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三九严寒、滴水成冰的季节，父亲躺在土炕上，盖着一条单薄的被子。他没想到我这么早就回来了，急忙爬起来，瘦削枯黄的脸上显现出惊喜。我拉着他的手，又摸摸他身下的土炕，还是温热的。我问他身体可好，他说：“没有力气，天气这么冷，不如躺在被窝里。”我稍稍放心。父亲又说：“你哥哥们很孝顺，他们轮流给我送饭，每家五天，他们能省的都省给我吃了。”“你嫂子们也很好，每天傍晚给我烧炕，炕总是热的。”“我很知足了，看，你又回来了，可是……”他没有再往下说，再说就要为离他而去的我母亲伤心了。他把话留在心里，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不让我难过。我理解父亲的心，我们默默地相守着，直到哥嫂们来。
我感激哥哥和嫂子们的一片孝心。由于他们的孝心，父亲虽八十高龄，却奇迹般地保住了性命。哥嫂们的孝心也让父亲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这给予他生的希望。他本来就是乐观的人，现在他仍然希望能渡过难关，有美好的明天。他要在美好的明天里，看到儿子、儿媳们不再为他而节省，能舒心放胆地吃顿饱饭；他要在美好的明天里，看到自己的孙子们能背着书包去上学，有出息，将来也能去上大学；他要在美好的明天里站到母亲的坟前，对她说：你可以安心了，现在好了，不再吃苦了。
但是，美好的明天，离他还很遥远，因为这才是最寒冷的1960年元月。他不得不忍着饥饿，迎着隆冬而艰难度日。这时的我，已不是书生气十足的大学生，我需要面对现实，面对人生。国家保送我上了大学，我曾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好本领报效国家，也光宗耀祖。可是接二连三的国事家愁使我难以梦想成真。国家成了这般模样，家庭又惨遭败落，我在踌躇，我在徘徊，怎么报国？不消说我这颗小小螺丝钉，多少位声名显赫的大人物都难以扭转乾坤，至于光宗耀祖，更是一场虚梦了。
家庭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细胞。按照全息学理论，它携带着整个社会的全部信息。我的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当时所携带的社会信息是：在饥饿线上顽强地挣扎，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摧残和折磨；母亲在饥饿线上很早离开了人间，幸存者有着强烈的生的希望，并憧憬着美好的明天。
同生命体的细胞一样，我们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与别的家庭、整个村庄、整个地区以至整个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我家联系最紧密的两个家庭是我的两个出嫁的姐姐家。大姐嫁到离我家15里之外的贫穷山区，1958年因为“大跃进”，地里的庄稼没有收上来。到了年关（即1959年初），家里没吃的，公社食堂里只有菜汤，四个孩子都张口要吃饭，眼看活不下去，锁上家门，大孩子拉上，小孩子背上，给老家父母连个招呼也没有打，闯关东去了，投奔到黑龙江省密山县的一个亲戚家。那是个靠近苏联边界、真正“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落上了户口，勉强可以喂饱肚子。在1959年春天，我二姐一人带着两个女孩子投奔大姐去了，二姐走的时候，家中虽知，但无法留住。
当时，我们村和邻村，以至全省的农村，都面临着同样凄惨的局面，生命朝不保夕，在死与活之间徘徊挣扎。当时的大学生还能念下书吗？当我们书念不下去的时候，只能为亲人，为乡亲和全国的农民而悲哀，为他们的悲哀而苦思。这是为什么？农民们有什么过错？是谁让他们受这么大的罪？是谁让他们在土地改革之后，刚刚有了自己的土地七八年，又失去了土地？是谁在“合作化”进而“公社化”的过程中让他们逐步丧失了对自己劳动果实支配的权力？是谁让他们撇掉地里的庄稼而在长官们的瞎指挥下去做“大跃进”的傻事？
这些，不属于一般的问题，当时的农民并没有想这么多，甚至连想都没有想，或连想都不敢想。北京的权力核心里有一位大员与中国的农民最贴心，也最了解农民，他曾感慨地说：“中国农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造反。”
我当时虽然尝到了生活的苦辣，但对于国家风云变幻却全然不察。1960年8月，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我才感到气候有些变化。其实，这时不调整不行了，因为路已走到了尽头。从报纸上，让我感到气候改变的另一件事情是在“大跃进”中最抢风头的几个封疆大吏全部被撤掉了，包括山东省的舒同，河南省的吴芝圃，四川省的李井泉，安徽省的曾希圣，湖北省的王任重，甘肃省的张仲良等。后来才知道这是刘少奇1960年初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的重大举措之一。另外，还采取了抗灾自救的一系列措施，包括1961年春天中央会议决定是否参加公社食堂要社员自愿，1962年春提出“三自一包”，以及允许社员有自留地等。
上述的一系列措施逐步解救了农民，也让中国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从1962年10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阶级斗争风浪迭起，刘少奇虽然一腔热血，欲解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但无力回天，最后搭上了性命。
4.我的父亲——怀着生的希望驾鹤西去
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由大哥和三哥轮流照顾。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年代，父亲经历了极为严重的饥饿与孤独的煎熬，心力交瘁，度日如年。
哥嫂们从嘴边省下来孝敬父亲的，也不过是地瓜干、野菜之类，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漫长岁月里，他天天吃的是用野菜做成的菜团子。1960年年初的寒假我回家探亲时，他对我说：“吃上这菜团子是很不容易的了，不难吃。”但我看他下咽时的痛苦表情，总不觉潸然出涕。他不是因为菜团子难以下咽而痛楚，而是为他吃了菜团子儿子儿媳们就只能喝菜汤而心酸。他已经没有了眼泪，病中有时我喂他吃饭，却把泪水滴在他的碗里。
但是，饥饿和孤独并没有泯灭父亲生的希望，他认为母亲的死是天灾人祸造成的，而灾难总会过去的。他经常给我们讲他亲身经历的民国28年（1939年）的天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灾害，也过去了。他没有想过随我母亲而去，因为还有诸多未了的心愿。他不甘心自己的家这样家破人亡、节节败落下去；他盼着好日子的到来，儿辈们衣食无忧，孙辈们能背着书包上学；他要看着正在念大学的小儿子能在毕业后挣钱养家、娶妻生子……
悠悠往事让我理解父亲对生的希望和执著。
日本侵略者1945年投降以后，老解放区胶东阴霾荡除，阳光普照。1946年的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们欣喜若狂，他们焕发出无比的活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在自己的土地上起早摸黑，辛勤耕耘，把生产出的五谷支援前线的解放军，丰收的粮食也装满了自家的粮囤子。我家被划为中农成分，这让我父亲意识到靠自己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是受到国家保护的。随着广大农民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我家也进入了鼎盛时期。庄稼年年丰收，木匠铺里的生意红火，纺织、做粉条等家庭副业兴隆。全家人忙忙碌碌，说说笑笑，小孩子们打打闹闹，这是活跃无比、最具生命气息的一大家子。我父亲经常在晚饭后全家一起聊天时，笑哈哈地说他能活到一百岁。他说，邻村的一位名中医号了他的脉，说他的脉是与众不同的“反关脉”，至少活到一百岁！老中医号的脉使他豁达、开朗、乐观的性格又添了几分愉悦，他看着全村和自己家节节上升的好日子，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在他心里，不只是要活到一百岁，还要健健康康，把家业搞得更兴旺，让全家过上富裕自在的好日子，享受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
那几年的日子虽然蒸蒸日上，却只是恢复发展时期，并未达到如日中天。但是，国家某些人的思想意识太超前了，他们把农民一家一户在自己土地上的“单干”视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先是让农民成立互助组，之后不久，在1953年推行所谓“半社会主义”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在1955~1956年几乎是强制推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大步走向集体化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超越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适应能力。领导者想让中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想让农民早日过上幸福生活的心是好的，但操之过急地对跟不上“形势发展”的思潮和行动给予了极其尖锐的批判，最具代表性的是毛主席在1955年8月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批评在合作化问题上右的错误，说某些同志落后于群众，“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在这样自上而下强行干预的形势下，刚刚高涨起来的农业生产、初露端倪的农村好日子就节节败落了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父亲敏感地意识到他不可能抗拒这急转直下的社会潮流，甚至不可能继续主宰自己的家。这个家将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社会了，所以他在1954年成立初级社时就决定分家。
我们一家子分成三家。大哥和二哥各分得三间房屋和一份土地。我年幼，三哥虽二十几岁，但种地与木匠活样样都不很在行，难以成家自立。父亲决定再拉我们兄弟俩一把，与我俩一起过。我们分得两份土地、六间房屋。分家之后，父亲经常说：“我还能干活，靠手艺能挣钱。”他年逾古稀，却不服老，更不肯认输，使尽全身力量维持这个新家。他从早到晚在木匠铺里干活，除了做手推独轮车，还做各种小农具。他不再去邻村赶集，但仍每五天必去本村的集市，操着换车耳车轴的老行当。
他费神撑持这个家，还有一个最好的例证。分家后的三哥，连手推独轮车也掌不好，往地里送粪时，车子翻在路旁，就埋怨我没把拉车的毛驴牵稳。推收获的麦捆翻了车，我俩扶不起来，他就训斥我没牵好毛驴，还得等待过路的人帮我们扶车子。我父亲谁也没有埋怨，却想出了个好办法。他仿照大马车的样子做了辆小马车，这小马车玲珑轻巧，用不着像大马车那样用两三匹马牵引，一头毛驴或一头牛就可以牵引。拉粪或拉收获的庄稼还比手推独轮车装得多。这样，三哥轻松了，我也用不着因牵毛驴而挨他的训了。这小马车还成了邻里经常借用的稀罕物，类似于我三哥掌不好车的人或是年老体弱的人家常来借用。又不知是哪家开了个头，用这小马车娶媳妇。因为当时用大花轿娶媳妇被批判为落后的封建旧俗，不敢用了。于是人们就借用我家的小马车，车厢里铺上褥子、毯子，在车帮上扎起架子，再打上顶篷，周边和顶篷用红布或红绸缎围起来。新媳妇坐在车厢里，虽没有坐花轿气派，但同样达到进洞房前不露面的效果。打从这小马车在村里风光起来之后，我父亲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他仿佛觉得自己很年轻，很能干，认为街坊邻里对小马车的夸奖就是对他能力的肯定和赞赏。
在父亲全力撑持这个家的时候，农村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在1958年跃进到人民公社。父亲和大多数农民一样，哪能跟得上这急剧变革的形势，他们就像在汹涌激流上漂浮的落叶，不知去向，没有落脚处，激流主宰着他们的命运和归宿。父亲失去了小马车曾经带给他的活力和荣耀，这时才承认：自己确实是老了，不中用了。
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便失去了一切。父亲这时才觉得，他辛劳一辈子，除了这几间破茅屋，一无所有了。得以慰藉的是，还有孝顺、能干、人品好、能吃苦的好儿女，最小的儿子在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就能养活他了。他的百岁梦也飘然远去，值得欣喜的是他八十多岁高龄，是村里最年长的了。比之村里五十几岁就先他而去的人，他大难不死，不就像百岁老人一样吗？想到这里，他泛起一丝欣喜，扶杖外出，晒晒太阳，与街坊拉拉家常，说他是村里最有福气的了。
但是，母亲的去世和“三年自然灾害”的磨难，逐渐耗尽了他的体力和精力，他像是油尽的灯、烧到底座的蜡，无可挽回地在人间熄灭了。
父亲是在1965年10月25日去世的，享年87岁。这个日子是家里办完丧事之后大哥写信告诉我的。得到父亲去世噩耗后的几个月里，我的心情无比沉重。“男儿有泪不轻弹”，母亲去世时我痛哭过。这一次，当我躲在房间里或深夜埋在被窝里哭泣的时候，父亲的容貌，这几年来与死亡相抗争的不屈形象，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尤其是1965年1月我趁寒假回家探望的时候，父亲已是风烛飘摇，虽非卧床不起，但也很少下炕活动。那呆滞的眼神，那瘦黄的面庞，那艰难的步履，那细弱的语声，让我十分不安，给我可怕的预感。这个假期之后，我怕再也见不到父亲了。在整个假期里，我日夜陪伴在他身边，不忍离他半步。时间是那样的可贵，我珍惜它的一分一时；感情是那样的不能割舍，因为他是历尽艰辛又将离我而去的最亲的人。
但父亲毕竟是豁达明理之人，对我说：“你就走吧，你是公家的人，我不要紧，能等你再回来。”
哥哥送我上路时说：“父亲的日子怕是不多了，到那一天，你也不用回来了，省下那路费，买棺木、办丧事的钱就够了。”
父亲临终前我没能回去看他，去世后我也没能回去为他送葬，这是无法挽回的遗憾。更为遗憾的是，灾难的日子快过去了，生活一天天地好了起来，他不用再吃菜团子了，我的工资也涨到每月63元，完全可以让他幸福地生活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不待”是无可奈何、不能挽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