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岁月把我的心拉向往事的日子，时光就顺着我的记忆流过来，淤积成喜悦和兴奋的心情，淤积成晶亮晶亮的憧憬。
这是因为，故乡，汇着游子的眼泪，浸饱着慈母的一颗心，是每个人留下第一声啼哭的地方，是一枚生死印章，永远印在游子的心上。我从张家川北上银川辗转到玉门，迁移到新疆哈密的时候，一直怀着这样一种心情。
很久以来，和我差不多的农家子弟先后跳出农门，成为吃“皇粮”一族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说张家川山大沟深条件差，心毒手黑窝里斗，每每这个时候我对这种看法保持沉默。一九九二年，在我大学毕业时，我的可怜父母双亲千里迢迢来做我的工作，无条件地回张家川。回还是不回呢？磅礴的山，浩浩的岭，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锄头，贫瘠的山头上开出了整齐的梯田，起早贪黑地劳作……最大的艰苦连接着最低的收入。憨厚的张家川人面对赤黄赤黄的山丘，面对蔓生摇曳的野草，他们的眼泪流淌在寒山瘦水之间，就像我的双亲对我一样又有什么过高的祈求呢？
说实在话，到今天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轻薄嘲笑这些天底下最老实、最忠厚的农民。但是对我而言，我的生命大抵源于一种能够维持和更新生命的环境。工作两年后的一个早晨，母亲患病住院，我直赴家乡。变了，一切变化都在我的幻想中。和儿时的朋友、大学的校友以及不熟识的坐在一起，共谋家乡发展大计，为家乡做些事。
张家川是一个回族聚居区，它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应该说在回族商业经济和宗教发展史上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巨书。张家川这样告诉我，我的体味、我的感触也这样告诉我。
这一历史注脚是公平合理的。在我翻阅一九八九年《甘肃民族研究》第四期上刊登的《一八八〇—一九〇九年回族商人与中国边境地区的羊毛贸易》一文时，让我吃了一惊，美国人詹姆斯·艾·米尔沃德所记述研究的回族人经营全国羊毛贸易，增添了我的兴致。放下手头活，为家乡做些事的心绪，一直缠绕在我的身上。很长一段时间，我查阅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三百年乃至四百年前，中国西北最大的皮毛市场和零散的皮毛作坊不在天津也不在上海，而竟然在张家川！直到本世纪最后几年里，张家川，仍是西北之首、全国第二的皮毛贸易市场，最大且最拥挤的皮毛货栈大抵都在龙山镇和张川镇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不起眼的街道只不过是因贫困困扰而羞辱低垂头颅的皮毛贩子们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张家川皮毛商人之富，有许多绰号可以作证，在清代至今的全国皮毛贸易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张家川人；与当今打工妹和打工仔相比，穿着破旧憨厚中透出几分精明，肩背挎包，手提蛇皮袋的大多也是张家川人；在全国主要的公路干线上，装着高高的皮毛货物奔驰在公路上的又是张家川人；甚至，家庭手工作坊最多、皮毛产品销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还是张家川人。
按照常规思维，富人的钱财必然是他们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张家川皮毛贸易的发达，第三产业的发展，走出了一条脱贫的新路子，大大提高了所在地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皮毛贩子们都是在千山万水间的收购贩运到加工“一条龙”经营过程中获利的。
半年后，我写了一篇散文《皮毛生意好红火》，电传甘肃日报社，没想到在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经济生活版头版头条刊登。
看来，张家川皮毛商业贸易在我们上一辈人和我们这一辈人的心目中一定是共有的常识。我对张家川的怀恋完全是贯穿自身心灵轨迹的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并不断在生命过程中予以拓行。
二
在一页页陈年的史料间，我很难把他们切实抓住。能够有把握作出判断的只是，张家川商人经商，既不是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又不是由于地理位置的独特便利。他们无一不是经历过一场超越环境、超越自我的严酷搏斗，才一步步走向成功的。
张家川一带，自然条件并不好，也没有太丰盛的物产，但中国近代乃至现代的皮毛贸易的洪流从这里卷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这一带客观环境欠佳。
乾隆《清水县志·灾祥》说张家川“每逢年馑，田地荒芜，人民逃散，吃树叶榆皮草根为生，鬻妻卖子，饿殍载道，甚至发生易子而食、人人相食的惨绝景象”。
左宗棠对回民迁居“近城驿非所宜，近农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令觅水草不乏，川原相间，荒绝无主，各地自成片段者，以便安置”。(《左文襄公全集》卷四十一)
《甘宁青史略》副编卷三做了这样的注脚：“甘肃回族极繁，……其在平凉、化平、固原、海原、张家川一带，为同治乱后安插之陕回。”
读了这些疏疏落落的官方记述，我不禁对张家川回族商人深深地敬佩起来。迁徙于荒僻之地以限制其发展的家乡，土地那么瘠薄，水源那么贫乏，气候那么干燥，怎么办呢？可以你争我夺、蝇营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饥挨饿，可以埋首终身、聊以糊口，当然，也可以为生存所迫，或为狗偷鼠窃，或干脆走入黑道，充当土匪强盗——按照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观，当兵燹战火和天灾人祸夺去无数农民生命的时候，让所有的农民都投入到反抗的滚滚劫难。
但是，在张家川这个自治县，竟然有这么多农民在远离城镇、远离村庄、远离文明的“荒绝无主”的地方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任何一条道路选择。他们饱尝了冻馁的滋味。生存的欲望毕竟压倒一切。为了换衣穿，弄粮吃，他们只能另操旧业；他们不相信不劳而获，却又不愿意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块狭小的泥土上灌溉。他们不愿与黄土高原一起沉寂一起静穆，下决心走出这有形无形的囚禁之地，他们面对环境的恶劣，自然的苦难，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地，试图用一个自己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他们几乎都没有受过教育，却如那山谷的晓岚，如那漫天的黄尘，自觉地融入到儒商并成为儒商的一部分。
他们首先选择的，正是外面的世界好精彩。游牧民族需要大量的茶叶、香料、药材、珍珠、玛瑙来换自己手中的皮毛，期待着一支民间贸易队伍；商事往返的频繁又呼唤着大量旅社、客店、饭店的出现；语言、文化、地理上的障碍，理所当然地免不了需要各种各样的中间人从中为英国、美国、法国购买商周旋……总而言之，只要敢于走出去这块难以割舍的土地，才能理解生命的真正内涵，才能创造出一块生气勃勃的生命空间。从清光绪年间开始，张家川农民本着吃苦耐劳与诚实守信，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外面的世界。
介于中亚和中原文化、地理之间的张家川的回族，在中国羊毛贸易兴旺的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却扮演了中间人这一很重要的角色，但他们受传统的小农意识的支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着简单而又艰辛的流通和交换，这就决定了农业经济与商业经济的脱节是他们经济的传统弊端。同时羊毛贸易给张家川人与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和中国北部其他生产和收购羊毛地区的联系提供了经济利益，甚至在后来的一九一〇年和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软弱无力时，张家川商人曾像中央机构一样控制了全中国的羊毛贸易。
张家川人经商当然不仅仅走西北省区，到后来，他们东西南北几乎无所不往了。由于环境的变迁，战争、团体之间的冲突和政治的不稳定性以及税收制度恢复的冲击，多少张家川人一生都增加了层层负担，他们的身影在一条连接青海和河西走廊的道路上拉长，目所能及之处都是漫无边际的大牧场。因此，为了使贸易成功，不得不自愿地精通一些游牧民族的语言和当地土著居民的土语。经商其间的辛劳和酸楚实在是说不完、道不尽的。他们一旦收购到羊毛，就包装起来，从运输的角度讲，包装了的羊毛运起来很方便。将长纤维的羊毛卷成束后，用柔软的皮子把羊毛包装起来，再用山羊毛制成的绳索，打成六十至七十斤的大包，然后让牲畜驮到收购和运输中心。
准确地审视收购和运输中心的张家川商人角色，我们看到他们所显示的是那种属于交叉变化而又比较复杂的商业活力。这样，在一九二〇年前，为天津外国商行服务的买办在张家川应运而生了。当时龙山、张川二镇就已有十八家皮毛行店，住有做皮毛生意的外省客商一百多人。出现了美国人同天津人合办的“羔记洋行”，英国人同绍兴人合办的“久记洋行”。随后，先后有十余家外商在张家川扎庄经营皮毛，如英商仁记、新太和、怡和、平和四行，俄商古宝财洋行，德商德太、美最时二行，美商慎昌洋行，法商永兴洋行，日商春天藏洋行等。
然后，甘肃地方税收制度的健全和政府对羊毛贸易的控制，羊毛商的营利受到限制，加之盗匪的横行和军阀对商旅的掠夺也就意味着从中国北方和西北将羊毛向东运输的过程中又增加了一层负担。一九一二年，甘肃省财政厅在张家川设皮毛专卖局，派员专办皮毛税收。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公司有选择地首先撤销了天津的安全防卫措施，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之间外国商人从张家川撤离。
外国公司从张家川撤离后，回族商人就成了公司的拥有者和管理者，他们接收了被外国公司摒弃了的羊毛贸易财产，渐渐地，这里的皮毛市场日益繁荣，外省皮毛客商来张家川经营的络绎不绝。
行进在征途中喘气的张家川人，那天际滚过的雷声不正是他们憋了千万年的呐喊吗？那如血的残阳，那遒劲的枝节，那开得正盛的花儿，那咆哮汹涌的浊流泥瀑，正是张家川生命的洗涤。
三
机遇降临到张家川回族商人头上。历史与环境都注定了张家川人要成为商人。
张家川商人的全方位成功，与他们良好的整体素质有关。这种素质，逐渐熏陶培育了张家川人的商业气质。
其一，诚信守信。诚实是经商中第一位的。信，既是一种行为规范，更是一种道德理想，长久以来，不断被我们的列祖列宗们提倡着，实践着，丰富着，早已变成国人世代承传的文化基因。古人云：“信用值千金。”张家川回族商人恪守忠诚不欺、信誉信用的商德。重信用，信誉好，就有了永不枯竭的财源。说到这儿，有人会说“无商不奸”。清代末年中国最大的官商胡雪岩心平气和地说：“多少年来我就弄不懂，士农工商，为啥没有奸士、奸农、奸工，只有奸商？可见得做生意的人的良心，别有讲究，不过要怎么个讲究，我想不明白。现在明白了对朝廷守法，对主顾公平，就是讲良心，就不是奸商！”但张家川人在宗教信仰文化和民族生活习惯的影响下，大多数极端重视个人信誉和社火影响，不管买卖大小、盈利多寡，都把诚信守信放在首要位置。他们制定和阐发了一系列旨在调整人们在商业活动中相互间关系的商业道德思想和道德规范。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诚实经商观，买卖公平观和凭约守信观。由于有宗教力量的约束和推动，商人遵循商业道德规范的心理驱力要比普通人遵循世俗商业道德的心理驱力强烈得多。
诚实守信，使张家川回族商人能很快地打开大局面，深入大场面。为了生计，他们结队成帮，或是父子，或是兄弟，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地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成一种商业大气候。有一商人借了巨款无力偿还，借出的商人便大方地一笔勾销，这样的事情在张家川回族商人间不胜枚举。我爷爷借了一姓王的一笔钱做生意，到头来还不起了，给王爷爷拱手揖让，道了声“色俩目”，说明原因，王爷爷还了声“色俩目”，挥了挥手，就说算了算了。张家川人精明而不算计于人，缺斤短两，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不守信用的事他们一概不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