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有好多人不知道战马在古代战争中的贡献，这实在是不应该的。我惊奇地发现，战马向来是争雄天下最重要的战争资源，在一九八五年全军精简整编中，军队统帅不像古人那样，在史册、奏折里深感战马的重要性，而是洞察世界风云，权衡利弊，做出了撤销骑兵部队的命令。当撤销骑兵部队的命令下达后，一支骑兵连队的官兵联名给上级写信，要求保留一点骑兵的种子。请愿信逐级上递，终于赢得了一道来自总部的富于情感色彩的命令：保留骑兵连。从此，拥有几千年辉煌历史的骑兵，作为一个兵种被取消，战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再也见不到它们纵横驰骋的英姿。
在战争层面上，战马这个与战争相伴相生的精灵，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战马，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逐渐被人们遗忘了。这并不是我们要否定战马的历史功绩，而是历史车轮前进的必然。这种必然引起了人们情感上的难舍难忘，《黄河大合唱》、《战马奔腾》、《最后的骑兵》等优秀的文艺作品，把骑兵的赫赫战功、战马的汗马功劳表现得让人感动不已，使我们感觉到一种自豪和惋惜。但是，如果让这些优秀的艺术作品来替代现代人对战马的理性判断，实在有些轻率了。
一切精神传统都是注定要传承的，不会轻易从舞台上引退。在“百万大裁军”中，全军象征性地保留了两个骑兵营和几个骑兵连，以适应西部边防特殊自然环境的戍边需要，担负影视片拍摄和参加民族地区重大庆典礼仪等任务，向我们展示这一古老兵种的独特风貌。这带有一种文物保护性质的遗留，长久地铭刻在战争史册里。
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最珍贵、最感人、最离不开的动物是马。从春秋战国时期的七雄争霸到成吉思汗一统中原，从檀溪跃马到昭陵六骏，战马战功赫赫，一直紧紧伴随着中华文明史。为了国家安宁，一代代雄主整军经武，发展马政，饲养战马，壮大骑兵，调整部署，组织出兵，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造就了无数中国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社会民众的独特心态，成为中华民族在群体人格上的一种内在烙印。无论是在荒凉古道奔腾的足迹，还是在大漠边关驰骋沙场的嘶鸣，这种动感总是有的。
于是，天地广阔的华夏大地，是马和文化的互动生成，马的丰富文化底蕴渗透到中国文化史的各个领域，哲学、政治、军事、文学、诗歌、寓言、神话、民俗、成语、典故，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一下子成了许多智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化工作者审视的对象，他们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改良、描写。人们对着它，同甘苦，想人生，论成败，思生死，知使命，共荣辱。因此，千古烟波浩荡，气吞万里河山。
中国古代战争的航船，永远记载战马这个词；历史前进的车轮，始终伴有战马的奔腾。战马，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听惯了兵器相接的声音。没有了金戈铁马，也成就不了一代代伟业霸主；没有了立马横刀，也定格不出一个个战争英雄。
战马既然作为一个完整的武器装备存在过几千年，它的功绩灿烂无比。只要认识汉字，稍作整理，令人热血沸腾的熟悉和令人激动不已的陌生，总能点燃我们心中枯萎的幻想火苗。因此，翻开画卷，立刻被一幅幅宏伟壮观的战马图景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住了我的心灵。
二
我们可以深情地设想，如果人类没有马，世界将变得怎么样？这实在是一个无法想像的事情。在古代，不管是田间躬耕还是大漠疆场，不管是布衣百姓还是帝王将相，如果离开了马，那将是另一番景象了。一个无法比拟的事实是，战马作为战争的重要工具，在古代有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
马最早应用于战车。在骑兵出现之前，战车是军队中唯一的快速机动力量。战车和车战，从夏商周伊始，到春秋战国车战已进入鼎盛时期。“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因此，战车是贵族田猎的工具，马车是宗教信仰的工具。伟大的屈原曾把车战写进了《国殇》，以祭奠那些战死将士的亡灵。驾车的战马，冲击奔驰，转弯回旋，前进后退，直接关系着战争的胜负。帝王及统帅们不仅战时乘车，平时出巡、检阅也喜欢端坐在装饰得庄严华贵的战车中，指点江山，发号施令，前呼后拥，煞是威风。
由此，产生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中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诗经》中有多篇赞美战车的诗歌。战车的数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力军力大小和强弱的重要标志。公元前五二九年，晋国举行了一次大阅兵，列阵战车四千乘，数量是武王伐纣时的十倍以上。在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战中，就动用了三百乘战车。
战国，是骑兵蓬勃发展的时代。各国不仅建立了骑兵部队，形成了较完善的骑兵编制，而且产生了一些骑兵作战战术。在战国“七雄”中，拥有骑兵最多的秦、楚、赵，各有战马万骑。在两军对垒中，战车虽然有许多优点，但常常受到地形的限制，遇到山林泽薮、坎坷不平地域，它的威力就大减，甚至寸步难行。公元前五四一年，晋将魏舒的战车部队与少数民族的步兵作战，遇险受阻，被迫弃车就步。随着战争地域的扩大，战争激烈程度的提高，要求一种既能保持战车的机动性，又能避免战车缺陷的新的作战手段。就在这种情势下，驾马从车辆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一个崭新的兵种应运而生了，这便是骑兵。
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车和马并行或交替使用，马还只是一种代步工具，而“骑”和“射”结合起来，较早的当属赵武灵王。赵国靠近楼烦、林胡、东胡等游牧民族，在交锋中，修长城“以墙制订”，但这些游牧民族时常纵骑跨马，劫掠滋扰边境。赵武灵王在血泊中再度审视历史，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改革。于是，脍炙人口的“胡服骑射”得以施行，组建一支和游牧民族骑兵抗衡的强大骑兵部队。两年后，在平旷的原野上，赵国骑兵纵马挥剑，白刃拼杀，大地在马蹄敲击下颤抖倾斜，训练有素、行动迅疾、机动灵活的骑兵，先击败了中山国，又降服了楼烦、东胡、林胡，李牧用万余骑配合步车兵大破匈奴歼敌十余万。梁启超先生对赵武灵王和他的胡服骑射进行过深入的系统研究，誉赵武灵王是中国“黄帝之后第一伟人”。
看来，骑兵作为一个崭新的兵种，踏上了军事斗争的历史舞台。从此，战马驰骋在滚滚历史尘埃中，声声嘶鸣，穿越亘古，回荡在华夏大地。孙膑总结了骑兵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散击敌；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道，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击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高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一句话，冷兵器时代，没有强大的骑兵是不可能成为军事强国的。
秦民族一直都是既善牧马又善御马的一个民族。秦惠王时期，秦国已是“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长平之战是《史记》中唯一一场记载比较详细的战役。公元前二六〇年，秦军和强大的老对手赵军在长平决战，战争持续了整整两年时间。司马迁写到，当双方僵持，久攻不下的时候，秦军出动了精锐骑兵，把赵军一分为二进行消灭。在司马迁的笔下，秦军是残暴的化身。在另一部历史文献《战国策》中，当时有人这样描述战场上的秦军：他们胳膊下夹着俘虏、身上挂着人头，追杀逃跑的对手。史书中的秦军离野蛮只有一步之遥。难道是残暴和野蛮造就了这些强悍的士兵吗？
千百年来，秦军，这支强大的军队，一直是个令人费解的谜团。直到二千多年后，几个陕西农民的意外发现震惊了整个世界。在秦始皇兵马俑坑，考古人员发现了秦军的战马。专家测量了一百多匹陶土战马的身高，惊奇地发现：所有的战马高度都统一为一百三十三厘米。史书上说：秦军选择战马的第一个条件是马的高度必须达到五尺八寸，五尺八寸正好是今天的一百三十三厘米。现在看来，秦人对战马的选择十分严格。
不管是驾车战马，还是乘骑战马，都在兵马俑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据统计，一号坑战车三十九辆，驾车战马一百五十九匹；二号坑战车八十九辆，驾车战马三百五十六匹，骑兵乘骑战马一百一十六匹；三号坑战车一辆，驾车战马四匹。三个坑共计驾车战马五百一十六匹，乘骑战马一百一十六匹，这六百三十二匹数量可观的秦代战马，集中在一起，可以想像这是一支多么壮观的战马队伍。秦皇统一六国，战马立下了赫赫战功。
骑马是一件十分辛苦的事。我在草原上骑过几次马，每次都战战兢兢，担心会掉下来。现在电视剧中脚蹬马镫，挥洒自如，其实在秦汉还没有马镫，将士只能用双腿夹紧马身，当马飞奔或腾越时，不是现在一般人能驾驭了的。秦人和匈奴就这样周旋了几百年，秦始皇吞并天下后，他觉得匈奴虎视眈眈，天下仍不安全。结果，文明和野蛮的差别，使这个王朝很快摇摇欲坠。
三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唐代大诗人杜甫《兵车行》描写唐玄宗天宝年间大军出征的情景。在汉代，也是在长安这个地方，这种情景是经常有的。征夫与家人生离死别，离别场面苍凉悲壮。号哭之声，响遏行云，大哭如吼，肝肠寸断。
骑兵可以毁掉一个王国、一个民族；骑兵可以创造一个帝国，又能造就一个民族。匈奴人穿着皮甲，从小生长在马背上，长于骑射，马术精良，射术奇佳。楚汉战争时期，匈奴出现一个杰出的单于，他就是冒顿单于。冒顿统一了中原北方的各个民族，南越长城，把蒙恬收复的河南地四十四郡又全部夺了回去，对刚建立的西汉王朝构成了威胁，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万”。
西汉初期，国力衰弱，百业凋零，连皇帝出行都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将相出行只好坐坐牛车。翦伯赞先生说：“当汉高祖削平天下、统一中原、得意洋洋、击筑高歌之时，四周诸种族已经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得水泄不通了……这些蛮族中，最成为中原种族之威胁的是北方的匈奴。因为他们具有强大的武装，而又接近中原种族政权的中心。”
历史有时需要战马驰骋疆场，有时也需要红粉佳人泪洒另一个战场。和亲政策成了锦囊妙计，于是被挑选出来的美貌公主踏上了泪水涟涟之路，远嫁异乡，柔弱的肩头担当起过于沉重的国家使命。与和亲政策同步的，是抓紧修建长城。这项浩大工程，从嘉峪关到山海关，从沙漠到海滨，是世界上最宏伟、最长的围墙。依托长城防御战斗力最强的兵种——骑兵，这种“以墙制订”的策略，好像把危险挡在围墙外了，天子可以高枕无忧了，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但毕竟是一种被动的防御思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有人说，战马成为汉朝和匈奴胜败的主角，我赞同这种观点。战争智慧和出色战马都需要人来驾驭，这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希望之火，使无数人才群情激动，接受竞争和挑战。国家和广大民众之间产生了一种空前的战前气氛。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十六岁登基，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汉武帝时代，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最值得自豪和展示的伟大时代之一。汉武帝认识到，匈奴骑兵凭借对内地的弧形包围，东西呼应，往来，使汉军穷于应付。要想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就必须在西域寻找盟友，对匈奴进行反夹击。于是，汉武帝利用几十年的战略机遇期，派张骞出使西域，选拔适应指挥骑兵作战的年轻将领，依靠强大的骑兵部队实施主动出击，“以器制订”，对匈奴实施战略骑兵军团的远程奔袭、追击战。
攻占河西，设置河西四郡，修筑长城，移民屯田，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这一举措改变了双方的战略态势。河西走廊如同一把长剑，突破了匈奴对内地的包围，隔断了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联络。取得经验西域的通道和基地，使汉王朝由劣势转为优势。
汉武帝在对匈奴发动总攻前养了三十万匹战马，其中最好的战马是用小米喂养的。当时一匹战马究竟值多少钱呢？在《通鉴纪事本末》中记载，公元一一一年冬季，为了对付西羌的叛军，怀县县令虞诩建议中郎将任尚让各郡民兵复员，代价是每人缴纳数千钱，每二十人缴纳的钱共买一匹战马。如果以每人缴纳三千铜钱计算，一匹战马价值六万铜钱。公元前一二〇年卫青、霍去病率精骑十万，私负从马十四万匹，兵分两路，深入漠北击匈奴，损失战马十多万匹。有人算过这样一本账，以战前一匹母马价格二十万计算，普通的公马最少三十万，而战马的价格更是倍数，光战马的费用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这次战役，汉朝战马损失殆尽，以后十几年无力向匈奴用兵。
汉武帝发动的八次对匈奴的战争，六次使用骑兵，两次虽然有战车，但没有投入战斗，战车被赶下战争舞台。公元前一一九年，卫青和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及数十万步兵和运输人员北伐匈奴，卫青只用战车筑成防御寨栅，用五千名骑兵出击。
战马的铁蹄，使匈奴失去水草丰盛、气候温和的河南、阴山和河西两大基地，远涉漠北苦寒之地，人畜锐减，开始走向衰落。
一代雄主汉武帝，凡事都是大手笔。张骞出使西域，在给汉武帝的报告中，称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并说最好的马在大宛贰师城。汉武帝听了夜不能寐，一心想得到名马，特意铸了一匹金马，命令使者送到大宛国，想用金马换一匹汗血宝马，遭到了拒绝，汉使在归途中被杀。汉武帝十分生气，派李广利率师两次出征大宛，带回了大宛马。武帝看到这些马高大雄壮，奔跑迅速，十分高兴，赐名“天马”，信手写下了《西极天马歌》：
天马来兮从西极，
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
涉流沙兮四夷服。
这首《西极天马歌》，后来一直列为汉《郊祀歌》十九章之一。汗血马体格健壮，姿态优美，走山路如履平地，过大河犹如蛟龙。这种马血管外张，奔跑流汗时看似流血，故称汗血马。这些马头小而英俊，颈长而弯曲，胸围宽厚，躯干粗实，四肢修长，臀尻圆壮，这些引进的骏马，使汉马的体质、性能乃至形貌都大为改观。以前那种体矮颈粗、四肢较短但双耳较大的形象，逐渐为体态矫健的“天马”型骏马所代替。这场付出了十多万人的生命和无数战马、粮食等惨重代价的战争，搞得国库空虚，天下骚动。汉武帝的这个举动，被伟大的司马迁骂得一无是处，简直就是满足声色犬马之好，典型的玩物丧志、劳民伤财。
恩格斯说：“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种。”中国封建社会漫长，战马的马蹄把壮阔的华夏文明引向毁灭和安宁。《突厥语大词典》里写道：
战马奔驰，
四蹄迸发火花，
点燃枯草，
草原在燃烧。
于是，战马留下了历史的强蛮。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