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回家后将从前的工业改革计划加现在的农业改革计划合并，写了一封万言书，收件人是广东第一书记陶铸。徐萍叫他三思而后行，他却笑吟道：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他的万言书的题目是：工人有股票、农民有土地。
主要精神是：共产主义是为工人、农民谋福利的主义，不是吃大锅饭、混日子的主义。
所以：
工厂里的工人必须各司所职、绝无冗员。工厂赚了钱，员工才有粮出、才有红利，否则他们平分到的股票只是废纸。当工厂赢利后，政府可先收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税，其余的由员工平分。55岁退休后享有之前的平均工资，由工厂与国家各负担一半，股票则退回给工厂。如工人长期达不到工种所要求的标准，厂领导委员会投票决定他的去留。
所以：
农民以家庭为本位，能种多少田就可以分到多少地。若以古代井田制的原则，收取实际收成之九分之一为田税。但以温饱为最低要求。
不知道陶铸有没有亲自看过这个文件，总之两星期后他被捕，万言书出现在军事法庭法官的手中，一审判决的判辞里说他是：
以小资产阶级的谬论疯狂反对人民公社，构成现行反革命罪，判死刑，准予一星期内提出上诉。
于是王匡将吕燕南厂长自1943年至1959年16年里为全国425间工厂提供的机器设备和他们所生产的产值一一详列于一个大文件中，每间厂都有名称、地址、电话、负责人姓名。他将文件呈上法庭后说：
“这个吕燕南，16年来对中国工业的贡献，一定是第一人，绝对没有第二个可以相比。枪毙他只要一粒子弹，但对我国工业的现代化必然造成损害。而且，他的意见可以不接受，他实质上完全没有反党、反人民的行为，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右派，并不是反革命分子，请法官们明察。”
而徐萍以他妻子的身份，叙说他1938年至1942年如何投军杀敌、如何身残退役的经历，并呈上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荐书以资证明。
军事法庭上至庭长，下至推事、书记，全部来自解放军，几乎全参加过抗日战争。上高、长沙两次大胜仗他们都知道。徐萍一小时半的叙说令他们惊心动魄。他们明白要手刃一个高度装备的鬼子有多难，这个在犯人栏里一条腿的竟杀敌400余人，非勇冠三军，岂能办到？更别说那三次大战造成对峙局面对国家的贡献。军人对英雄的崇拜是天生的，是根深蒂固的，人人都觉得杀了此人心中有愧。庭长便宣告退庭，说3天后判决。
也许是上级的意思，留他一命，改判20年徒刑。这在那个年代的军事法庭来说，已经出奇的宽大和仁慈了。
对吕燕南来说，用血来保卫祖国，用智慧来建设工业，用真诚为救国救民献策，46年的生命已经非常丰盛。既然已失去了心爱的工作、温暖的家庭，又何必理会那狗屁判决坐20年牢？父虽老、子虽幼，但他们既是吕家的男人，也说不得了；倒霉的是嫁给吕家男人的女人，错嫁给不爱惜自己的人，注定要吃苦。几天后，他将自己变成一瓶妻子去监狱领取的骨灰。
当判决那一刻，他彻底地灰心了。农民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工人有自己工厂的股票，这应该是每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今日不做，将来就永远没有机会去实行。而这样的提议换来的竟是死刑和重囚犯的待遇。他怀疑判决他的人和他们的上司有没有看清楚他的意见，他痛心地回头遥望坐在旁听席上的王匡和妻子，心里有千言万语向妻子叮咛、也有无比沉重的抱歉、永别了的道别……都化做那凄然的眼神！
徐萍也望着他，用眼睛告诉他，她会永远追随他，最好有下一世。
四
回到东南机器厂，那三座向着黄埔港的大厦和后面占了半条街的厂房，曾经是他们夫妻占了三分之二股权的产业。但现在属于她的只有顶楼那个200平方米单位里的家具和衣物，1946年选购时相当高级，现在她去贴了街招，只要有人要，几乎随便人家给多少就搬。她没想过要再回来，但她必须要为家翁和儿子多留下点吃饭钱。家私杂物卖了4天，第5天将嫁妆金器和最后5根金条卖给国家收购站，身上约有9000多块人民币。那时人民币最大面值只有10元的，那么多钱霸占了她小皮箱的三分之一。加上惠州家里藏的2500元，足足有12000块。1959年时，那是巨款，足够吕家祖孙吃上20年。
第7天她去厂里党委辞职时，办完手续，人家告诉她去监狱领取丈夫的骨灰，说昨天便来了电话。她原本低着的头，抬起来望向那人，完全没有哭泣的意思。那对原本十分美丽的大眼睛里射出冰冰冷的仇恨的光芒，令那人不寒而栗。
她提起小皮箱跟来送行的王匡夫妇挥下手就上了三轮车，去到监狱的办事处，领到的是一只又薄又粗、一碰就破的陶罐。从监狱出来，便叫等在那儿的车夫去找最好的骨灰罐。车在市里转了一个多钟头才找到殡仪用品店，她买了两只最好最贵用大理石雕出来的骨灰罐，售货员不解地望着她。她叫车夫帮忙捧到三轮车座位上，将陶罐中的骨灰倒进其中一只，盖好盖子。打开皮箱将衣服全部拿出来，再将两只大理石罐放进去，用两三件衣服塞住不叫它们移动，然后把多出来的衣服全送了给车夫，说去公交车站。
她就是带着两只罐和一包钱回到惠州吕家。回到家，发现她家剩下的两间房间好热闹。其中一间住上家翁、哥哥、儿子、两个侄子，自己那间住着嫂子和两个侄女，孩子们没床打地铺。原来，博罗乡下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哥哥一家6口、吕家祖孙两口，这几个月全靠高价黑市粮为生。徐强好担心地说：
“城里、乡下越来越难找吃的，只怕有一天多多钱也没法买到米。”
她原本计划把钱给了家翁和哥哥后就去昆明了此残生，想不到会碰上这种饭都吃不上的局面。决不能让亲人挨饿的念头激发了她的本领，无意间还传授了赚钱的诀窍给儿子。跟沈寡妇合作搞咸鱼，那时初中二年级的沈玫纯真、温婉，也被她相中了，半真半假地说要她做自己的儿媳妇。而小妮子就从那时开始非小龙不嫁，那情根越长越深、无从自拔。
小龙从小跟着祖父长大，那股子挥之不去的书卷气一生就跟着他。跟父母一起生活的时间不长，但性格中的勇毅肯定传自父亲；过目不忘、机巧百变那应该是妈妈的特点了——他对父母的思念比其他孩子深沉了百倍。
1962年4月中，小龙从山里回来。他是被祖父叫人带信叫回来的，说因为高考关系，高三毕业班提前5月初就毕业考试，叫他早些准备功课。小龙把山里、山下工作安排好，带了20斤猪肉回家。楼下3家各两斤，阿发家4斤，另外10斤叫沈寡妇3斤留下这两天吃，7斤做腊肉。那时小龙不像后来能吃两斤肉，沈寡妇晚餐只许他吃一斤。
祖父说：
“留4斤今晚给校长送去。”
小龙不愿意，说：
“月初我给送去的，什么都增加了，油都有6斤。”
祖父微笑地挥手叫他进房，塞了张上面贴着他相片的大学联考准考证进他手里，说：
“今天一早校长送来的，吩咐千万别给任何人知道，考上后也别承认那名字是自己。惠州一中很少人能考进中山大学，他希望你努力些能考进去，那就不会在惠州传开去。他们改了你的原始档案，一切以不令人起疑为原则。今后你一言一行都关系咱们3家人的安危，样样都要三思而行，明白吗？”
高中三年，小龙几乎没有碰过教科书，只在小考、大考前读一遍便升了班。两个月后考试，光广东就几十万考生。好学校的学位就那么几个，要是考不上，那岂不是辜负了妈妈的期望？辜负了3家人用头颅换回来的这张准考证？好在抱佛脚对有些人没用，吕小龙那豹头虎额里的大脑还管用。
8月放榜，他进了第一志愿：中山大学农学院。
考前填志愿表，祖父说：
“人人说我是饱学之士，我知道自己的不足，那就是不懂外文，读不了船坚炮利那些国家的书。要是能读一万本中文书打底子，再读一万本外文书，那就差不多了。我希望你读英文系。”
想不到向来听话的小龙大摇其头，说：
“那只能独善其身。我希望先读农学院，再读水利系，做一个较全面的农业专家，为农民改善生计。中国的农民一天不富，就说中国强大了，那是吹牛！”
那天傍晚，祖孙饭后去西湖边散步，小龙说：
“在农学院我希望能学会种树，惠州人老自吹有个西湖，现在湖边圈满了竹枝，更像个大鱼塘。我主张三面环湖的山上，各种上几万株桃花、李花、梅花，既是水果生产基地，又是赏花、喝酒、喝茶、游山的好去处。湖上种荷花，沿湖路上最好改建起苏东坡时代古色古香的仿古建筑，卖各地的美食、名产。路两旁和中间再种上三排大樱花树，沿湖几十公里全是步行赏花的去处，偏要把那杭州西湖给比下去。”
吕健松给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逗笑了，平生第一次说了句粗口：
“丢那妈！惠州2000年来的市长，除了苏东坡做了点事，都不及我孙子。”
小龙笑说：
“说就容易，那可要天大的投资。我要是有妈妈赚钱的本事，将来就有机会带个头。真要成事，那要全部惠州人共同努力经营上几代。但蓝图则不妨早些绘出来，令惠州人有个目标。”
五
自从吕小龙两年多前开始提供足以令两家人温饱的粮食给校长，从来没说过一句要求什么的话，也从来不认为妈妈想要的能成功，反而在拼命找粮食的过程中安排跟阿发去香港的事项。他探明坐货车去大亚湾的路线，在海上游好多公里时用的救生圈，甚至一有机会就在黑市买进港币，作为在香港创业或读书的资本。最后竟然储起一万多块港币，阿发笑说从来没听过哪个偷渡客有这么多钱，他的师兄们上路时多数只得三五块。
校长是老实人，不敢做什么主。那党委书记出身四野团长，却是敢打敢拼之辈，从小兵升上营长，在广西打跑白崇禧之役立大功升团长。这团长早闻吕健松连斗地主都能枪下留人的大名，觉得这人不算地主，只不知他儿子又犯了什么事，竟然是个反革命分子。问起校长，校长说了个大概，又向吕健松要了吕燕南上陶铸书的原本和薛岳的荐书去给他看。那书记看得热泪盈眶，单单讲那万言书中的理念，比他们共产党更共产党，完全是他当年参加革命时的理想，何来反革命之实？他知道吕燕南死于反人民公社，但人民公社实际上害人不浅，人人知道，但没人敢说出口。这吕燕南真是勇士中的勇士！既然如此，他的儿子救了我一家老小7口，有一天被揭发了，有死而已，我一个人担了……
去向大学报到之前，小龙原本安排阿发接自己的班。可阿发不肯，说舅舅的大儿子更适合。还告诉小龙，你不去香港，我可要动身了。小龙便教他去香港后先去做电工学徒，学习老板的技术、买卖电工材料的价格、特别是老板怎样接生意的法门。有把握后就自己请学徒做老板。那时候阿发17岁，小龙把港币全给了他，送他到海边下水时还谆谆教诲做生意要忠诚为本的道理。
后来阿发老是跟人说：
“别人偷渡，下水前捱观音土，下水后游不动喂了鱼，我呢？有专车接送，有安全措施。上了岸，打扮成个大少爷，银行存款比老板多，第三天就有了女朋友。要不是龙哥警告在先，两星期就想开店做老板。”
60年代初烂命一条去香港的年轻人不下数十万，他们不同40年代、50年代逃到香港的“资产阶级余孽”。前者除了少数有资本的工业家，大多数都是胆小怕事、能吃上饭便满足之辈，对香港的发展贡献有限。后者来了之后，敢拼敢搏，10多年后已成香港工业界的中流砥柱，令香港经济飞跃发展。时值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既为衣锦还乡，也为生意发展，首先响应回去搞来料加工、合资企业。那时候，香港老牌厂家可没有这个胆色。渐渐，由于国内工资只及香港十几分之一，厂房或平租、或自建，皮费更是大减。为了竞争，他们制定出“中国大陆出口价”这顶顶重要的7个字，开创了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制造商不去国内设厂便无从竞争的局面。再后来，欧美、日本等大厂也只得向潮流低头，造成今日“世界工厂”的盛况，造成今日国力日盛、领导人出国成为真正贵宾、造成北京奥运的排场后无来者的盛况。
谁能想得到今日的伟业建基于当年那些“叛国分子”呢？
香港皇后像广场上的皇后雕像该搬走，竖立当年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那大老粗像。因为他曾下令不要向走的人开枪，他才是今日香港的最大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