辉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时代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