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1946年投产以来，东南机器厂出品的纺织类、印染类机器越来越精良，3年多来为100多间厂提供了生产线。因此，1949年底成立的广州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这间企业。旧东南属下200多个企业单位要到1956年才搞“公私合营”，而他们，政府几乎一开始便想收归国有。倒也不是充公，而是估算这间厂值老人民币60亿（币制改革后为人民币60万），王匡、吕燕南、徐萍上报各占百分之十股份，于是一人赔偿6万人民币。在普通工人月薪18、20块的情况下，6万块在当时是天文数字，并没亏待他们。
市政府要求立即将生产线扩充一倍，新派来五六十名技术员，六七百名新工人，吕燕南仍任厂长、王匡仍任总经理。只有新扩充的新会计部职员由12人增至35人，新任科长、副科长都拥有大学会计系文凭。徐萍这个主任虽还是主任，却降为第三把手。
那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竟然跟职员们说：
“她要不是厂长太太，这主任的职位该取消，哪有科长下面设个主任的例子？”
徐萍听了人家传给她的话，那晚跟丈夫和王匡商量，说：
“干脆把儿子从惠州接来广州，我辞了职专门管教他好了。”
吕燕南叫她自己拿主意，王匡却说：
“你暂时别走，一个企业，资金周转是命脉，那两个小子能有多少斤两？到有困难来了，他们才会知道你的本事。反正你也不在乎当什么科长，乐得清闲，明天干脆主动要求取消主任这职位，专心做个小职员，他们就不会针对你，大家开心。”
吕燕南和徐萍都笑了。他们明白王匡的意思，徐萍不是管孩子的女人，他们都在观望，到1950年年中为止，共产党专注搞农村土地改革，工商业还没有大动作。1949年、1950年两个春节大伙儿在惠州过年，都说：过两年没事就再合并起来，单独干死气沉沉，要发展好难。最要紧是没了以前的销售网，生意是越做越小了……
却不料打击接踵而来。1950年6月底韩战爆发，美国对中国开始严厉地禁运，东南出品的机器，其中“自动控制”部分来自美国，不能进口了，唯有自行攻关。好在政府也紧张，调集了各路专家到东南来协助，弄了半年多总算能自己制造了。
1951年底，韩战越来越激烈，除了死人多，军费负荷也重。政府发起有钱人捐献枪、炮、飞机的购买费，他们3人银行中各6万元存款是人人眼红的事，自然有人来做工作。于是，1951年各捐两万，1952年又各捐两万，1953年又各捐1万，总算一人给留下1万。
1951年底到1952年，政府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偷窃经济情报。大家也搞不清楚反什么，据说有30多个惠州兄弟被抓去劳改，个个心中有了寒意，不敢再胡说八道。
1956年先是“公私合营”，接着实际上充公了企业主的产业。
1957年来个“大鸣大放”，这“阳谋”令心有怨气的人发了些牢骚，徐萍这才心死，但拼命劝说丈夫：
“你一心一意想以工业救国，随便什么批评的话都能令你失去热爱的工作。爸爸70岁，小龙13岁，你去劳改后谁来供养？而且你行动不便，我能放心你一个人去北大荒？你要是去了，我告诉你，我一定也跟着去，情愿一块儿死在劳改场。”
所以，吕燕南还是照做他的厂长，而且深得属下的爱戴、尊重。
1953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与毛泽东针锋相对。中苏交恶的结果是，非但撤走了大量苏联专家，建了一部分的设施也全部停顿，还要追债，包括全部在北朝鲜用的军械费用。也就是人命要我们出，钱也要我们出。
吕燕南更沉默了，拄着拐杖在各部门指导工作，比正常人跑的路还多。从1946年开始，十二三年来出厂的机器装备了400多间工厂，不知占那时全国的厂的几分之一？然而，东南机器厂虽然出厂机器多，却是间不能算成本账的厂。从1950年开始的8年时间，出粮人口从1100多名增加到3900多名。明明一个人能干的事变成三四个人干，弄得原本勤奋的工人也变得游手好闲起来。权利掌握在党委手中，吕燕南跟王匡只管生产技术。由于没有资金买进外国新式机器参考改进，造来造去都是老一套。其实资金是有的，党委千方百计向银行借不用还的钱去起工人宿舍、托儿所、工会、文娱中心之类的建筑。4000工人加8000眷属成为一个特大的家庭。一个人只要一进单位，就算他是全世界最懒的家伙也无权炒鱿鱼，并要照顾好他生、老、病、死一切所需。
徐萍等托儿所一办，主动请调去做了所长。原本以为小菜一碟，谁知来的是600多名一个月到6岁大的孩子。不但要有育婴部，还要有幼稚园，学问大着呢！她这一忙上，反而开心起来。毛主席不知道这个比荣毅仁强10倍的经济部长人选，她只好把东南的托儿所弄得有声有色，做广东话说的“马骝王”了。
二
从1950年中开始的暑假、寒假，吕健松都会带着孙子吕小龙一块儿到广州东南他们的宿舍小住，原因是惠州教委把干了32年惠州一中校长的他革了职。革职是小事，63岁也该退休了，吓死人的是那年3月15号。
那天他正在校长室办公，突然进来8个解放军，把他押上校门口的大卡车，还不由分说用麻绳把双臂反绑在背后。卡车在市区又抓了10来个人，然后开往市郊水口附近的土改公审场。吕健松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1948年、1949年几回要把土地送给佃户，但那5家人都是老实人，死也不肯白要，说：
“您收了我们几十年一成租，把卖地的钱存在银行里也不止那一点利息！天下哪有白送的水稻田？要了会给雷劈死的！”
所以，到那天为止，他还是拥有28亩田的地主。5月17号是他63岁生日，上个月学生们来拜年时说那天要搞一个大大的生日宴会，那是两个月零两天后。
他跪在一大排地主中间，见到一个个地主被粗暴地推出去。他们的佃农被士兵押上来指控他们如何如何刻薄，几分钟后拉到一边就地正法，枪声极其刺耳。身边跪着的地主有的浑身发抖、脸白唇青，有的昏了过去。他没有这样，他在想，这世上到底有没有阴间呢？要是有，便能见到12年前在南宁分别的爱妻了，那多好呀！他根本没想过，自己被枪毙有什么委屈。
轮到他时，带着士兵认人的村长突然流下泪来，回头要求士兵们：
“这位是我的老师，求你们让他慢慢走，不要推他。”
两个士兵奇怪地看着吕健松慢步走向先前地主站的地方，跟在后面。
吕家的5家佃农已经耕种了3代，5家老小有30多口人。最先是六七个老头老太婆突然冲前跪在吕健松脚前，跟着，他们的儿子媳妇也跪下了，剩下些孩子莫名其妙地默站着。梁家老头泪流满面望着他，自小便认为他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忍不住仰天大叫：
“天呀！你开开眼！这样的人也该枪毙吗？”
5家大人都痛哭起来，刘家的大儿子瞪着村长说：
“你以前见校长就叫恩师，你知道校长为了救学生贱卖掉土地，胜利后为了我们吃不饱才再买回地。他根本不要我们交租，是我们扔下就走他才没办法。前年他就说要把土地送给我们，你也是知道的，是我们商量后死也不肯要，才没送成。你为什么不向首长求情——我操你老母！”
那村长被骂得脸红耳赤，想了一想，便转身走向那一排坐在树阴下的大小干部，扑通一声跪下了。村里一些中年人也带着他们子女跪在村长身后，陆续走过来跪下的人越来越多。公审干部里有一个人是去昆明的242名学生之一，叫张标，正自坐立不安，见村长们的举动，更加羞愧难当，跑到吕健松面前跪下来，大叫：
“老师！我无权救你，我该死！”
说着，左右开弓重重打了自己几个耳光，然后泪流满面地走回原座。
坐在干部中间的高级干部，在广东已主持杀了几千地主，从来没见过如此情况，特别是自己手下的举动更令他震惊，便问：
“张标，怎么回事？”
张标起来立正，向首长行军礼，然后说：
“报告首长，这个地主名叫吕健松，在惠州一中做了32年校长，方圆百里的中学生都是他的学生。1938年日本飞机轰炸惠州，他带领200多高中男生去广西南宁继续学业，南宁沦陷时又逃去昆明。我们有152个学生考进西南联大，我们15个回了惠州投东江纵队。在逃难前，他将祖传土地贱卖了做盘缠，抗战胜利回来后见地主刻薄他原来的佃户，1946年底又买回土地，只收他们一成租，并且鼓励他们储钱买地。1948年时主动要送土地给佃户，但佃户不肯要。村长知道这件事，解放后土地不准转让，所以没送成。在惠州，受他重恩的人不计其数，1945到1949年，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惠州一中。那4年捐给学校的钱，别说28亩，2800亩也买得下！请首长问问村长、村民就知道了。”
那首长问了一下村长和那5家佃户，知道张标没有乱说，想不到地主里居然有如此人物！他知道西南联大回来那15个战死了两个，有几个的职位比张标高了好几级，这地主想必也是他们的恩人。好吧，这人1946年底才买回土地，收租又少，不如把1946年前那个地主捉来代替他，也不算冤枉了那人，而且那人多半还有别的田。
为自己的设想够聪明，不禁笑了出来，下令：
“把吕健松放了，抓1946年前那个地主来。吕健松改判劳教两年，保外就医。”
吕健松这才得以从鬼门关前转了一圈回来，喝他自己的寿酒。吕燕南视那5家佃户为吕家的救命恩人，拄着拐杖，年年过年都带着妻子儿子去拜年送礼，并教训儿子，长大后也不要忘记。
三
1959年年底，吕燕南得悉他大舅哥徐强一家因博罗家乡断粮日久，被迫进城到他家暂住、用积蓄买高价黑市粮糊口，令他越想越害怕。打鬼子那4年，他随部队转战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湖南，没一个地方的收成及得上家乡。要是惠州近郊吃不上饭，那些地方肯定就得饿死人。贵州、甘肃更会凄惨得多！
两三天无法入眠，他向厂里请了10天假，坐公交车回惠州，找来一辆三轮板车，由徐强驾驶，两人带上干粮去四乡几十个大队了解情况。大多数已经以瓜菜、野菜代粮，好多人得了浮肿病，迟些没了瓜菜，就不知怎么办了！
忧心忡忡回厂消假，跟王匡谈起此事，王匡黑着脸说：
“粤北山区已经开始饿死人。并不是天灾，是之前征粮过度，根本不够吃。”
“你怎么知道？”
“我家现在住着一个粤北县委书记，西南联大回东江纵队的其中一个，从小跟我一块儿长大。他天天上省政府去向上级求救济粮，求不到就不肯走，两只眼睛哭得比核桃还大。他治下百姓每人每天的口粮已不足4两，4两不是白米，是杂粮和吃多了会中毒的木薯。一天比一天吃得少的结果是水肿病人数以万计，天天都在死人！”
又说：“谢书记10年来一直跟大队打交道，他知道怎么做才行得通。可跟地委怎么反映都没人理他，骂他一个小小县官哪有资格过问政策，而且警告他：现在推行的是伟大的人民公社，谁有不同意见就是反人民公社，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吕燕南沉默了一会儿，便问王匡：
“今天晚上带我见见谢书记好吗？我希望能请教他。”
他们长谈了半夜，姓谢的想法其实好简单：
“人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没受什么教育的农民更加直接。只有以每户为单位，他们能种多少田就给多少，收成后除去口粮，有多的合理比例征赋税，要留些给他们换其他生活所需。一句话，给他们剩余的越多，积极性就越高。”
吕燕南心想：
“对呀！也不光是农民自私自利，大学生、中学生也全一样。咱们220个股东齐心协力建立偌大的事业，为的就是人人都有好处，何尝不是自私自利？要是徐萍一个人做老板，有没有十分之一的成绩都成问题。以前厂是私人老板的，要他们分股票给全部工人，那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全部是国家的，分股票给工人跟分土地给农民都成为千载难逢的良机。如果工人、农民都全力为自己的利益努力，我国离富强还会远吗？起码，人人吃饱饭绝无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