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韵生动的喜剧
莎士比亚的戏剧，不仅把雄浑悲壮的悲剧之美，发挥到了酣畅淋漓的地步，而且也把风趣活泼的喜剧之美，引向了气韵生动的新境界。
《请君入瓮》剧照恩格斯对莎士比亚的喜剧评价很高，他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单是《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单是那个兰斯和他的狗克莱勃就比全部德国喜剧加在一起更具有价值。莎士比亚往往采取大刀阔斧的手法来急速收场，从而减少实际上相当无聊但又不可避免的废话”。
在《错误的喜剧》中，莎士比亚充分利用巧合这一喜剧手法，制造出层出不穷的笑料，令人捧腹。一对早年离分的孪生兄弟，各自带着一个仆人，而他们两兄弟的仆人，也恰巧是一对孪生兄弟。于是。4个人两种相貌，此一个是彼一个的镜子，这一人是那一人的模子，凑在一起的时候，便闹出了很多误会。主人因认错了仆人而把事情搞得颠三倒四，妻子因认错了丈夫而把事情弄得阴错阳差，两个仆人一会张冠李戴，代人受过，一会儿又忙中添乱，错上加错。经过好一番周折，人们才弄清了对错，两对离散的兄弟也喜获团聚。
喜剧《仲夏夜之梦》的故事发生在夜幕覆盖下的森林中，在这里，连薄薄的雾霭，都仿佛渗透着爱的气息，天上人间，共同谱写出一支爱的梦幻曲。
剧中，两个青年人拉山德和狄米特律斯，都爱恋着美丽的姑娘赫米亚，而赫米亚心中却只爱拉山德，因为父亲逼她嫁给狄米特律斯，为了冲破阻挠，她决定与情人在林中相会，然后私奔。这件事被单恋着狄米特律斯的姑娘海米娜知道，她透露了消息，于是，4个年轻人便都闯入了森林。
茂密的森林中还同时发生着其他的故事：一群城里来的工匠正在排练一个小戏，而仙王和仙后以及小精灵迫克，也在林中游弋。仙王为了惩罚与自己闹别扭的仙后，让迫克采来一种花汁，这种花汁有一种奇特的魔力：涂于某人闭合的眼睛上之后，一旦睁眼，此人便会发狂地爱上第一眼所见到的东西。由于迫克的恶作剧，仙后爱上了变作驴子的工匠，而深爱赫米亚的拉山德，反而对海米娜大献殷勤。仙王发现了事情的错乱，立即更正：仙后和拉山德相继清醒，工匠也恢复了真身，赫米亚保有着拉山德的爱情，而狄米特律斯则发现自己深切地爱着的，原来就是海米娜。林中的人和仙都觉得自己好像是做了一场奇怪的梦。
这个喜剧情节丰富，妙趣横生，具有浪漫的梦幻情调和清新活跃的气韵。
想想看，让美丽的仙中皇后爱上一只愚蠢粗笨的毛驴，让一个普普通通的工匠突然间可以随心所欲，让一个被失恋折磨得凄凄惨惨的姑娘一下子心想事成，这样的美事到哪里去寻呢？然而，莎士比亚却借助他手中喜剧的魔棒，创造出了这一连串的奇迹，岂不美妙复有趣？
如果说《错误的喜剧》和《仲夏夜之梦》饱含着欢娱之情，那么《威尼斯商人》则充满着智慧之思。
《威尼斯商人》既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谊，也表现了贪婪，狡诈、残酷与无私、机智，仁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剧中，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朋友巴萨尼奥成婚，向犹太高利贷者夏洛克借下重金。而心怀妒恨的夏洛克，假意不向安东尼奥收取利息，却提出了一个奇特的偿还条件：即假使安东尼奥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偿清债务，他就要从其身上割下一磅肉来。
《维罗纳二绅士》剧照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安东尼奥的商船逾期未归，致使他无法按期还债。而幸灾乐祸的夏洛克则磨刀霍霍，准备从他身上割肉。在此危急时刻，巴萨尼奥的未婚妻波希雅赶来，她扮作律师出庭断案，以自己的聪敏和智慧，巧妙地将自以为胜券在握的夏洛克，引向作茧自缚的僵局。她判定，夏洛克可以从安东尼奥的身上割肉抵债，但必须有一个不能违背的条件，即仅仅割下一磅肉，既不能多，也不能少：既不能出血，也不能危及性命。夏洛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按照波希雅的条件割肉，于是，只好垂头丧气地认输。
《第十二夜》剧照把最有趣味和最有戏剧效果的民间故事，巧妙地融入戏剧中，使其与整个剧情浑然天成，这是莎士比亚戏剧惯常采用的手法。如在巴萨尼奥和波希雅的爱情之中，融入了从金、银、铅三个盒子中抽签求偶的故事，以聪慧美丽的波希雅的名字。恰恰藏于朴实无华的铅瓶中的事例，说明真正的爱情并不一定具有华美的外表。在故事的主线之外，还交织着一些复线，如夏洛克自己的女儿与基督教青年罗伦左产生了爱情，为逃避父亲的阻挠，他俩毅然私奔。这些合理成分的加入，使得一出令人嬉笑的喜剧当中，蕴含了丰富深厚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剧中人也不是概念化和简单化的，而是充满了内在的心理矛盾和鲜明个性，甚至连其不近情理的举动，也隐含着合乎逻辑的心理动机。对于夏洛克这个人物，作者不是站在种族主义立场上来谴责他，而是写出了造成这个人物贪欲心理与报复行为的社会原因，正如夏洛克自己所说，“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犹太人没有手吗……你们刺我们，我们不流血吗……你们损害我们，难道我们不应当报复吗？”然而盲目的以血还血的作法，也是莎士比亚所痛恨和谴责的。因此，他让夏洛克的报复以失败收场，否定了他企图把快感建立在残忍基础上的作法，嘲笑他这种企图本身就是一种可耻和虚妄。
在悲剧和喜剧创作方面，莎士比亚显示了过人的才华，使这两种戏剧体裁结束了中世纪以来低迷萎顿的存在局面，接续了欧洲早期戏剧即古希腊和罗马时期戏剧的光荣传统，并以他富有激情的艺术创作力加以发展和提升，使之进入到一个成熟与完备的阶段。
波澜壮阔的历史剧
在历史剧创作方面，莎士比亚以他人文主义者明敏的目光，以他对历史事件清晰的辨析力和深刻的洞察力，写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
在莎士比亚最初的创作活动中，历史剧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与当时盛行的戏剧潮流有关，也与他个人对英国社会的密切关注有关。
在16世纪90年代，英国的王权统治虽然比较稳固，但这并意味着没有危机的存在，由于王位继承的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发生在一二百年前的内战非剧，有可能卷土重来。莎士比亚不是一位高蹈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剧作家，他曾经在戏剧中借助剧中人之口，说出了对于戏剧的看法：“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主要反映英国的封建纷争，除《约翰王》写13世纪的历史而外，其余的历史剧所表现的内容，均为发生在14至15世纪百余年间的重大史实。在这些剧作中，除《亨利五世》歌颂了一位开明君主的文治武功之外，其余多为抨击政治野心家阴谋篡位，致使国家陷入危亡之中。
《亨利六世》是一部煌煌大作，全剧分上，中，下三部，写这位君主执政期间，王室与贵族的纷争和历史的混乱局面。上部写英、法战争中，由于贵族阶级相互之间钩心斗角，矛盾重重，致使人心涣散，英国在战争中失利。中部写国内贵族争权夺势，致使民怨沸腾，内乱频仍。下部写封建势力的争斗，遂有“红白玫瑰战争”的发生，战乱中，自玫瑰贵族集团占了上风，而属于红玫瑰贵族集团的国王，则被人杀死。
剧中的亨利六世，被写成一个昏庸愚蠢、软弱无能的人，对外不足以保卫疆土，重振国威，对内则不足以制止内讧，治理朝政；是个可怜、可气复可悲的人物。
《理查三世》接续着《亨利六世》的历史背景，写白玫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爱德华篡夺王位之后，不久便死去。同族贵族理查用卑鄙无耻的血腥手段，将6个有希望继承王位的人选，排挤出局，然而在他登上王位后，自己也很快被敌党所杀。取之于不义的王权，必失之于不义，正所谓“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莎士比亚通过历史上真实的一幕，谴责了玩弄权术、利欲熏心的人，又通过他们可悲的下场，悲叹人类在世俗功利面前的贪婪心理，在这种心理支配下的凶残与狠毒，必将为他人和自己造成悲剧。这是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留给后人的沉重启示。
《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部）与《亨利五世》这三部历史剧，所反映的历史时序是连贯一致的，写理查二世优柔寡断，听信谗言，不能维持各贵族阶级间利益的平衡，以致被他的堂弟赶下台去。这位堂弟坐上王位，被称为亨利四世，然而由于他不是王权的合法继承者，因此心里不免惴惴不安。他虽有一些治国之策，平息了两次贵族叛乱，但无奈其子与市井流氓为伍，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这使他老境堪怜，郁郁寡欢。后来，他的儿子浪子回头，即位为亨利五世之后，发奋图强，对外英勇善战。一举夺回了被法国人占去的领地，也通过此举，有效地解决了国内的矛盾。
在亨利五世身上，莎士比亚寄托了人文主义者对开明君主的美好期望。
西班牙戏剧的黄金时代
关于西班牙戏剧的起源，史料没有详细的记载，大约到了中世纪以后，以宣传基督教教义为目的的宗教剧比较盛行，这显示着西班牙戏剧的成型。当时每逢节日，教堂内外人头攒动，人们争相目睹宗教剧的演出。这些剧目的内容，多表现圣经故事，圣徒事迹和宗教奇迹。教会和宫廷在倡导宗教剧的同时，对流行于民间的世俗剧百般限制。
但是，节日的氛围总是令人容易处在兴奋之中，而千篇一律的宗教剧，则不免显得沉闷。人们借助节日庆典，在演出中逐渐加入了一些令观众振奋的内容，如歌舞与滑稽表演等等。
15世纪末期，流行于中世纪的宗教剧在西班牙仍在延续，但是，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西班牙的戏剧形态也发生着沼移默化的转变，一些剧作家开始利用宗教剧的外部形式，来表现世俗生活的美妙情趣。这标志着宗教剧一统天下的戏剧格局，已经丧失了它稳固的社会基础。这个时期，民间的戏剧团体开始出现，这中间产生了职业演员，为了争取观众，剧团必须选择令普通人感兴趣的表现内容和戏剧形式，于是，戏剧的世俗趣味便有了增强的趋势，这一趋势经过发展、壮大，冲决了封建教会对戏剧的束缚，创造了西班牙戏剧的繁荣局面。
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的复古倾向相比，西班牙人文主义戏剧显示了自己的独特性：
首先，西班牙戏剧虽也受到古希腊、罗马以及意大利戏剧的影响，但却是在不放弃民族戏剧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吸纳和扬弃的。
其次，西班牙剧作家的创作目的，似乎不在于努力向古代的戏剧样式看齐，而在于要反映存在于现实之中的尖锐矛盾和突出的社会问题，他们也不是特别强调辞藻的华美和剧诗的韵律，而采用加以锤炼的民间语言写成，悲剧、喜剧的划分不太明显。这明显地增强了西班牙戏剧的现实性和平民性。
再者，西班牙戏剧的演出，不追求意大利式的豪华布景和宏伟场面，而显示了机动灵活，朴实自然的方式。16世纪初，西班牙剧团的演出条件往往非常简陋，甚至没有什么布景，台后挂上一条毯子，后面便做了演员的化妆室，全部服装道具装在一个行囊里就可以带走。一直到了16世纪末，马德里和塞维利亚等大城市才先后建起了永久性的剧场，如克鲁斯剧场（又称十字架剧场）和王子剧场等，里面设有池座和楼座，舞台上有了布景和幕布，剧场设施也渐渐复杂起来。像英国戏剧一样，西班牙戏剧的演出一般在下午进行，每次演出的剧目常在一出以上，中间加演带有滑稽性质的幕间剧。
西班牙的幕间剧，是由一种流传于民间的短剧——“帕索”发展起来的。最初它基本上是用来宣传宗教教义的，到了后来则变成了一种小喜剧，用来反映人文主义的思想感情。在16世纪文艺复兴的背景下，“帕索”比较流行，西班牙的剧作家，几乎没有人不曾写过这种小喜剧。
“帕索”这种简捷，短小的戏剧形式，只需要两，三个演员就可以表演，它有独立的情节、人物、背景，取材于下层社会平民的生活情景，多表现具有讽刺效果的喜剧故事，以夸张的对话、滑稽的表演，来娱悦观众，活跃气氛。戏剧家鲁达就是创作“帕索”的高手。
在人文主义戏剧发展的初期，戏剧家洛卜·德·鲁达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第一批西班牙“戏剧界名人”之一，被称为民族戏剧的奠基者，他开创了一条同宗教剧告别的戏剧道路，并由此将西班牙戏剧引向了繁荣的坦途。
洛·德·鲁达（公元1510？—1565），是一位剧团经理兼演员，他经常带剧团到贵族的厅堂、庭院或露天场地进行巡回表演，丰富的戏剧实践经验，为他的戏剧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满足观众的欣赏趣味，鲁达不断地创作新的剧目。他把一些民间流传的有趣故事，加以改编，用民众喜闻乐见的笑闹形式，生动，活泼的戏剧语言，创作出了清新、质朴、幽默、风趣的幕间剧。
鲁达最为有名的幕间剧是《橄榄》，他写一对农民夫妻高高兴兴地种下了一棵橄榄树，妻子看着这棵刚刚栽下的树苗，开始了关于果实的美妙幻想。她想将来准会有个好收获，会采下很多的橄榄，把这些橄榄卖掉，就可以种下更多的橄榄树，树多了，橄榄也会长得更多，那就可以卖很多钱了。她于是对女儿说，将来每一篓橄榄可以卖它两毛钱，她丈夫却说，这价钱定得太高了；妻子争辩说不高，丈夫偏偏坚持说太高。后来，他们对着这棵刚刚种下的树苗，开始了有关其果实价格问题的争吵，他们越吵越凶，都想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为了显示自己有理。他俩又拉住女儿，各自要她服从自己的意志，妈妈对她说，如果不站在妈妈一边，妈妈就要揍她；爸爸则说，要是她敢于违抗爸爸，也会同样挨打。女儿不敢表态，这对农民夫妻就开始抽打自己的孩子，打得她放声大哭。邻居赶来劝说，却于事无补，这场激烈的争吵和打闹没法制止，只好让它进行下去。
这个幕间剧情节简单，但却带有浓重的生活气息，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生活愿望和性格特征。这种存在于平凡之中的喜剧性冲突，被鲁达挖掘出来，产生出令人捧腹的强烈效果。
西班牙这一时期，还流行着一种民族化的戏剧，即“袍剑剧”。这类剧多描写骑士或绅士为荣誉而战，剧中的主角常身穿长袍，腰带佩剑，故而得名。“袍剑剧”显示着明显的民族道德观念，“在这类戏剧中，情节的描述重于角色的处理，它们所揭示的伦理道德观念简化到了抽象的程度。而且这些作品中没有中间色调，坏人做了坏事，连他自己也承认。坏人必须受到惩罚，哪怕惩罚殃及无辜也决不宽贷，没有缓和的余地”。
沿着鲁达开辟的戏剧道路，塞万提斯、维加和卡尔德隆等人创作了多部足以传世的优秀剧作，这些剧作所达到的艺术水平和所表露的思想价值，奠定了西班牙戏剧在世界戏剧史上的重要位置。
16、17世纪的西班牙戏剧显示了充沛的活力，它是整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分支，也是民族戏剧发展的黄金时期。
维加及其戏剧
洛卜·德·维加（公元1562—1635），是西班牙最为著名的诗人和最多产的剧作家，他自称一生写过1500多个剧本，这自然包括短小的“帕索”，仅保留下来的就有500多个。维加出生于马德里，他的父亲去世较早，家庭贫寒，靠亲友的资助生活。他自幼聪慧好学，5岁时就读懂了拉丁文并开始写诗，他还学习过击剑、舞蹈、音乐等，这为他后来的戏剧活动打下了基础。12岁时，他写出了平生第一个剧本《真正的爱人》，令世人称奇。1577年他进入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大学，接受了完备的教育，培养了他对文学艺术的爱好。
1587年，他的恋人，女演员艾伦娜·奥索里欧嫌贫爱富，移情别恋，这使维加异常伤心和气愤，他写了几首措辞尖刻的讽刺短诗，对艾伦娜的背叛行为予以无情的嘲讽。这些短诗，虽解了一时的心头之恨，却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他被指控犯有诽谤罪而受到法庭传讯，并被判决驱逐出境，因此而度过了8年的流浪生涯。在此期间，他与文学为伴，开始大量接触戏剧活动，并写下了多部自己的剧本。
1588年，维加参加了西斑牙的“无故舰队”，远征里斯本，险些在战争中失去生命。归国后，他在法伦西亚定居下来，1610年移居马德里。据说他曾经担任过阿里巴公爵，赛萨公爵和马尔毕克侯爵等贵族的私人秘书，也曾担任过马德里神学院的院长，但这些事务性的工作，都没有影响到他的戏剧创作，足见他是一个杰出的戏剧天才。
维加所处的时代，是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对民众实行独裁统治的历史时期，尽管文艺复兴的思想意识，已经日渐深入人心，但贵族阶级的暴政还没有从根本上解除，社会上流行的法律制度，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用来压迫广大民众的不满和反抗的。深受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并且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狂放不羁的维加，自觉地站在人民利益一边，创作了很多反映现实矛盾和斗争的剧作，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统治阶级对于维加的戏剧心存嫉恨，在他生前，其剧作被列为禁书。
然而，维加以他高超的戏剧才华，为自己赢得了人生尊严和崇高声誉。1635年，当他在马德里去世时，许许多多的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人们哀悼这位才华横溢的剧作家，称他是“天才中的凤凰”，“自然界的巨擘”，“最富有的也是最贫穷的诗人”。
维加一生的戏剧创作，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包括了各种题材。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即兴喜剧和田园剧，都曾引发过他的创作兴趣；而西班牙盛行的“袍剑剧”也是他得心应手的创作样式；小喜剧“帕索”在他洋洋大观的戏剧里，占有相当的比例；而取材于古老的历史传说，并从中影射现实问题的历史剧，也是他创作上的拿手好戏。但是，真正为维加创造了不朽声名的，则是他所写的关于农民生活和农民暴动的现实题材的戏剧。
《羊泉村》剧照在剧作《国王，最伟大的法官》（1620—1623）中，维加已经揭示了农民与封建领主间的尖锐矛盾。剧中，一个名叫桑丘的农民，请求他的领主允许他结婚，可是，这个荒淫无耻的主人，却对桑丘的未婚妻萌生了歹心，他要霸占她，就凶恶地把桑丘赶走。桑丘心中不服，可是却无处申诉，最后，他只好将此事告到国王那里，求他维持公正。国王下令，桑丘可以从领主手中夺回被霸占的妻子，而领主居然不执行国王的命令，致使国王一怒之下予以治罪。桑丘靠着自己的勇敢和顽强。终于制服了领主，领回了妻子。
桑丘的夺妻之恨，以及他与封建领主的激烈冲突，大有干柴烈火之势，只是由于国王的及时介入，才使公平得以维护，矛盾得以缓解，没有酿成爆发的结果。但是，并不是每一件侮辱，损害人民利益的事，都能让国王知晓并被解决得很好，国王只有一个，而世间的不平事却总是太多。在维加的一部声名远播的戏剧《羊泉村》（1612—1614）中，就表现了一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爆发的农民反抗封建贵族的斗争。
《羊泉村》的题材，取自1476发生于西班牙的一次农民暴动，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早在12世纪，西班牙人为了和摩尔人作战，就曾在国内建立了军事组织——骑士团，骑士团分为若干团队，在一些地区行使管辖权和布防权。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高，其首领直接听命于教会和罗马教皇，而各团队队长则变成了凌驾于地方行政机构之上，又手握兵权的特殊人物。到后来，这类人物中的一部分，其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邀向着邪恶与野蛮的方向发展，成为危害乡里的一方恶霸。《羊泉村》中的队长费尔南戈梅斯，就是这类人物的真实代表。
驻扎在羊泉村的队长费尔南，专横暴虐，鱼肉乡里，是个恶棍、流氓。这个人好色成癖，妄图把村中的妙龄少女全部占为己有。他那邪恶的目光盯在了村长的女儿劳伦夏身上，假惺惺地向她求婚，聪明的劳伦夏看穿了他的鬼把戏，拒绝与他往来。
正当他准备强逼劳伦夏服从自己的时候，一场旨在反抗新国王即位的战斗开始了，费尔南队长只好带着军队开拔。村里的人们都暗自希望他一去不回，可是这个瘟神又耀武扬威地回来了。村民们慑于他的淫威，只得举行欢迎仪式，并献上礼物。仪式结束后，劳伦夏与另一位姑娘正欲回家，费尔南队长却上前阻拦，要把她俩强行关押，以满足他的淫欲。两位姑娘一面大声叫喊，一面飞快地逃离了魔掌。
劳伦夏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他是村里的小伙子弗隆多梭。一天，他俩正在河边谈情说爱，恰被费尔南队长发现，他放肆地调戏劳伦夏，并狼一样向姑娘身上扑去，小伙子弗隆多梭拉弓引箭，直通费尔南队长，声言他胆敢冒犯劳伦夏，他就一箭将其射穿。费尔南队长只好罢手，悻悻而去。可是他却决不善罢甘休。
一天，劳伦夏听到一位姑娘呼叫救命，原来她是被人捉来，要去送给费尔南队长的。眼看村里的姑娘受此奇耻大辱，一个小伙子忍不下去了，他要救下姑娘，可是自身却惨遭毒打，而那个可怜的姑娘像无助的羔羊一样，被人牵给了恶狼一样的队长。
费尔南队长一次又一次的暴行，激起了村里人的愤怒，村长认为自己白拿了手中的权杖，却对恶棍毫无办法。他把女儿劳伦夏许配给弗隆多梭，两个年轻人也早有此意。然而当他们的婚礼在村里的广场上举行时，队长费尔南不仅毒打村长，还把这对新人抓走了。
当村民们在村议事厅商讨对策时，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闯了进来，她就是已被费尔南队长糟蹋的劳伦夏，她说，“一个女人没有权力表决，也得有权力申诉”羊泉村的人不能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了，弗隆多梭就要被吊死在城墙上了，难道能再忍耐下去，坐视不管吗？！
村民们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他们冲进军营，将作恶多端的费尔南队长杀死了。
国王派人来调查这件事，村民们一个个被审问，让他们说出，是谁杀死了费尔南队长，大家众口一词：是羊泉村！国王无奈，只好赦免了全村人。
在《羊泉村》中，剧作家揭露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剥削给农民生活造成的艰难，而是作为人，其人身权利所受到的公然侵害。在中世纪，荣誉和尊严是独属于贵族的特权，而普通民众似乎应当甘于微贱。但作为人文主义者的维加，却要维护人本身的天赋人权。剧中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农村姑娘劳伦夏敢于蔑视贵族阶级施与的、旨在玩弄她的“爱情”，全村人则敢于杀死不可一世的恶棍，并且勇敢地承担责任。在这些剧中人身上，维加很好地表现出了他们所具有的尊严，荣誉、正义和忠贞。
除《羊泉村》之外，《狗占马槽》、《马德里的矿泉水》也是维加重要的戏剧作品，他还写过戏剧理论文章《今日新的编剧艺术》（1609），主张要打破陈旧的编剧法，反映现实生活，以符合民众的欣赏趣味。
卡尔德隆及其戏剧
“世界是个大舞台，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其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这样的话语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毫不新奇，它仿佛是一个流传久远的谚语，由于流传得太久，认同的人太多，反而失去了探究其源起的意义。但是，今天我们有必要指出，第一次明确地表述了这种语意的人，就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戏剧家卡尔德隆。
《精灵夫人》剧照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公元1600—1681），是继维加之后，西班牙最著名的剧作家，也是西班牙戏剧处于黄金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出生于马德里的贵族家庭，曾在马德里耶鲜会学院接受教育，后来在萨拉曼卡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1623年，他创作了第一部戏剧《爱情，荣誉和权力》，从此开始了他的戏剧生涯。1635年，他应邀进宫，负责管理宫廷剧院，其间创作了大量剧本。他曾作为军人参加战斗，退役后继续从事戏剧活动。1651年，他入籍成为教士，历任托莱多和马德里教堂的主持，并写了很多宗教剧，晚年在马德里病逝。他一生写过120部剧作，另有80部宗教剧和20篇幕间剧。
在卡尔德隆的早期创作中，主要是一些以维护荣誉为主题的“袍剑剧”，《精灵夫人》（也译作《隐居夫人》，1629）和《扎拉美亚的长老》（1640—1644）是其中的代表。
《精灵夫人》写年轻的女人安哲娜寡居之后，她的两个兄弟为了维护所谓的荣誉，对她严加管束，将其幽闭在房间里，不见世人。一次，她耐不住寂寞，悄悄溜出家门，去观赏游戏，不料她的一个兄弟因为不明就里，竟然追逐起自己的姐姐来。困境中，她向一个路人求救，此人是个胸襟坦荡，维护正义的人，他与她的兄弟展开决斗，安哲娜趁势逃走。安哲娜的另一个兄弟及时赶来。制止了决斗。原来他与过路人是朋友，为了畅叙友情，他将此人请到家中，安排他住在安哲娜的隔壁，这无意中为这对有缘人情感的递进埋下了伏线。经过一番周折，有情人终成眷属。
剧中的兄弟为了所谓的荣誉，竟然让自己的姐姐像囚徒一样生活；而庭院深深的代价是芳容不识，险些背谬了伦理，真是滑稽可笑，愚蠢可悲。
卡尔德隆的《扎拉美亚的长老》，是一个与维加的《羊泉村》题材类似的剧作。驻扎在扎拉美亚的军官，是个横行霸道的家伙，他强奸了长老的女儿，当长老表示不满时。他就滥施淫威，对其大肆侮辱。长老忍无可忍，就把这个十恶不赦的家伙抓了起来。国王得知消息后，亲自前来交涉，下令放人。长老一气之下，反而把这个军官杀了。国王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没有追究长老的抗君之罪，却赞许他为维护荣誉而采取的勇敢行动，为此，还任命他做了终身长老。
该剧描写了善良对邪恶的斗争，以国王对长老的嘉许，来显示维护正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像维加一样，卡尔德隆将建立一个有秩序、有公理的西班牙社会的愿望，寄托在有作为、开明、贤达的国王身上。
卡尔德隆与宗教似乎有着不解之缘，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他往往会显得与众不同。在进入而立之年之后，他曾经写过一个剧本叫《人生如梦》（1631—1632），这可以看作是他潜藏于心底的宗教情结的无意识的流露。
剧中，波兰国王巴西略曾经得到过一个预言：他的儿子生性不驯，将会成为一个暴君，国王对此深感惶恐。无奈之下，他只得在小王子年幼的时候，把他送到荒郊野外的城堡，将其羁押在那里。在他稍稍年长以后，国王为了检测小王子的性格是否变好，就把他麻醉之后带回宫中，不想，王子醒来后，性情与从前一样，仍然凶暴异常。国王失望了，就再次将他麻醉后送回城堡。
王子醒来，他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回忆起在宫中的情景，宛如前生的一场幻梦。既然人生是一场梦，又何必在乎它的荣辱得失呢？王子仿佛一下悟透了人生，从此，他淡漠世事，收心敛性。
后来，宫廷之中发生了政变，有人把国王赶下台，把王子从城堡里救出来，让他登上王位。而此时的王子却与从前大不相同，他仿佛已度尽劫波，故心静如水。他无意于国王的权柄，正像无意于荣华富贵一样，最后，他把皇冠交还给父亲，而甘心坦然地走过平凡的人生。
卡尔德隆利用戏剧这个魔杖，将人生巧妙地分成了现实与幻境，或曰今生与来世，尊贵荣耀是现实人心中的法宝，可是它却如梦一样飘忽即逝；平静与安详是来自天堂的福音，而人们却对此漠不关心。剧中，害怕王子残暴的国王，自己却由于实行暴政而被赶下了台，而生性暴躁的王子，却在亲历了尊贵荣耀和平静安详的对比之后，摒弃了俗务，彻悟了人生。
到了晚期，卡尔德隆开始潜心于宗教剧的创作，不过，他所写的宗教剧，与中世纪流行的宗教剧不尽相同，他所感兴趣的不是神的受难或神所创造的奇迹，而是热衷探讨人性与神性的问题。
醉心于宗教问题的卡尔德隆，曾尝试再造此类戏剧的辉煌。他编写过场面十分壮观的宗教剧，并将意大利人发明的多层次透视布景和暗藏式灯光设备，运用于宗教剧的演出。在他晚年，除了宗教剧，他几乎不再写些别的东西了。《世界大舞台》，是卡尔德隆最著名的宗教剧，它所揭示的主题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充其一生，只能扮演上帝最初赋予他（她）的角色。
总的来看，卡尔德隆的戏剧结构完整，情节紧凑，以人的荣誉和命运为主题，具有抒情性和传奇色彩。他的戏剧，对于18世纪的法国戏剧和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产生过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