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能制造敌得住敌军炮弹的钢板。动力系统难度也高。大型炼钢厂、高级引掣制造厂投资都是天文数字，没有国家支持，私人资本怕筹不来。而且我国没有这方面的技术人才，外国对国防工业都保密，真是关山重重，无从估计。唯有从仿造入手，走一步算一步。”
夫妻俩在长沙逗留时，薛岳派了两辆吉普车分头送吕燕南去各地部队探望老战友、送徐萍去组织长沙的分公司。夫妇俩6天后才搭火车返武汉。直到年底武汉7间厂都运作上轨道后才回广州总部。
二十
1947年，蒋经国开始在京、沪两地抓贪污犯，短暂实现了各级机关公开招标的制度。东南集团连续两年在竞投场上战胜上海帮，在没有什么利润的情况下为国军织染了军需用布。可惜好景不长，1948年，国军先失东北，后败徐州，国民党大势已去。任太子爷如何努力，也无法力挽狂澜。
徐萍可不理谁做皇帝，她认为老百姓饭总得吃、衣服总得穿。那时的人不论贫富，谁也没有移民外国的念头，她一心想令每一个股东都成为独当一面的负责人。1947年、1948年各地企业回笼的资金越来越多，虽没有王小二说的天天收一卡车金条那么夸张，但实际上已成为各大银行、金行金条最大的主顾。她去交易时，总有两个会计、8个手挽金条箱子的彪形大汉跟在后头，登上没有导航仪的螺旋桨飞机。飞得最多的是上海，其次是武汉、长沙、西安、郑州、福州，一口气把厂房发展到87间，菜场、养殖场发展到116间，到1948年底，在11个城市有200多个单位，在总部会计部成立了专账小组。除了东南机器母厂的吕燕南、王匡没有管账，各地股东在专职之外都成为在财务上向她负责的人，已基本上一人管一个单位。徐萍成为他们的后台老板，有任何困难没法解决就找她。崔平管的出粮名单有4万多人，她管的没那么多，也有两万多人。其中股东之外的大学生有800多人，包括十几位教授级的顾问。
上海虽说只有27间厂，但每间的规模比其他城市大了两三倍，生产了集团一半以上产品。由于对手多半经营多年，每件货品出厂订货价成为成败关键，必须随时调整。这拍板的人上海30多股东没人胜任，逼得徐萍一年有半年逗留在此。
国共两军1946年中开始在东北打得很激烈，影响了他们去东北开厂的计划，只在沈阳、长春、哈尔滨成立了销货的分公司。徐萍想的是，谁输谁赢都好，一心一意储金条，准备等尘埃落定后去大展拳脚。
直到1948年底，打了65天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结束。1949年2月平津易主，对徐萍来说，还只是货物运输严重不便、货币混乱令生意难做的问题，逼着她停止了大扩充。但她天生是个勇往直前的人，并没有害怕，反而吩咐各地主管如果有因战乱而贱售的厂房或地皮值得一看的，不妨通知她去看看。她认为仗打完了生意可以照做。
东南机器厂自迁回广州后一路扩充，比原本大了一倍左右。所产机械种类增加，约三分之一供应自家的厂，其余的提供给接近200间别人开的新厂，在业界非常出名。徐萍曾经不满，但王匡解释给她听：你不卖机器，人家宁肯贵一些就跟美国或英国洋行买，只怕更难竞争。而且中国那么大，咱们哪能全部做完？吕燕南也劝她：你已经一年有半年不在家里了，再发展下去，只怕儿子都要不认识你了，实在太贪心！
徐萍想想自己实在是个不合格的老婆和妈妈，也就由着他们了。并且渐渐将出差的时间减少，急事改用电报联系，电报说不清楚的用航空信，多用了两个秘书，广州总部大厦的职员由200多名增加到800多名，其实她一天都不离开广州也够她忙的。从1946年9月起，她规定自己再忙一个月也得带儿子去惠州家里住一天，去博罗娘家住一天，照顾好3位老人家。事实上，惠州一中的经费全靠他们的公司，她也有责任去询问需求。
就是1946年9月回去那一次，从过年时抱过孙子、快半年没抱了的吕健松开始时笑不拢嘴，到晚饭时又悒悒不欢不说话了。徐萍知道家翁是非常达观的人，白天已问过一中的事，一切都没问题，那又是为什么呢？于是叫保姆早早带吕小龙上床，她自己出门去拜访家翁的一位好友，她知道那人一定知道家翁的不开心事。果然，那个老头跟她说，吕家1937年战乱时贱价卖出28亩水稻田，作价每亩220块银洋。最近吕健松去探那5家旧佃户，人家跟他说，现在的地主每年收租四成，赋税两成，剩下的四成吃不饱，要靠野菜充饥。这说的还是好年成，碰上水灾、旱灾就不得了！吕健松去打听市价，那样的田现在最便宜都要600大洋一亩，那就是16800。他一来没钱，二来人家也未必肯卖，心里觉得对不住那5家人。他跟儿子的积蓄不多，又不想跟媳妇开口，所以就没笑容了。那人还说，吕健松现在的工资大部分都资助了贫家子弟。要不是家里女用、黄包车夫的工资由媳妇给，他是连黄包车都坐不起的。徐萍当堂大笑起来，跟那老头说：别说我来问过您，我知道怎么办了。
第二天一早她跟家翁说带儿子去探外婆，吕健松把黄包车让了给他们母子。徐萍也不客气，吕小龙那时两岁，重得要命。其实她去找那位买她家地的乡绅，那是个大地主，他本人和他家的子侄全是一中的旧生，对老校长其实也非常尊重。听说来的是吕家媳妇，见是没见过，却是大名如雷贯耳，问明来意后，说那时鬼子到处轰炸，地根本没人要，也非常贱价。别的地他100或150都买过，出220是想帮校长忙，现在却值六七百了。徐萍说：那我就六七百跟您买回吧，您应该知道校长只收佃户一成租的事。那人默默点头，低头想了一会儿，打商量似的问徐萍：你愿不愿意给500？徐萍笑起来，说：那您不是吃亏了？那人摇头苦笑走进房去，一会儿出来，把一张毛笔写的田契，上面有几个人手指印的宣纸交给徐萍，说：你有空就送钱来吧，迟些不要紧。徐萍有些吃惊，她买地无数，这么信得过她的却没见过。知道他信的是吕家的名声，低声道：那就多谢您了，我下午给您送钱来再拿契吧。那人说：千万别，你抱着孩子不方便，叫个下人拿来就是。徐萍一笑点头，就上了黄包车。黄包车驶去博罗乡下她家的祖居，是个大鸭场。她哥哥徐强从窖里挖出14000银洋，那是两大皮箱的银子，用马车装上，叫那黄包车夫上车带路，3小时后就回到地主家。两个大汉用尽吃奶力气才把两箱东西抬进大厅，那地主亲自端来两杯热茶请他们喝，徐强说不必了，请您点收吧。那人说：我赚了这钱不好过，请回去多谢你家少奶奶。竟然正眼都不望那两只箱子，徐强也就笑着走了。
那晚徐萍回家吃晚饭，亲自为家翁装了饭，然后把田契放在饭碗边，笑着去给儿子装饭。翁媳就默默吃饭，两人只逗着吕小龙说话，再没提起那件事。
二十一
1949年4月24日，刘邓大军攻占南京，然后包围上海。对各地情况最熟的崔平飞回来见徐萍，徐萍召集总部各主管开会听他的意见，崔平说：
“共产党占领区越来越大，开始他们的土地改革，说地主是封建剥削阶级，十几二十亩的小地主都杀，分土地给种田人。解放军进城秋毫不犯，并没有动我们的厂和其他一切，但在他们的理论上，我们肯定也是剥削阶级。等他们统一全国后，枪口很可能就指向我们。我考虑了很久，觉得大老板必然是他们的打击对象，小股东支份薪水就会安全得多了。要做到那样，唯有取销广州、上海各地总部，将每间厂、每个菜场、养殖场独立起来，各有各的账。主管人员也不说是独资老板，说自己是只占五六分之一的小股东，别的股东都因战乱出了国或不知去向。这样静观其变几年，如果他们完全不来干涉商业上的运作，也不对老板阶级清算斗争，我们可以随时合并回原来的规模，那肯定对发展有利。不然就大家做自己的小股东明哲保身。”
惶惶不安已一年多的主管们都支持他的意见。徐萍便电召各地全体股东回广州总部开大会。会还没开，就有16个股东要求退股拿钱，他们都是河源、梅县一带离惠州较远的地主人家子弟。东江纵队在那儿杀地主、分土地，他们家家都死了人，希望拿到他们应得的一份，然后去香港避战乱——认为崔平的意见还是不够安全。
于是大会先讨论他们的要求，投票结果是叫会计部计算现有总资产，然后按比例分给他们，他们主管的单位另派人接管。会计部将已贬值的资产算出是96万两黄金，220个股东，一份应该得4600两黄金，比起他们所主管的单位，这点钱真是一半都没有。原因是战乱令生意大大不值钱了，但也值现在的钱120亿左右。等他们拿了钱，为他们16家人摆了送别酒宴，这才正式开会。
股东少了16人，东南机器厂最值钱，算是吕燕南、徐萍、王匡3个人名下产业。其余各单位正好一人分到一个，有吃亏的现金分多一点，占便宜的现金分少一点，大家都没有异议。
他们将广州总部和各地分部的职员全部遣散，烧掉之前的全部应该烧的账册，只保留现在独立营运部分。然后请过不知以前情况的新职员来接手。
临别之际，人人心里都非常沉重，从1942年创业以来，7年里可说是创造了一间奇迹似的庞大企业。要是再给他们7年，肯定可执好几个行业的牛耳。这次化整为零，令人人都有顿失依靠、要独自面对困境的恐惧。大多数兄弟都要求徐萍教他们应变的办法，因为每次他们头大如斗时找她，对她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但这次碰上的不是商业竞争的事，那时25岁的徐萍就算聪明绝伦也答不上来。
问的人多了，她就叫吕燕南谈谈他的看法。吕燕南便笑着站了出来，他说：
“兄弟们，其实大家怕什么呢？有一天就算穷起来，也穷不过在昆明打草鞋的日子，饭总是有得吃的。共产党标榜的理念是让全国老百姓贫富均等，这样的事人类有历史以来没有做到过，真能做得到就是奇迹。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吕燕南是赞成的。共产党杀地主分土地给农民，那些农民子弟兵就打赢了。会不会有一天也杀企业主持人，把企业股份分给企业的工作人员呢？应该有可能。东南属下有6万多工作人员，各位，如果有一天新政府有对付企业主持人的行动，大家赶快把自己主管的生意平分给全体工作人员。好像广州东南有1200工人，我跟王匡、徐萍就占一千二百分之一，共产党就不会对我们怎么样。这是我的想法，各位也许有人不舍得舍弃辛苦7年的所得，拼了老命都要做老板。今后主权在你，你就自己抓主意吧。不管将来结果如何，咱们200多兄弟都要珍惜这份情谊，谁有困难了大家就帮他。譬如有一天共产党炒了我的鱿鱼，我就去兄弟主持的厂或菜场谋一份差事，他总会为我想想办法吧？”
众人默默点头而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