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劳动中送走了冬季，迎来了春天，眼看着麦苗绿油油地长高。在春小麦刚刚秀穗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上级的命令：结束下放劳动，回校复课闹革命。
这一命令使当了八个多月“五·七”战士的我，心潮起伏，激动不已。我内心的感情是复杂的。心存对回校“复课闹革命”的抵触，舍不得相处数月之久、建立了深厚感情的诚朴农民，忍不住弹抚着用自己的汗水浇灌过的硕大麦穗。但是，我将要离开、也愿意离开这里，因为即便抛开大学教师的职业操守不管，我更向往自己的家。
我妻子与我一同下放干校，他们是区直干校一营，那时她已怀孕。劳动了两个多月之后，受营部的照顾，被派到城里的机关上班。她不能骑自行车，每天挺着大肚子步行数里路两个来回。当她感到快要临盆的阵痛需赶紧去医院时，又怕家中不知，只好勉强支撑回家。走近家门口时，是邻居首先发现了她，并在板车上铺了床棉被把她送进了医院。我岳父好容易找了个电话告知我，待我立即赶往医院时，我的儿子已经出生了，这是在春节前三天农历腊月廿七日。我陪了他们一天，还得回干校去劳动，是岳父、岳母承担了一切。岳父此前连续动过两次胃切除手术，身体虚弱不堪。他们对我的恩德我永铭在心，永志不忘。
如果说在罗家庄农场劳动时，每周尚有一天可以回家，下放到青铜峡县之后，中间再没回过家。我只做了一件事：托朋友在供销社买了几斤鸡蛋，再托人带回了家。
我的妻子啊，你怀孕期间和生产后，我没能呵护你，没能替你分忧，没能为你分担繁杂的家务。
我的儿子啊，你来到这纷乱的世界，我没能多看你几眼，没能为你抹屎擦尿，更没有机会向你倾泻我的感情！
我满怀深沉的内疚，痛感未能尽丈夫的责任，未能尽为人之父的责任。唯可借以解脱的是，这些皆非我愿，是没法子的事情。
在那个年代，由于“文革”的派性斗争作祟，有许多家庭夫妻成仇，兄弟反目。我家则不。我时时刻刻心系着家，向往着家。现在，我拖着这历经沧桑的疲惫身躯，怀着对宁静和平凡生活的热烈向往，就要回家了。啊！家！家或许是能遮雨挡风的温馨港湾！
6.“文革”的折腾与生活的苦
下放干校劳动结束之后，1969年夏，“文革”已进入“革命大联合”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时期。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使不同派别之间结束了明的争斗，可以坐在一起商量问题了，也对工厂、农村的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学校里，师生们也能坐下来考虑教与学的事情了。
无论在大学或中学，教与学首先要考虑的是教材问题。那时的大学里，从解放后就没有固定教材，只有参考书。至于中学，“文革”前就有正规的课本，但那时认为这些课本需要砸烂，不能用了。于是，全国各省、市都成立了直属教育厅领导的教材编写组，重新编写中学课本。出人意料的是，在这历史变革的重要关头，在1969年盛夏，我又受到了重用。
当时的宁夏教育厅（也经造反派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跟着全国的形势走，也决定成立教材编写组。分别从宁大，有关县、市中学等单位抽调了一批业务水平较高的教师和技术人员成立教材编写组，我被抽调进来，还被任命为编写组负责人。与我共同负责的是一位造反派学生。恰巧，这是我所在系的学生，他待人平和，似乎也完全忘记了我曾是保守派，凡事总是先与我商量；我也十分尊重他，所以我俩配合得非常和谐。通过这段交往，我们成了朋友。后来他还帮我办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以他公社党委秘书的身份，把我外甥女从黑龙江北大荒农场调进他所在的公社落户做跳板，后来上了学。
教材编写组成立后，教育厅革委会的领导给我们布置了任务，指示了编写的指导思想和大体的工作进程。这时，先行一步的兄弟省、市已编写出中学教材的初稿，可供我们借鉴。每种教材由3~4人组成一个小组，分头编写，小组讨论通过后，再交编写组集体讨论。
那时搞教材编写，似是从“文革”的动，走到“文革”的静，但这“动”与“静”都属于瞎折腾。“文革”原本就是瞎折腾、劳民伤财、草菅人命、倒转历史车轮的运动。
首先看编写组的成员。虽有一部分是从事教学工作多年、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学老师，但也有不少未从事过中学教学、甚至是对中学了解甚少的人员。以《农业基础》编写小组而论，除了我，还有一位是农科院专门研究水稻的以及那位与我一起负责全组工作的学生。我们三人谁也没有从事过中学教学，摸不着中学的特点，难以根据中学生的知识需求、中学的教学规律、中学的培养目标去编写出适合中学生的教材。当然，对于这门课是否应在中学开设，更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见。
其次看指导思想，那时最时髦的毛主席语录是“大破大立”“破字当先，立也在其中了”。认为旧教材一无是处，需要砸烂。可我们这些编写人员并不知道旧教材到底怎样的一无是处，怎样去批判它、砸烂它。我们所能遵循的只有一条：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教材内容，却又不知如何去统帅，就采取一段教材内容加一段毛主席语录的机械式的结合；有时还要加上几句批判刘少奇“读书做官”“读书无用论”之类的语句。这有时会闹出笑话，参加编写数学教材的有位水利部门的技术员，在编写中引用了大量毛主席语录，还在一处批判了刘少奇的论点之后写了一句：“真他妈的放狗屁！”我们编写组集体审定时，听他念到这里，都笑了起来。试想，如果不加修改地采用这教材，老师又照本宣科地念了这句，将会收到怎样的效果？
编写的指导思想还包括“少理论，多实践”。本来，中学生要学的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所积累的最重要的基础知识，可为以后的学习或科学实践、生产实践奠定基础。就是我参加编写的《农业基础》，也不可能使学生学了这门课就会种田、就能从事农业科学研究。但在我们编写中不得不删去那些最基础的生物学知识，却“结合宁夏农业生产实际”写了水稻、小麦、玉米、糜子等作物的生物学特性和栽培技术等，而且每种作物的编写都雷同地引用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和“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等等。在集体审定时，我觉得这教材很乏味，但形势所迫，只能不得已而为之。
毛主席语录和数、理、化基本知识的结合就更让人感到机械无味了。我们虽然不得不遵循厅革委会的编写指导思想去编写，但私下却对自己编写的教材评头品足，自己否定自己。所幸我们编写组的人相处融洽，谁也没有把私下的话抬到桌面上或是打成“小报告”。
我们编的一整套中学课本又经教育厅革委会审定，交由当时的人民印刷厂（原新华印刷厂）印刷。其实这算不上是我们的编著，只算是违心的瞎凑合。至于使用的情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到教育厅编写组工作的这七八个月里，我有机会住在城里家中（在宁大上班时，我住集体宿舍，周末才回家），每天骑自行车上班。这似乎可以补偿我总是不得着家的遗憾，深感家庭的温馨，暂时实现了我所向往的宁静平凡生活的愿望，尤其每天可以见到儿子，一家人尽享天伦之乐。这时的家和这份暂时的工作，确实成了避开变幻莫测的“文革”风云、能遮雨挡风的港湾。
但是，在我的人生中，让我感到幸福、快乐、温馨的时期，都不是物质生活可给我以满足、更不是可给我以享受的时候，恰恰相反，都是物质贫乏、生活贫困的时候。这七八个月的生活基本反映那个时代的生活状况。人们不觉得生活苦，因为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平民百姓的生活差不多一样苦。大家都苦的时候谁都不觉得苦，正像现在大家谁都幸福却谁都习以为常，觉不着幸福一样。
“文革”是社会大动荡、大动乱的运动。全国城市工厂、广大农村的工农业生产都受到干扰和破坏。虽然工人、农民对“文革”有抵制，但是工人、农民的小腿扭不过社会动乱的大腿，全国工、农业生产的破坏使城市供应紧缺，人们不得不在什么都凭票定量供应的情况下节衣缩食，艰难生活。
那时，生活物资几乎全是凭票证供应，票证比钱更重要。票证之多是由“文革”逼出来的中国的一大创举。有粮票、油票、肉票、布票、棉花票、糖票、香烟票、酒票、豆腐票、粉条票、大白菜票……大约30余种。那时，一些紧俏物品，是需有关单位开证明才能得到的所谓特殊供应，例如牛奶。我岳父两次做胃切除手术，年老体衰，需由医院开证明才能每天供应半斤牛奶。我儿子生下来，妻子吃不上营养品，没有奶，但儿子沾了我在干校劳动的光。我那时劳动的罗家庄农场，畜牧系有实验用的几头奶牛，我托人买实验奶牛的牛奶，每周两次送回家中，下放到青铜峡后，则由我在农场的朋友把牛奶送到家里。我至今感激这些朋友的雪中送炭。
那时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仍是每月24斤。每月定量供应半斤猪肉（回民是羊肉）、3两油。半斤带皮、带骨的肉只供全家的凑在一起，每月漤一次菜时吃几块肉香香嘴，再等下个月了。3两油怎么炒菜？所以大多是开水煮菜。吃这样没油水的饭菜总肯饿。当时宁夏的第一书记是“全国学解放军”的产物，是从兰州部队下来的，姓康，市民们私下里“亲切的”称他“康半斤”或“康3两”。
这样的供应延续了十几年，直到80年代初才有所松动。买粮买肉还得凭票，但肉铺里的猪骨、猪皮不要票，早早排队可以买上。我家每周去买一次，炖一大铁锅，每天漤菜、做面条，能改善一周的生活。
当时的布票供应是每人每年7尺，只够中小身材的男子做一件上衣。年年7尺布，衣服怎能够穿？所以，大家都穿旧的、带补丁的衣服。真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学教师当时算是体面的人物，但谁都没因为穿带补丁的衣服感到不体面。在整个60和70年代里，我像样的制服常常只一件，星期天上午洗了，下午再穿上去学校，只把这制服穿得由蓝而浅蓝，而发白，领口和袖口以及双肘也打上补丁，至于裤子，则常是带补丁的。有的裤子在屁股、两膝上各有一个大补丁，补丁的面积占到裤子面积的三分之一。更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位朋友，是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才华横溢，卓尔不群，课教得极好。在冬天天冷时，他为了防止腰间空荡荡的发冷，就在穿得发灰了的黑色棉制服外面拦腰扎了一道用稻草搓成的草绳子。他着这样的装束，常在校园里走来走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编写中学课本期间（他与我一同下干校，一道被抽调进教材编写组），我妻子为他做媒找对象，在过春节前的冬天相亲，我悄悄向他开玩笑说：“相亲时可不要扎稻草绳子啊。”
大学教师是这般装束，在家玩耍的孩子的穿着就更难讲究了。我儿子渐渐长大，男孩子没有不贪玩的，衣服自然破得快，总是带补丁的。有一件夹克是我出差时给他买的，他很喜欢。到后来，这件夹克上有七个补丁。我岳母的针线活做得好，这七个补丁似乎天衣无缝，但布的颜色却是不相同的。我把儿子的包括这件夹克在内的几件衣服留存起来，以备将来对他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在搬家时他们趁我不在家，把它们扔掉了，我感到很可惜。
在教育厅直属教材编写组工作期间，我享受了家庭生活的温馨，工作上也展现了我的组织和业务能力。全编写组的工作让当时的领导十分满意。在1970年的春天，当工作接近尾声时，教育厅的一位负责同志与我谈话，让我正式调到厅里工作，说马上要成立一个直属教育厅领导的教育研究室，专门研究全区中、小学包括教材在内的教学问题，并将任命我为负责人。这无疑是厅里对我的肯定和褒奖，我十分高兴。我本留恋大学的讲台，但因在“复课闹革命”中受到捉弄，所以当面应允了。可就在此时，宁大的一位领导出面了。他亲到教育厅数次，定要把我要回到学校去。那位校领导的胆子也真大，为了要我回学校，竟敢与教育厅的领导几次闹僵，最后竟大吵了起来。说来当时宁大归教育厅管，但教育厅对宁大并没有人事权，无奈只好把我放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