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的初夏，与我下放劳动的宁阳县一样，也是麦浪翻卷，金海一片。当我在宁阳县面对金色麦浪兴叹时，我家乡的父兄和村里的乡亲们也怀着同样的情感。他们在希望的原野上甚至忘却了肚子饿，忘却了受过的苦，只想到将要到来的饭，将要到来的甜。夏收终于到来了。山东的夏收，常被称做“龙口夺食”，这不仅因为“麦熟一晌，蚕老一时”，还因为初夏常有雷阵雨。所以乡亲们打足了精神抢收抢种。肚子再饿，干活再累，因为内心充满希望，就有拼命的劲儿。
金色的麦穗终于上场了，虽是平常年景，但麦粒颗颗硕大饱满，金光灿灿。乡亲们中午也不休息，吆喝着牲口，赶打麦场。扬场的好把势们趁着和风扬出了一座座由麦粒堆成的“金山”；妇女们用簸箕把麦粒装满了一口袋又一口袋。在她们装满了十几口袋之后，拖着车斗的拖拉机不失时机地开了过来。队长命体壮的男人把麦袋子装进车斗，拖拉机嗒嗒嗒地开走了。只在这一刹那，站在麦场上的所有农民，扬场的把势、装麦子的妇女、牵牲口打杂的，以及在麦场上乘兴玩耍的孩子们，各个都一下子失魂落魄，像早晨霜打的禾苗，像刚刚放了气的皮球。他们像大病初愈那般勉强支撑着晃动的躯体，或是如刚办完丧事般无奈地一屁股坐在地上。因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拖拉机的去向，不是他们的家，不是他们的村，而是扬长去向公社所在的方向。
农民在辛辛苦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事是什么？不是过年，不是过节，而是双手捧起黄灿灿的谷粒，把这些谷粒装进口袋里，运回家中并亲手倒进自家的粮囤子里的时候。他们这时候所绽开的笑容就像那饱满的谷粒一样，是纯真自然的，是金光灿灿的。这种笑容是任何城里人所不曾有的，也是任何电影大明星所体味和模仿不到的。在他们本应展开这种笑容的时候，拖拉机扬着尘土远去的场景，对他们犹如惊雷贯耳，犹如当头一棒，犹如针扎心窝，犹如跌落深渊。他们经受过多少次丰收的喜悦，却怎经得起这突如其来的失去劳动果实的打击！这会儿他们才明白：他们只有劳动的份儿，而劳动果实不属于他们掌握。除了国家的征购，留到公社里的，他们又能吃上几颗呢？
我不应问大哥“公社食堂怎么连个黑面馒头也不给”的问题。连去年秋天的地瓜干和花生都不属于农民了，难道这金光灿灿的麦子会属于农民吗？农民太天真了，他们只会空欢喜，而由空欢喜跌落进悲伤境地时，这种悲伤是最沉重、最痛苦而又是最无助的。
那时的社会，在农民头上有几把“刀”，其中之一就是高定购。这种高定购是根据公社的大核算开始的。那不是“大跃进”的年代吗？地里的粮食“产量高”，层层干部们为了邀功，胡夸乱吹，把产量报得高。根据各公社报的“定产”和按比例的“定购”自然也就高了。假设不以“大跃进”时期报纸上登的“卫星”级的产量，而只以当时的中等产量每亩2000斤算吧，定购其产量的30%则每亩定购600斤。除了定购，还要按亩交公粮，这样下来，每亩被拿走的不只600斤了，而实际上，夏秋两季的亩产也不过是六七百斤。除征购走了的，在食堂里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级干部还要多吃多占，到农民嘴边的就不多了。
诗人臧克家曾发表过一首写老马的诗：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这一刻不知道下一刻的命，
眼前还掠过一道鞭影。
这老马，不就是我的父兄、我家乡的农民吗？
中国的农民是顽强无比的，他们在悲伤的渊底里仍发出了生命的呼唤：我要活着！田野里的野菜和宅房路边的树木并没有明确的“公社化”，野菜也罢，树叶也罢，这些都为公社至生产队的各级干部们所不齿，而我吃，只能我吃！吃野菜树叶代表着农民们的挣扎，在死亡线上顽强的挣扎！
如同寒假时大哥命我提前回校一样，50天的暑假我只住了一个月，大哥又催我回校了，这回他又增加了一条充分的理由：“你在家也是个负担。”家中缺吃的是负担，更大的是精神负担，我不忍看着哥嫂们吃着树叶和菜团子以及肿起来的脸，不忍看着父母留下玉米饼和地瓜干也手捧菜团子送到自己的嘴边，更不忍看着父母疼爱他的子女，特别是从学校回来的小儿子的那般苦楚难言的表情。我向大哥妥协了。当我决定要提前回校时，心如刀绞，痛苦至极。中国人最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患难与共，我与自己的父母兄长都不能患难与共，将他们留在苦海而自己去安适，尚有何面目枉留人间！但是，三嫂已把为我洗过的几件衣服包裹停当，兄弟四人聚在一起，大哥掏出了给我买火车票的钱。
自我上大学起，每度过一个假期离家上路时，全家人都出门相送，包括已嫁到后街的侄女一家；还有街坊邻居，也出来打个招呼。这次也一样，人虽很多，却不是热闹，而是辛酸的场景。我恋恋不舍地牵动着亲人们集聚来的目光，每跨出一步，都是痛苦的挣扎。这一次，又是在看着亲人们虚肿的脸庞，看着两行泪水从这虚肿的脸庞上直滚而下的时候离开的。我的父母，走在送行人的最前头，但却没有眼泪，呆滞的目光总跟着我，枯黄的脸总面对着我，身子弯曲，步履蹒跚，每前进一步，都是那么艰难。我步步回望着他们，强忍着伤感，不让泪水流下来。如果我在此时失声痛哭，将激起一个什么场面是可想而知的。当我看着父母举起干枯如柴的手臂站着一动也不动、而我不得不急步离开他们的时候，一种生离死别般的恐惧顿时袭向心头，我禁不住泪如泉涌，暴发出沉闷的痛哭。
我坐在回学校的火车上，为了在旅客面前顾得颜面，将泪水往肚子里咽。十几小时的路程，我没有说一句话，没喝一口水，没吃一点东西，只木木地坐在那里，眼前仍是父母年迈体弱和兄嫂泪流满面的情景。回到学校，寝室里只有我一人冷冷清清，就连吃饭也没有什么味道。
2.母亲的去世——代表千千万万
1959年秋季开学，我已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在校上课的时间只这一学期了，因为明春的最后一学期是下乡生产实习。学习的时间显得十分宝贵，我却不像低年级时那样神态昂扬，而是沉闷少语，心事重重，上课时经常走神。为了不让上课的老师发现我神不守舍，我不再坐在教室的前几排，而是坐在最后几排。幸亏四年级的专业课并不难，我又有中专的底子。晚自习时我不再是最后离开教室，而是早早离开。到寝室躺在床上，却辗转反侧，不得入睡。我怎么也放不下家中的亲人，尤其是年老体衰、风烛残年的父母。我常常从噩梦中惊醒，有着不祥的预感。
当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刚下课向宿舍走去的时候，收到一封加急电报：“母病危速归。”这犹如晴天霹雳，我头脑“嗡”的一声，几乎摔倒。我预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日夜担心的事终于发生，这仿佛就是噩耗。我奔向宿舍，拿上了买车票的钱，直奔火车站。那时从泰安火车站到莱西火车站，中间要转两次车。在莱西站下了车，已是第二天日落西山时分。幸亏我手里拿着电报，有位好心的卡车司机把我带了大半截路，赶到家中已是夜里。
我扑到母亲身边。她躺在土炕上，昏暗的油灯下，已看不清她的脸色，只觉得那面庞已经干枯。我拉起她的双手，已是骨瘦如柴。她已气息奄奄，但还能说出：“你可回来了。”听了她的话，撕心裂肺般的痛苦让我放声大哭，母亲仍断断续续地说：“不用哭，你回来了，见到你了。”
母亲知道她即将离开人间，舍不得让我离开她半步。我在她身边守了7天。她不想吃东西，也吃不进东西。我们静静地相守着，她对我说了很多话，这遗言至今仍印在我心里。
“我命薄，命太薄。我想等到你大学毕业，跟着你，每天给你做饭，给你看孩子，看来等不到这一天了。”
“我想，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咱们离开这里，去过好日子。”
“我什么也没留给你，只有一块蓝布，压在我枕头底下，你拿去做条裤子。”
“你不用想我，你只管成家过日子，过好日子。”
……
这是深秋的夜晚，萧瑟的秋风打着窗户纸，屋子里寒气袭人。在土炕上，我躺在母亲的身边，拉着她那干枯的手。我的另一边躺着父亲，几天来，他没有话，只是叹气。我们整夜里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窗户纸透出蒙蒙亮时，我问母亲要不要喝点水，母亲有气无力地说：“不喝了，什么也不用了。”她忽然紧紧握住我的手，喊着我的乳名：“你不用想我，你……过好日子。”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母亲也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在我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她才59岁！
我的悲痛难以言表，眼泪流干了，我没有哭泣，只呆呆地坐在母亲的身旁，哥嫂们的阵阵哭声伴随着我心底的剧痛。父亲没有泪水，但比哭泣更悲切的表情令我无比担心。我又在母亲身边守了3天，直到入殓。人生或许是这样的：最好的解脱莫过于死亡。母亲走了，她离开一生所受过的苦难而解脱了，带着让儿孙过好日子的希望去了另一个世界。母亲最后入殓的棺材本是父亲好多年前亲手打造并为自己准备的。这棺材是上好的柏木料，板材厚实，油漆讲究。父亲本想自己比母亲大十几岁，会走在前头，岂知体弱多病的母亲却经不起饥饿的袭击和精神上的折磨竟先他而去了。
“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9至1961年。我母亲在这头一年就倒下去了。在这“大饥荒”的三年里，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个地区为重灾区。那里有大批难民逃荒或整村出外讨饭的局面，有妇女弃夫改嫁的怪诞事情。
山东省在“三年自然灾害”及此后饿死了几百万人，这些人如同一群群蝼蚁，被到处泛滥的饥饿的洪水卷去了。可怜的人们在走向死亡的路上相互怜悯，相互扶掖；而不少的达官显宦却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劣迹昭彰，却飞黄腾达，官位跃迁。因为这些达官们善于否认事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文过饰非。譬如山东省委1959年向中央的报告中说饿死人的事只是“缺点”，并声称“即使有缺点，也是在正确路线上”。还恬不知耻地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山东省的一位显宦后来当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他的书法是自成一体，但历经“三年自然灾害”劫难而仍活在今世的众人，一看到他的字，就想起他这人，想起他的斑斑劣迹，想起实际上是为他所杀害的亲人和乡亲。有良心并忏悔的达官显宦有没有？也有。曾坐河南省第一把交椅的一位封疆大吏说：“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中国有“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这位大吏未被处以“极刑”，但他的罪行因自己的忏悔而在人们的心目中有所减轻。
3.我的家乡──中国的一个缩影
我带着失去母亲的痛苦回到学校，见了人不想说一句话，胳膊上的黑孝箍已代替我说话，班里的同学已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时的老师是真正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他们知道我的痛苦，不言不语，用另一种方式来安慰我：他们给我补课，补我回家奔丧所落下的课。其实他们内心里知道，这些课对我来说并非一定要补，特别是那位教植物病理学（这属于专业基础课，本应在三年级上，但因下放劳动耽搁了）的老师，她为我补课时的那种同情和怜悯的眼神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里，我至今感激他们善解人意，感激他们善良无私。还有什么比这些更为珍贵呢？
我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常想离群独处。虽仍去上课、复习和吃饭就寝，但我的心回不到学习上，饭食无味，梦语频频，我总是低头走路，沉闷不语，觉得这世界变了样，天空是昏暗的，秋风是尖酸的，变黄的树叶纷纷飘零，人行道侧的灌木都哭丧着脸。路上的石子也跟我过不去，总想把我绊倒，难道世界也变得这么阴沉？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班里的同学们向我伸出友谊温暖的手。
那时，我们学校里的伙食也大不如前了。玉米面窝窝头算是最好的，常常是地瓜面的窝窝头和地瓜干。学生的营养不良表现为浮肿。学校领导非常关爱他的学生，派医务室的医生下到各班检查浮肿情况。我班30名同学中我浮肿最严重——在小腿上用手指按下去，出现了一个深深的坑。检查结果引起全班同学的同情和关心，班长立即与伙管科联系给我增加营养。那时对严重浮肿同学增加营养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每天把你本应吃的玉米面窝窝头改为豆粕面的。把榨过油的豆粕砸碎，在碾子上碾成面，再做成窝窝头，吃起来比玉米面的香，更重要的是有营养。因为当时人们最缺乏的食物成分是蛋白质，蛋白质缺乏才形成浮肿，而豆粕富含蛋白质。
这一学期终于熬过去了。期末考完试，我不等考试成绩下来，全班头一个离开学校，回家看望孤苦伶仃年老体衰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