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勤俭为本。商界如战场，要站稳脚跟，非得任劳任怨，勤俭节约，苦心经营不可。“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张家川人坚信不疑。他们从不乱花一分钱，能省就省。每天出外采购，采得多与少他们总是随身携带，减少开支，降低成本。有一个姓马的在新疆收购了大件羊皮，货重，背不动，而请人是要花些钱的。他动了个脑筋：先放一件在地上，背二件走一截路再放下，回头再背另一件。这样，用走马灯的方式，他硬是把三件羊皮弄回到店里。他说，积水成河，堆土成山，节俭是致富的途径之一。打天下者，大都很节俭。经商更是这样，一滴一滴地积累资金扩大基业。张家川人对一掷千金，玩心跳者，嗤之以鼻。历史就这样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张家川人，他们自己在改造适应中，走出了一条经商的路。
其三，吃苦耐劳。张家川人吃苦的能力既有自然环境磨炼的结果，也有天性遗传的因素，更有文化的熏陶。张承志先生对张家川这样注释道：“张家川所属村镇在地理学上最特殊的特点，在于它们偏离了自然的交通线——地理上的相对隔绝这一特征，直到今天仍然很明显……张家川是一处直至二十世纪结束仍然闭塞的交通死角——它同时偏离了正南的陕甘大通道，偏离了北部山区的翻越六盘山的交通线，与西北各大回族聚居区却隔着干旱不毛的荒山和无水地带。”其实，张家川地处陕甘交通咽喉。在西兰公路、天宝铁路未通之前，是凤翔、西安、宝鸡、汉中、四川、临夏、兰州、平凉、天水、宁夏、西宁、海原、固原各路客商往返必经的要地。
在故乡那种“十年九灾”的环境，为了生存，逼迫人们去适应环境，去忍受各种挫折与困难。而走南闯北的张家川流民商贩，更得适应各种自然环境与生活条件。在困苦中走出的张家川人，他们的韧性与耐力是卓越的，这种父辈的基因，一代一代遗传，而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将张家川人的后代锤炼得更加健壮。
历代君主的压榨、歧视和分化，大半属于穷乡僻壤，生产生活得不到保证，经常以谋求温饱为主，致使回族的知识结构不齐，文化素质不高，同重视经济、善于经商这一特点来比较，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轻视文化教育的倾向，“没有文化同样赚钱”。这种思维激发人们去拼搏，去经营。艰苦卓绝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培养了张家川人强壮的身体和坚强的神经，从而使张家川人有足够的毅力、体力承担起艰辛、困苦的重担。
吃苦耐劳的精神造就了张家川人务实肯干的民风。张家川人从不图虚名，而是注重实效。他们深入草原牧区，跋涉山区高原，哪里有皮毛，就往那里去。这一来少则一月半旬，多则一年半载才能回家。“敢爬鸟儿飞不过的山，敢趟虫豸不敢走的地”。我想，无人不商，无人不农的张家川人，大抵与隐蔽的厚重的苦难有关，这是一切现实给予我的直觉。
其四，谋略有方。张家川人本身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和苦行僧，因此经商时胆大富于冒险，目光远大。整个中国版图都在视野之内，谈论天南海北就像谈论街坊邻里，这种在地缘空间上的心理优势，使张家川人最能发现各个地区在贸易上的潜力和障碍，然后像虔诚的宗教徒一样一番不拉，认真做来。
你看，从明初起，明朝政府先后在河州、洮州、秦州等地设茶马司，张家川人反应极快，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在茶马互市中，或贩马，或贩茶，有些还成为茶马交易的世家。在明朝，张家川形成了著名的回回皮毛集散场所。在清乾隆年间，皮毛市场每逢集日，买卖成交额一般在十万银元以上。又如，张家川人抓住满清统治者来自东北地区，冬季时尚穿皮毛衣服，汉族贵族、官僚和商人相继仿效，都以身着皮衣为尊贵，为时髦。有钱人家大量收藏裘皮，并以皮毛裘衣的种类多而显家财富有。社会上盛行皮货，张家川人加紧制作各种皮革，并将皮货销往北京、上海、汉口、山西、四川等地。销售后由四川购进川线、丝线、川缎、食糖、松州大菜；从上海购进苏、杭绸缎、百货；从北京购进民族特需品，著名的黑珊瑚、琥珀、玉翠、药品等，运到张家川销售。久而久之，全国的皮毛业便越来越多地被张家川人所控制。可见张家川人始终凝视着全国皮毛大格局。人们常说回族人精明，正由于他们具备开阔的视野，敏锐的目光，市场经济意识浓厚。
上述几个方面，我想已经描述出了张家川人的商业精神。他们在不太长久的羊毛贸易中，起了顺水推舟作用。牢牢的经济纽带，把回汉关系带上了历史轨道。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回族羊毛商，回族商队及回族船夫通过羊毛贸易以其强有力的经济实力立足于中国社会，同时，在一捆捆皮毛按路线运到市场后，张家川的回族还肩负着眼于向东向西弘扬伊斯兰教的任务。
然而，一切总结概括带有人为的痕迹和烙印，实际上，只需往深处窥探，张家川人的人格结构中还有其不协调的一面，他们人数再多，在整个中国还是一个稀罕的部落；他们的商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狭窄的民间贸易。他们奋斗了挣扎了几个世纪，还是那种自然的经济规律。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严密的历史思维，精微的学术头脑似乎一直在躲避着他们。他们有力地被历史证实，但现实离他们太远。
他们的经营活动未摆脱传统方式的束缚，范围小，形式小，代代辈辈从事简单的商品交换。城镇多为小摊贩，从事小本经营的商业活动主要以调剂余缺为内容，贱买贵卖为手段，赚取微利为目的。有句形象地说法，过去靠“两把刀”谋生：即开小饭铺，买小吃，耍切菜刀；买牛羊肉，刷宰牛刀。现在，在城市开个牛肉面饭馆。一句话，说白了，是自给自足为基础的个体商业经营方式在作祟。自然经济和商业经济互通有无，经济发展的低水平与较发达的商业经济并存，他们只能靠赚取微弱的利润而生存，但生存的代价又是缺少以商带工的派头，他们也就无法步入大商业的套路，也就无法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商业流通网络。
是历史，是时代，是环境，是宗教，使这些张家川人没有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一群衣服褴褛的强人，一拔文化贫乏法律平平的商人，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能掌控自己的富豪。他们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在农村。他们能在前后左右找到的参照物只有旧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们的人生规范中不得不融化进大量中国式的封建宗教色彩。
当他们成功发迹而执掌一门户时，封建家长制的权威和宗教的神圣是他们一生追求的归宿。在我看来，这一切，正是张家川回族商人在风光几百年后稳定存在一成不变的内在原因。因为这是在宗教的庇护下自生发展的久攻不破的小农意识。因此，富起来的张家川人也并非一下子迈入了文明社会，他们要突破自己建立起来的民间贸易的圈子还要有一番努力的。历史具有承继性，张家川人这些年生意人多了，读书人少了，教育未被人重视，他们开始后悔，建学校，尊师倡学，张家川人要用钱来买回文化，买回未来。
掷笔窥窗，漠风呼啸。写到此我已知道，我所掌握的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座落于黄土高原崇山深壑的张家川，却远远超越了张家川。由这里衍生的一切，应该同在大西北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的一样，人应该习惯一种淡漠。
四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把张家川商人稳定生存的原因，全然归之于他们自身，这里面有其深刻的巨大的社会历史原因。
回族的形成过程与其他民族有下列显著特点，没有经历采集经济、渔猎经济、游牧经济和以后的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早期一般民族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是在封建社会中期商品货币关系比较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是在中国三次社会大分工早已发生后的社会大循环中形成的。一般民族在形成和发展时的生存空间，是由山地、草原等经济文化稀疏区向平原和城邑发展、扩大的，而回族在形成和发展时生存空间则是由沿海或全国的政治、商业中心城市向一般城市、县镇和农村发展、扩大的。回族在形成时逐渐采用了汉语言作为民族语言。因此，回族经商的便捷条件便跃然纸上。它不会因市场重心的挪移更不会动摇已把自己的活动网络遍布全国各地的张家川行店，更何况庞大的张家川皮毛贩子们历来有随机应变的本事，它的领袖人物和决策者们长期驻足上海、天津、南京、汉口、重庆、成都，一心只想适应潮流。
说实话，中国一直处于动静黏合的缝隙之间，积数几百年经商经验的张家川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继续活跃下去的余地是很大的。因为他们是经历坎坷最多的人。即使到了今天，他们的商业精神和中国的商业文明源出一辙，没有突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换言之，张家川人靠皮毛贸易迈向现代文明，又必须用现代的经济观念，打破小农经济的束缚，否则，他们永远摆脱不了套在自己身上的小商人气，永远会被人视作“暴发户”。
那么，是什么促使张家川人经商具有整体性呢？
我认为，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民族仇杀，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营造了张家川商人。
先是清代回民大起义。这场力量极为悬殊的恶战，历时二百多年，几乎贯穿整个清王朝。一代又一代的教民，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子子孙孙，前赴后继，牺牲累计达五十余万人。
我相信历史已对清政府和刽子手和坤、阿桂直至屠夫左宗棠作了定论。回族历时十一年的反清起义，清政府血腥镇压，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遭到严重破坏。我们都熟悉的南泥湾，原来是回族居住的地方，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生产和经济十分繁荣。左宗棠率兵大肆烧杀，使南泥湾变成了野草丛生、荆棘遍野、人迹稀少、野兽出没的荒凉之地。之后强制性地进行空前的大迁徙。把原先居住在八百里秦川和银川平原富饶之地的回民，全部迁往山区贫瘠处安身。
左宗棠在同治八年叙述甘肃东部的情形说：“平、庆、泾、固之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自是甘、凉、安、肃一带无回族聚处”。《平定关陇纪略》一书中说：“死者既暴骨如莽，生者复转徙之他。蝗旱继之，疠疫又继之，浩劫之余，孑遗有几？方是时，千里萧条，弥望焦土”。
左宗棠一八七七年镇压回民之后，将陕西境内的九千八百多回民囚禁在泾源县内……所有这些，都是一种灭绝种族、贻害子孙的暴行。等等。
所迁之地皆山大沟深、地理环境相对复杂，耕地稀少，土层极浅，土壤瘠薄，相当部分不具备基本的生存条件。
封闭，阻隔了文明气息的渗透；贫穷，把人的欲望压缩在生存线上。历史和自然的原因，使人们很想冲出贫困的桎梏。张家川人经过休养生息，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一八八四年前后，国内羊毛出口成倍地增长，张家川的龙山、张川两地又以皮毛集散地闻名西北各省。这证明，人民站在那一垅垅通向远方地平线的土地上，强烈感到的是精神的顿挫。当人民想追求更好的生活，想走出现状的欲望萎缩，乃至泯灭的时候，才是最可怕的。也就是说，人民的生活欲望、生存欲望伴随着希冀和痛苦，才构成了创造生活的冲动。就像劳动使人猿揖别，给了人类智慧，使人类走向富庶和文明。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四处横行的盗匪，逃窜的散兵游勇使中国羊毛贸易陷于瘫痪。一九二四年，马仲英攻占河州，导致西北许多羊毛商纷纷破产。再加上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西北连续干旱，军队横征暴敛，使皮毛贸易日落西山了。从而使张家川人将养畜和制革、皮毛加工作为自己的副业，只能是小范围的，而这些只能在空闲时间里进行。日后专业化的生产如雨后竹笋般增长起来。一九二〇年前后，龙山、张川两地开设的皮毛作坊已有十余家，一九三九年发展到五十八家。当时，除天津、上海、武汉、成都、重庆等地的皮毛商在这里设店经营外，还有英法美等国的皮毛商也在这里设立办事处或“洋行”经销皮毛。可惜好景不长，纷纷撤走。
社会的频繁动荡，知识的极度贫乏，张家川人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束缚下，生产的产品绝大部分满足了自己的消费，未能在社会经济大循环中更多地实现其商品的价值，当然也很难通过参与社会经济循环带动收入的快速增长，更未能创建张家川人创建过的世纪性繁华。
五
恶劣的自然条件使人们难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财富的积聚微薄而又艰辛。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地区间难以交往，使商品不易流通，信息传递困难。
社会的封闭性和自然经济的束缚，严重地阻碍了人们观念的更新，使人们的观念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而观念的落后又势必限制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素质不能提高，经济就自然难以快速发展。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恶性循环的过程。
张家川，需要的是知识的传播，文明的渗透。只有当人们对文化渴求时，渴求更好命运的欲望真正振作起来的时候，张家川或许还是能在现代历史上留下痕迹。
张家川人能否蓦然回首，自我反思，跳出思想怪圈，是张家川生命力能否持久的关键。张家川人，是跳出井，告别坐井观天的时候了。
张家川不是张家川人的张家川！
张家川又是张家川人的张家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