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掠食到狩猎
1.主要资源的障碍
人类重新夺取灵长类资源之后，自己就变成了掠食者。曾经达到的平衡这时便失去了平衡性。除采集食物之外，使某项重要活动得以出现的那些原因，继续产生作用，继续推动这个活动的发展。当然，在从事各种活动的正常范围内，受鼓动而产生的种种行为、新的手段和新的食物，依然属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那些成员，不会发生来自不同种群的侵扰。由于具有延续的天职，人类在避免过为大胆的创举中力图延续下去。此外，社会传统、遗传配置已经步入了一定轨道。因缺少特殊的调节机制，要通过另一条道路，获得与赋予整个种类普遍相对立的才能，将是非常困难的。掠食行动在采食范围内，可能早晚要接触到它迅速发展的极限。才能是到紧张局势甚至不可调和的矛盾的隔离，发挥不了相同的灵巧的作用；它们假定和资源具有某种不同的关系，在同一个物质环境内也不会起作用。
首先，采摘果实和搜集草料是勉强的活动。致力于此项活动的必要技能往往局限于对植物及其果实的辨别，局限于许可采集这些植物与果实的动作，以便立刻食用。每一个个体成员，不管年龄，不分性别，从其纯生物身份到达独立生活的时刻起，就能实施这些功能。既不需要特殊的工具，也不需要同类的经常合作。植物的分布是稳定的，在有限的空间内，在同一地方进行更新，对开发或摧毁它的他者几乎无力抵抗。而掠食行为是主动出击，它设定一个较为开阔的全部知识本领范围，对各种猎物、对使用其战利品的各个掠食者，以及对捕获物及杀死小动物必不可少的方法进行定位。这些小动物与植物相反，它们是活动的，是迁徙的，能进行快速而长距离的跑动，能按照季节从一个栖息地迁移到另一个栖息地。受到骚扰或进攻，它们就孤军反击；但也时常集体合作，共同对付袭击它们的敌人。
人类掠食者由于了解这些小动物的反应，所以它们时常不得不在无把握的出口处，预想到会有一系列的复杂活动。它们同动物只能维持采集食物者习惯上所维持的关系，即以不理睬的方式在动物中间行动，平静地共享相同的食物供应场地和相同的饮水地点。理所当然，某一帮掠食者可以把其他每一个动物中都看作猎物、对手，或者竞争者：比如一只狮子的战利品会立刻引起好几个腐食动物的注意，这些腐食动物同样具有强大的本领，这时它们就会根据每一个动物所表现出的手段来对物品进行有差别的分享。从这里既能看到富于侵略性的行为，又能看到捍卫的姿态。
从一个适宜于植物食品供应的地区到一个适合于动物食物供应的地点，从白天的开阔地带延伸到夜间住宿的杂树丛生的草原地带，这段行程很费体力。这时确定寻找场地和探索场地是树木多少而不是动物种类的丰寡。在狒狒身上人们观察到这种重要的约束。于是有人曾注意过，在安波塞里靠近一块沼泽的地带，那里水源丰富，食物充足，居住着一个数量庞大的狮子家族和白天就闯进去的三群数量众多的狒狒；然而树木却稀少得很，这些狒狒来到距离那里一公里的地方睡觉，这样能使它们毫无危险。亚人类不得不熟悉某种类似的情况。作为掠食者，从资源的地理分布的角度来说，它们又是不利的。所有物种都倾向于在生物种类丰富且固定生活的地区寻找生物种类，这就逼得他们放弃规定地带的其他较为稀少的生物种类。从事采集果实的种族一定会追寻植物丰富的路线而牺牲动物丰富的路线，因为可食用植物和大型动物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上都不会偶然吻合。
同时留恋两种资源的集体或个体，都注定要面临食物匮乏，不得不在被它们拒绝的主要活动和偶然性次要活动中忙于选择。所以人类被迫不得不选择补充资源作为食物和本领，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与其同类分道扬镳，以形成有区别的多个组群。各自从曾是比较顺利的采集环境中独立之后，它们竭力寻求接受合并，只要某个群体或个体是好的或最好的掠食者，便并入能够为它们提供较多掠食活动可能的群体。狒狒离开常见植物缺乏的热带地区，而那里的动物都很丰富。人类向这些地区迁徙成了既方便又紧迫的任务。
后来，在靠近北极的地区，为冬季获得生存手段的肉食制度，几乎成了统一的食谱。当时有记录可查的分化，具有一种瓜分空间的性质。分化的两股当中，一部分是自然近亲，另一部分是促成分化的有能力者。植物采集者仍然留在热带地区，掠食者来到寒带地区并在那里建立家园。这次分化给人类的进化准确打上了方向性的烙印。这次进化的烙印直到如今仍然可见。人们可以感到，这样的结果没有被有意识进行研究。人类重新调整，多余者的分配，器质性和非器质性特征的重新定义，都没有因革新或者意外事件的迫切愿望而受到质疑；而重要的是，要让存在的东西继续下去，要让人们已经习惯的举动继续下去。原始亚人类曾经吃过各种动物，那是为了在植物界活下来，就像后来人类使用金属，是想要扩大石头的使用范围一样。哥伦布想要寻找印度，却发现了美洲，这种意向和效果的差异在历史中同样拥有众多例证。
2.重要的裂变
以完善掠食方法和掠食者的灵巧性为目的的飞速发展，以克服采食时物质和心理上的障碍为目的的迅速进步，以及要充分满足新活动引起的各种需要的不可能性，这些因素一起争夺着最后几条进化的缆绳。数千年来，人类竭力使自己成为高于其他动物的掠食者。在此过程中，他们变得比原先的自己更为高级，成为如今的掠食者，而没有变成被猎杀的生灵；因为他们自身在变化，发现自己的猎人身份。这个转折表现在对肉类进行加工上。狩猎活动教会了人类去捕捉小型动物和食用大型动物。这两方面的活动由于从第二类型转换到第一类型，就融合了种种技巧，用来猎取和杀死动物。直到那时，事实上人们只知道将大型动物的骨架切成碎块，去皮，然后将肉带走。切割的手法根据猎物的大小而变化。被追逐的动物群从此都由身体庞大，行动明显灵巧的个体组成，他们跑遍整个地区，散布于广大的空间。猎取的战利品不是立即整个食用，而是将动物分割，带走部分肉块。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附带活动，即有关碎块切割、食物保存、运用种种技巧和适合的工具，分别享用皮肉和骨头等等活动。
群体配合范围扩展到两个方向。在掠食活动中，要遵循两个规律。第一，要对付大型的掠食者；第二，要如同食肉者发出信号和现场食用成果一样。狩猎尽管不该排除个体捕获猎物的可能性，但从组织出发到捕获猎物，都要依靠合作，获取前和获取后，不可忽略分工的存在。另一方面，个体的活动每时每刻都要依靠同伴的帮助。而后者也充分地履行他的职责。群体普遍一致地行动，整体上有机配合，再加上给予参与者智慧和体力的素质以高度关注以及诸多能力的整齐划一，并且完全以全体的成功和生存投入最大的能量。人类就这样开始了人行动者的生涯。各种本质加上物质和联合的工具，为它们能使动物资源赋予生存的特性，这些动物资源提供一系列日常需要，以食物作为开始。动物资源开始顺利地替换植物资源。人类集体从此能向不会致使生存陷于危险的贫瘠的地区迁徙，彻底放弃这些地区曾为他们提供的可靠生存环境，在一个新的同样有保障同样可维持下去的环境中生存。
人类狩猎群体同掠食群体分家了；他们用自己的特有灵巧和联合行动，去对付掠食者相对分散的灵巧和单独活动。这种进化变得更加彻底更加明显。雄性和雌性可活动领域再次严格地分配，紧接着是对采集区域掠食的行动和狩猎中的换位。这里我们提出这种行动的一个必要条件，其理由是很明显的。同一个个体成员几乎不可能同时进行两种要求明显矛盾的活动。这会使一方面受到遏制，另一方面受到驱使，反之亦然。掠食活动必要的才能只能在某种水平上得以发挥——一个类似的器皿有了陶制品才会出现，而这个陶制品早就有农妇作为劳动器具使用过了。为了使这个水平被人超越，必须要有一小部分人全身心地担负这项活动，使这项活动成为独立的主要活动——这就是手工业，陶制品的形成就属此例。
就狩猎方面来说，男人这一部分全属于组织之中。但男人的体力和耐力素质与狩猎并不相干。如果说狩猎者都是些雄性成员，那是因为非繁殖的个体是先锋，又是群体歧视的对象，必须注定要以猎物为食，所以都有雄性组成。在这期间，雌性完整地保留了整个种群赖以继续生存的资源，受到环境的逼迫，他们沿着以前的共同道路顽强地坚持下去。随着狩猎的个体化，他们通过正常的劳作，以补充夺取和采集之不足。
正如我们经常确认的那样，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劳动分工，即其中可能是男人们负责采集块茎和猎取大型动物，而女人们专门负责果实和猎取小型动物，性别同环境维持一个独特的关系，同时在对属于全体唯一资源的不同对象的开发和使用中，使自己专业化。我们观察到的却正相反，自然循环中的两种嵌入方式是分开的，两个近亲种类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其中一种生活在水下，另一种自己产生器官手段在水外呼吸。采集食物那认真的有个性的样子，也可以说是早期人类的采集食物的样子。一位英国观察家指出：“从三十五万年前到一万一千年前这个阶段，人类主要从事两种活动，一是像类人猿的大猴子，或像现代的某些灵长类动物一样，采集食物；二是像俾格来人和爱斯基摩人一样，打猎。”
我们刚才应看到，打猎包括一系列复杂的有准备有组织的集体活动，智力和技术装备要求对个体进行预先的培养。从这个角度看，狩猎者和采集草料的妻子之间的差别，与人类和原始人类或非人类之间的差别一样大。围绕资源和各自的能力而产生的性别的分工，使人想到现实中两种语言代码之间的差距，就像法语和德语这两种语言一样，并不是讲同一种语言的人所使用的重音，惯用语或者文体的变化，而是属于不同的社会等级，其中可能看出与劳动分工的类似之处。这种分工之间不能建立起码的沟通，而且永远也不可沟通，它能够使动物界中某一种活动或者行为得到巩固，以对付恶劣气候的侵蚀，并持久地确认人类的区别特征。
3.诡计与死亡的艺术
语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赞叹的时态，那就是历史现在时。它似乎将过去和我们拉近了，同时又将我们维持在不确定的时间中。更何况当这个过去时本身是不确定的，要穿过无论在其存在上还是在意义上都不确定的轨迹，去梳理这个过去时的各个不同时刻，这时就更不容易了。面对诸多事件、诸多业绩、诸多群体如此巨大的消失，身临其境一想，却不知道我们怎样到了这种地步，不知道我们如何变成今天这样。于是，我们感到惶惑，默认我们的无知和无能，不得不到处求助，企图恢复不可挽回的消失。档案的记载、错误的模糊回忆似乎更有利于遗忘，有利于事实上空荡的历史，有利于摧毁自身物质的历史。由于实际情况，我们的叙述总是沿着条件式展开。就我们分辨的遗迹，用语言和论战的技巧，使叙述变得沉重，但唯一的条件就是为这些遗迹夺回残存的特征，以便将它们同今天继续生活的东西进行比较。当谈到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狩猎者时，我们只能暂且将其看成类似今天的猎人，同时给他们加上我们曾希望已经属于它们的现实。
现在我们再沿着上面谈话的思路继续下去。人类掠食者受采集食物限制，便激起他们食尸以去开发可利用的动物。他们没有表现出比在选择植物食物时更加挑剔。狒狒的食物制度提供了一个比较的期限，它们的食物涵盖了不少于五十种食物，以其果实、嫩芽或者嫩茎为食。亚人类的肉食食物曾经也品种丰富，在五十万年前的非洲两个遗址中——那正是在各方面发生过渡的阶段——现场清理的猎物包括三种猴类，两种食肉动物，三种绵羊，三种长颈鹿，几头水牛，还有大量的羚羊的残骸、啮齿类动物、鸟类和乌龟。累积的猎物或尸体均属于广义的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为多。
放弃采集食物的环境，狩猎向独立演变，是以被推向专业化为标志的。狩猎人群满足于对有限的动物进行追捕，不断增长经验，集中力量，以便获取较为丰富的猎物。在北京附近的著名的周口店遗址中发现的遗迹，属于肉食和有蹄哺乳动物，两种鹿就占所挖掘残骸的三分之二。在西班牙的托拉拉巴附近，人类尚未猎取大象、野牛和马。在克罗地亚，欧洲旧石器时代后期文化一处地穴藏有百分之九十的熊骨。在俄罗斯南部和中欧，毛象成为主要的猎物。在法国多尔多涅省的索吕特雷，人们发现了一万匹马的遗骸，而于较晚时期，人类似乎更偏爱猎取驯鹿。这些情况并不表明绝对价值；无论如何，狩猎已倾向于细致分工，成为一项优先的活动，因为新的集体，类似“现代人”的集体，只对唯一的种类系统产生兴趣，以便满足他们各个方面的需要。这样动物界本身就有了细分和区别，以便被猎取。
资源的专门化和灵巧本领的专门化同时发展；在同一范围，对相同的动物连续使用，导致有关活动的深化和产生严密的组织。狩猎者们有步骤地培养这些活动，将它们凝聚于包含许多知识和行为本领的一个密集的整体之中。有人曾理直气壮地说过：“狩猎对男人来说是用工具进行的，但更多的是一种技术，或是花样繁多的技术。”设置陷阱是狩猎的核心，是最高的技巧，狩猎的试验范围也非常广阔。当陷阱的目标对准数量有限的动物群体时，既要标记出这个群体，又要标记出形成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个体。陷阱的基本目的是捕获猎物，其有效程度超过直接进攻，由于要捕获的猎物会作出反应，陷阱能发挥复杂的作用。为了设计抓住猎物，必须设想和了解罗网、壕沟、陷阱、木桩等的用途，这些东西能制服动物，最后将他们一举俘获；还必须预见适当的时机，没有丝毫危险地杀死它们。爱斯基摩人直到不久前还在科迪亚克岛上以简单的方式猎取棕熊。猎手将标枪打入地里，用脚稳住，使熊被刺透胸膛。有时候，他们将一根横杆固定在标枪上，当熊被刺中的时候，便由它使熊与猎人保持距离。这种熊是现今最大的食肉动物，体重达到八百公斤，而爱斯基摩人的体重还不超过六十五公斤。此外，使用这种方法时，对猎人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可靠。
用陷阱和辅助的技术进行捕捉，在一次行动中包括进攻和防御。使用陷阱和技术的人应该了解猎物行走的习惯和路线，确认出什么能吸引它，什么会吓走它，要了解一群动物中按照年龄、性别、联合程度、等级中的地位，以及排斥诱惑物的极限等等每一个细节。如此一笔知识财富，就是一代代积累的结果，在各种语言、传说和宗教仪式当中具体落实，又被不断丰富的口头科学再次应用。使用陷阱捕猎的技术和智力内容证明着这样一个事实，即狩猎首先是一种自制力，是抗争，尤其是一种诡计。这最后一个特征在专心于狩猎的人类心理上是决定性的，这个特征能将弱者们的地位转化成强者的地位。
如果是直接进攻的话，狩猎要求灵巧与准确。投掷箭弩或磨尖的石器，付出的努力与结果并不相称。重要的是很好地瞄准活动的或者静止的目标，对动物的解剖学特征要有明确的了解，要能区别动物最脆弱的部分，要知道一旦有特殊情况应当怎样作出反应。关于行动的速度和方向、被某种工具造成的伤痛等基本知识，在避免受到狂怒的动物的进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今天的狩猎者，为了医学和卫生学目的，似乎都依靠观察和解剖。他们就这样搜集并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再用这些知识改造无生命的物体。阿留申群岛上投射板的各个部分以人体的部位名称命名：这样，用来固定标枪的象牙小踝骨就叫作ziphisternum，同样还有额头、肌肉、手心；至于木板，一边涂成黑色，另一边涂成红色，它象征动物的皮毛和鲜血。我们采取类似的方法，这时就能重新对物体的结构，和以物质力量为主导的智力和身体的运作，用机械力量将它们变成机械力量，用化学作用将其变成化学力量。
动物过于轻易地遭到陷阱捕捉、进攻、毒害和屠杀，就可能面临绝种的威胁。专业猎手意识到这种威胁，便开始有意识地使动物能不断繁殖和延续。这与掠食和采集比较来说是一种革新。确保动物数量的更新却又不停地猎杀他们，捕食他们但不灭绝它们，这就具有预见意义，非常进步的控制意义，是同周围环境力量进行活动和交易中的一种隐含的理论。今天人们依然观察到的这个意义，可能在很久以前就产生了。对非常有用的动物、繁殖期的动物，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都被禁止猎杀。各种禁律常常带来令人欣慰的效果，保存了人类所处的各个时代的活性资源。
这里有一个令人惊讶的例子。自最后一次冰河时期起，一群群狩猎者可能发明一种新的捕获方法，专门为他们猎取大批猎物。他们引诱着成群动物，将它们一直逼向一处悬崖，让它们从那里跌进谷底，从而一举消灭。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部落知道类似的方法。他们包围了一个广大地区，在包围圈内，动物被驱赶到中心地带后，全部遭到屠杀。人们可想而知，这种行为的结果久而久之就成为生态灾难。狩猎禁忌可以限制过度使用一个不可替代的食物来源，结果保护了这个资源并使之免遭摧毁。人们也许并不知道五十多万年之前的最后一次冰河时期，在人类群体和动物群体的关系上，当时的人类是否已经进行了类似的调整，但也没有理由确信这个调整完全不存在。
在任何时候，狩猎都促使每一个人遵从各类动物的习惯，保护它们的生存环境。北极地带的通古斯人和阿留申群岛人，都能从动物身上识别某一地区的特性。当他们越过这个地区的界限时，都用一种这个地区的动物科能听懂的“语言”宽慰它们；或者尽量以威严的态度来驱赶它们。这种行为的基础，建立于对动物的研究和系统观察。一群通古斯人在对某一种鸟进行观察之后，认为它已经在一处冰窟中消失，通过另一个冰窟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便想出一个主意，在动物身上系上一根细绳，去追踪这只鸟在海底的行踪。随后他们杀死这只鸟，并对它进行解剖，仔细察看鸟的皮毛，以便了解这皮毛中是否藏有昆虫。他们经常收留幼小的动物，以便随时观察它们，更好地了解它们，并说这样做是为了给他们的孩子找个玩具。实际上，成年人们的目的是为了观察。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坚持说：人类获得的生态知识、心理知识，以及动物行为的知识，可能大大地超前于技术上的发现。事实上，似乎最有可能的是，正是出于这种种专门目的，各种工具才得以制造，用工具寻找食物。狩猎把人类带进全社会合作之路。为了这个目的，所有举止、讯息、信号等必须常规化，必须将它们表达得明白易懂以便于交流。各种姿态，所有动作的节奏都要形成整体形象，每一个人的集体要考虑到有利于达到完成共同任务的目的。身体和智力上的训练从男孩刚刚学步就得开始，并一直持续到他能完全融入集体活动为止。一个狩猎者拥有与自己融为一体又使他与众不同的某种本领或者能力时，他才能肯定他的特点。这时，他不仅仅只是一个专门化的掠食者，一个在数千年过程中培养的掌握确定技术的人，而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自我设计的人，能远离其他人的人，而尤其是能离开女人的人。
二、变性的人
1.学习灵巧的类人猿
至此，我没有谈到工具问题，这是另有用意的。工具为描述过的分离开辟了道路。在所有人看来，它是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它象征着由此而产生的人类关系。我一直想确定它们出现的范围，然后在明辨其意义。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现在遇到了几个含混的概念，有必要暂时停笔。
工具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和这个整体非常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的产物就是狩猎。工具被视为我们摆脱了对动物的追逐，摆脱了对大自然的共同限定，在使我们对过去非常自豪、对现在非常忧心的巨大孤独中保护了我们。有人毋容置辩地宣称，工具具体区分了人类的特征：“工具的使用，似乎是人类主要的生物特征，因为，它在功能上受到重视的，就是人类先前器官可分解的延伸。”人们似乎一下子就把不能延伸身体可见部分的所有人为技法，如罗网、圈套、陷阱、毒药、火攻等放在一边，只看到石器工具才是唯一的工具。我们顺便回忆一下，进化是工具和手的特有联合，手是器官的延伸，而不是工具的延伸。这个结合在历史上投射出一个手工的现实。从石器时代起，由于已获食物的局限，最好就在那个时代使用过的原材料中作出选择。因为那个时代的石头除了在全部使用过的原材料中占据有效分量之外，也是唯一不会腐烂的材料，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
然而，工具和手的联合并不比隐喻那个时代的本领和人类状态更准确地富于特征，“原子时代”或称“塑料时代”也不能使我们的现实状态特征化。接受这种观点，就是强迫自己只考虑人类活动的有限领域，只分析有关的技术方式，撇开产生这个方式的种种知识，要求这个方式的劳动组织，以及当时推动这个方式的种种需要。工具与今天的机器相比虽然粗陋，但这样似乎比同一系列工具以及它融入的一系列实践相比，更合情合理。但若研究一个具体工具而不顾它的专门目的，那压根就不是一个工具。所以还是尽早地要找到这些目的。
掠食者的地位远离了喜欢植物草料的人类以及类人猿同类，如同关系到试验和发展的许多客观因素一样，对掌握大部分使用过的方法带来了方便。在这些方法当中，作为补充物或者附属资源，应该包括使用自然工具在内。同广为流传的恰恰相反，这些自然工具并不见得是与人类相伴产生的。它的发明要上溯到原始人类进化时期。我们在所谓低级动物和灵长类动物身上见过，年轻的狒狒手里拿着棍棒和枝条，当他们寻找某种食物，比如幼虫或者蚂蚁时，都能折断一根树枝。这时，人们会看到它们对不熟悉的物品进行摆弄、把玩、审视、挪动一块石头，以满足它们的口福。猩猩细心准备小木棍，插进某个昆虫的巢穴，提上来，上面沾满一层小昆虫，这就是能让它们满意的食物。
黑猩猩则使用种种自然工具，以达到相同的目的。为了将藏身在树洞里面的昆虫驱赶出巢穴吃掉，它们选用了粗细合适的木棍。有时，它们将长长的细棍插进一个蜂巢然后抽出，细棍上面就沾满蜂蜜。年幼的黑猩猩一边看着大黑猩猩的动作一边模仿，这样就学会了如何吃上白蚁。它们在利比里亚克雷克地区的同类知道用石块砸开可可的果实。还有些灵长类动物用树叶做成平底大口杯或者毛巾，用来饮水或者吸水。一个人种学家小组对一种黑猩猩进行研究的时候，拍下了当它们看到一只用稻草做成的豹子时候的镜头。在最初的恐惧过去之后，接着便是一阵尖利的或者沙哑的嘶叫，它们庆幸发现了大敌。猩猩群当中最大的一只率先冲来，后面有跟随者，头领用顺手抓到的器械、短粗木棍或者拔起的小树发起进攻，同时伴随着跺足或者击掌以助声威。它们折下地上生长的树木，对着合适的方向向猎物进攻。
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黑猩猩都保持直立，用前肢抓取和投掷物体。而在平时的群体关系中，凶猛的姿态只限于假装的威胁。在这里，这种姿态明显指向豹子，对准明确的目标，对准豹子的头部，上肢围绕头部几乎划了半个圆圈。生活在草原上的黑猩猩，一般说来都比丛林中的同类更为灵巧，能将一两米长的树干去掉叶子，做成光滑的木棒。在所有发现有关掠食行为和食肉行为的灵长类或类人猿身上，人们都确证了使用工具的存在。使用和制作工具的能力尽管原始，但终究相当普遍。所以，使用工具绝不是人类专有的特征。
我们曾将研究过的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差别移动一级，即同时肯定这个差别就在人类制造工具的能力上，又承认动物有使用工具的能力。这个系列顺序有它的意义，因为它可能表达了一种智力的优越：“制造工具比使用工具要求更高的智力程度。”这个区别显得很微妙，但是事实是有争议的。区别产生于一种回顾以往的幻觉，是想将我们的工业所固有的作用分工维持于缺少根据的范畴之内。事实上，抓起面前的一个石块，或者折断一条树枝，将他们投掷出去以对付一个掠食者；我们现在的人类也在拿着一把锤子或一把钳子——这两者并不意味着以相同的方式在使用一种工具。石块和树枝在被捡到、被抓到、被折断之前并不是工具。动作将这些东西和别的石头、别的树枝区分开来，将它们扔出去或者抓住，给它们造个型或者完成一个目的，同时就将它们归类到所有的工具中了。这些石块和树枝是延长了手臂或延长了投掷运动，而不是延长了树枝，也不是停靠在一堆砂砾上。它们以不同的特性表现着坚实、分量、灵活、尖锐或者有效。在所有阶段，自然工具不管怎样原始，但被运用了，它们就是一种智力的成果，是一把原始铁锤的转变。怎样使未经加工而使用的石头形成一块木材呢？执行这项工作的人难道就是石制工具的使用者和木质工具的制造者？
这个问题有一个准确的意义。对史前时期物品的确认是件困难的事情。地质学家研究的破碎石块，既可能是人类的作品，也可能是独立于人类之外的某个事件的结果。唯有人类遗迹旁边的堆积，能被视为一件有意识的劳动成果，而不是什么自发的物质现象。看到这些堆积遗物，我们没有被每一块的形状所打动，但却因为在一个异常地方发现如此多的堆积物而震惊。这样在南非斯特克方坦的遗迹中，那么多的工具只是水流冲刷形成的鹅卵石而已，没有经过任何打磨。但是只有找出一个确切的理由，才能说明是一个人类群体将位于好几公里的沙砾运到那里的。光是把它们堆积起来，或许就具有我们不知道的工具意义。假如不是这种情况，那么从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些群体为完成一项精确的任务，能为之耗费如此大的力量，它们只能使用工具。它们可能有能力制造许多系列的木质工具或骨制工具。树枝或木棍通常不太方便，不是太长就是太短，而且常常腐烂。这些东西只有制成之后才有可能正常使用。史前人类肯定又能按照大小需要，更具意愿切割枝条棍棒，将它们修成尖状或刀状物。欧洲数个遗址都证实，在相对的晚期时代，实实在在具有如此能力。
石器和木器的融合，作为另一种的工具，这在澳大利亚的部落中有所发现。这些部落时常砍断树木制成木质工具，同时将打磨成菱形的石块当作工具使用。骨头是制造许多工具使用的原料，在好几处遗址中都出现过它们的碎片和剖面。而且我们还可思考，为什么打碎一个石块可能就是技术行为，而打碎一片骨头或者折断一根树枝就不是技术行为？同石器材料相反，我们得到的材料很容易腐烂，因而证据极少。但我们档案中这些材料的欠缺，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或者根本没有，因为这些材料在那些人的生活中可能很难被排除掉。工具制造者的人类形象又怎样呢？一闪念，概念般的想象将非人的创造物转变成完全人的创造物，给人类进化戴上了过程的桂冠。在这一闪念的想象之后，这个形象早就不在了。区别成品伪迹和自然假定伪迹的分界线，当我们一旦试图严格划分时，它也就消失了。我们赖以根据的所有假设都很脆弱，尤其从地质学的观点看，这条分界线的存在就靠不住。
按照历史观点来看，我们人类使用工具的技巧，是一种类似技巧的力量的延伸，在许多高级灵长类动物和类人猿身上皆有表现。如果说他们没有将这种技巧进一步发展，那是因为这种技巧在他们看来无法带来明显的收益。说到使用工具，黑猩猩非常先进。但它们的社会组织和身体适应性在观察家看来，却不比恒河猴的社会组织和身体适应性更强。在黑猩猩身上，在任何时刻，工具对于每一个成员都不具有高级功能的优越性。授予它们这样的优越性，而不重视要求它们的行为和能力，那是不适当的。将这些行为和能力看成或确定为身体的直接附属或延伸，如同延伸一台机器，延伸现今人类机器一样的剪切机、雕刻刀，那也是不确切的。和普遍的意见相反，这些并不是“身体的附加物以补充手臂和牙齿的功能。”
惟有人类进行的直到结束的掠食行为，才能确证这是它们的一种常规功能，才能肯定他们具有一种稳定而协调一致的活动，并给他们留下外观的形状，并在解剖学上使他们变得完整。在恒久的发展过程中，一切都取决于掠食行为，而不取决于任何其他动物都不可能具有的使用工具本领的发现。“动物并不是在变成人之后才学会猎取其他动物的，”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写道：“它们早就是猎手了，只不过是和思想相结合改变了它们的狩猎方法，这些方法就是使用工具，后来又制造工具。”
工具的构想和运用，其中包括石制物品，都是结论而不是独立的要素，也不是具有特别组织的时间和认识整体过程中进行比较的原因。在这整体中，工具的作用有限，甚至并不重要。它们的使用只有很少一部分可用的时间。随手制造的工具和武器足够完成大部分日常任务。于是他们使用工具的结果，就像有人形容的那样：无限。工具一旦纳入参与的整体活动中，他就作为这个整体的因素，有助于身体各部的重新塑造，使身体适合于执行他们自己各部的任务。这就涉及到供养和照顾身体，满足本能胜利的主观的各种需要，以便将身体在物质生态和通常的社会生态中维系于生命状态。当身体都用以对付其他动物，以某种方式将身体当成一个客体，当成一种有意识加工过的材料，这时他还得发展其活力与灵巧，以及种种不可缺少的才能。它是个体力量或者集体力量的受托人，以仅仅是对周围环境的其他力量，不是作为已知条件，而是作为细心设计的成果。它从已分化的体质中表现出参照的界限，一种关系的中心，从中掌握折中作为对应物。正是在这一点上，人类超过了他的关于机巧手法方面的先导——类人猿，他们从后者那里得到了一切，学会了一切。
2.技能的顺化
把工具提升到导致机器产生的过渡范畴，又把它置于以狩猎者为结果的另一范畴，其进化看来真的是在两段时间内进行的。第一阶段就是使用和制造工具的普及阶段。可是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工具呢？在对动物界中的工具清查之后，罗纳德。霍尔乐观地将工具归类为家庭式工具，因为它能延伸身体的行为，以获得某种用别的方法不可能获得的食物；另一种是对付掠食者的进攻和防御所不可缺少的狩猎工具。前者在所有动物范围内几乎都能找到，后者则为灵长类和类人猿所特有。如果我们想到亚人类的生活条件，觉得它们能支配生活条件——这是长期进化的成果，那么它们也能复兴这些成果，完善这些成果。依据这个观点，直立行走就是它们了不起的成功手段。当一只四足动物要切割一块肉，打碎一堆骨头，需要赶走一个小动物时，即使它处于坐姿，也能抓起一件家用工具；但是，要想有效地操起一件狩猎工具，就得需要能够便于跑动、身子挺直、视程目标很远——手的解放和双足行走就符合这些目的，有利于这些目的的实现。
已发现的最古老的遗址向我们表明，这些工具以新石器的形状流传下来（即周边自然磨削的燧石），用敲破的碎骨粗略改造而成的斧头，有削尖了的卵石和小块石板。居民区和临时驻营地周围堆积的圆形或切割的石头，似乎是投掷物的储备，因为这里还没有找到从树木上折断的枝条，用来投射对付擅自闯入之敌。这个成套武器库本应包括一些狼牙棒状的武器，为了保护或侵略的有关知识，就围绕这些工具形成了。被选择的和部分加工过的物品的均一性，证明了这一点。
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或许有可能被我们以“石器文化”的名义搜集起来的原始工具的存在，得到了第一次证实。这些工具用原始材料经过构思和加工制成，以达到特殊的目的。
在距离伊丽莎白城北部八十公里的尚卡里法盆地，人们收集到一些石英岩，其一也带有猛烈敲打的痕迹，这块石头的一个侧面则有加工的模样。根据阿贝。布勒伊的看法，这些边沿锋利的石块应该是用来加工木材的工具。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石块外观均匀，完全适合别的用途的需求，可以长久为日常活动的所用。石头从此就被记录在常用材料的行列之中了。
此后，当狩猎成为全部活动，一个特殊领域之后，伴随它的则是工具的分化。或许正是在这大大多于制造的分化之中，存在的工具才具有所谓人的特征。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具有男性的特征，因为工具是雄性同类团体的产物。工具总称随着经营活动的增多，动物副产品得到系统的开发而扩大。石头从狩猎用途，从用于投射的笨重的物质状态，过渡到用于抓握的坚固的物质状态。石器工具具有人们可能很快意识到的属性。用一块鳞片状的石头，很容易切割肉和骨头。把石块抓在手里，用于磨碎、擦刮和挖掘。除了用于杀死猎物之外，正是为了对动物切块剥皮，狩猎群体才创制了鳞片状石器。猎手有了它，就能当场分解动物骨架，切割动物肌肉，省去了到处搬运，或者让大批食品腐烂。于是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以及打磨工具相继发明，并各得其用。四边磨得薄而锋利的雕刻刀，连着一个细细的刀尖，能用来加工较软的石头和骨头、鹿的角枝以及木头。亚洲的屠牛斧、投枪、大砍刀也增加了石器的应用范围；从北京周口店遗迹中发现的标本表明了那是最早期的工具。
从这里可以看出，每一个遗址都闪烁着才华之光，通过每一个遗址，我们都发现了人类存在的遗迹。方法、风格记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以及当时人类通常猎取动物的印记。狩猎者在对这些方法、风格实施专业化和精确运用的同时，又将哪些必备工具的附带因素转化成各种行为的手段，转化成揭示这些行动属性的手段，以及转化成它们身份地位的所有权。这些方法和风格体现的不是一个机体变化之后的假设，而是一种精确的预定的本领；不是一个独立的技术体系，而是一系列智力和社会行为的组成部分。
与矫正过整理过的类人猿结构类似的生理解剖学结构，达到了它与上述系列行为及周围新生保护动物相一致的最大界限。现在有必要进行一些修改，以便能依据狩猎者在技艺方面的智力上、或者感知上和使用工具上的各种组成纳入生物学。获得的如此显著的成功使人时常想到，是自然使技术变得必要了：技艺模仿了自然，哪里有技艺被模仿，哪里就有自然本身。古生物学唤回了我们的记忆，修补了一种忘却的记忆：行走、手的专门化、皮层的相对扩展，在神经和肌肉方面加强了一些非生物的能力。它们是现代人基本属性的完整的组成部分，但不是生活在一百万年以前人类的组成部分。是后者产生了前者：一个人的技术总是成为另一个人的属性。
所有类人的灵长类动物的手都具有执能力。除了在人身上之外，这些手还用作握持器官。手的握执力的方式表现于手指、手掌和手臂的姿势，以便拿起某一物体，或者表现为绷紧的方式，以便握住某一物体。手应该能够十拿九稳地拿起某一物体，将这物体维持于某一固定位置。手工操作是着力和抓准的结合。着力是稳定物体，通过手指的部分弯曲，将物体钳于类似扣钉形状的手中，大拇指一边在相反地方向施以压力，以便加强捕获力度。抓准也就是将物体抓于大拇指和其他指头各自最后一节的指骨之间，并根据物体的粗细大小，以大拇指和其他指头进行准确的判断。
在各个生物种类，用于着力的运动方式或多或少都同以抓准为基础地运动方式协调进行。狒狒使用食指和大拇指拔除蝎子的螯针，黑猩猩用同样的方法除掉扎进自己皮肤的尖刺，那灵巧的动作在我们人类当中也很少有人能做到。但是它们大拇指的相对弱小就影响它们的用力，更何况它要比其他的指头短得多。灵巧的手工技艺在应用领域的精益求精与不断发展，引发了骨骼、感觉神经和肌肉等各种相应的改变。这些改变一旦涉及到抓取一只动物、一件工具或者一种食物，便带着必要的控制立刻运转起来。而尤其在人类身上，一只大拇指完全可以和其他所有的指头对应，当后者处于弯曲时，大拇指的伸展就肯定无疑满足了精细的需要。这必要的精细能用来制作一个圈套，加工一个工具或者将一只动物切碎成块。手从此就有能力自控和控制，它的各种能力也就长期地被确定下来。人类骨盆能容许大步行走，能容许长距离跋涉，这种骨盆的位置比较起来变化不大。
人类的大脑是手的产物，而尤其是狩猎的产物。狩猎的出现激发了同某种进化的决裂，这个变化甚至在掠食期间，都将大脑维持在近似于灵长类动物和类人猿的大脑。这个决裂一下子就有了量变形态。现代人的大脑容量是1200到1500立方厘米。大约五十万年前的直立人就已经达到了710到1000立方厘米。直立人的脑颅形状确实和现代人的有所不同。颅顶长而扁，类似黑猩猩和长臂猿的额骨在眼睛上部呈现一道连续的棱边。虽然有这些形态的类似，但如此受到保护的皮层却达到了今天通常的容量，甚至达到了高智商的人的容量。所以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就某个方面来说，就是我们的现代人。要解释皮层的容量增长是不容易的。从很大程度上看，大脑皮层的容量增长要借助于身材的增长。能严格控制各种动作和约束各器官和表情的这些倾向，对扁桃体以及附属与大脑皮层的所谓驯化部分的增长，都产生了影响。
然而，人的大脑并不是比另一个不同的大脑大得多的大脑。从南方古猿来看，细胞的数量增长得颇有意义。这种进化不是盲目形成的。这样在猿类身上，与手对应的大脑皮层区域几乎和脚对应的大脑皮层区域，属于相同的体积。从直立人开始，大拇指和手的投射区域以优势方式在发展。运动感觉神经区接收来自手指的触觉信息，指挥手指的弯曲和伸张，于是运动感觉神经区就变成了专业化，参与了一种富有特色的组合。当大脑皮层某一区扩大规模，发生改变，这时临近区域便跟着运动，使新的神经生理领域变成“可开发”的领域。在猴子身上，感觉和运动神经的功能占据着大部分可支配的表面。在人身上，感觉和运动神经的飞跃发展带动了大脑皮层毗连区域的飞跃发展，方便了同灵巧、记忆、尤其是语言相关的能力的发展。
两个脑半球的分离，左右两边失去对称，周围神经的各种联系从属于中央配合系统，产生了我们尚未了解的智力协调状况。这个智力协调同使用工具狩猎的各种技巧同时就位，肯定会留下比我们能想象的多得多的印记。在追求独立发展中，伴随着两个脑半球的分离，发生了深刻的渗透。持久的逻辑二元论在我们的智力中，在建设我们的交际代码和组织时空要素的方式中，便将这种分离表现了出来。虽然这个分离在举止生动的本能属性意义上，不是一种遗传论据，但它在我们的大脑和躯体，在区分高级低级器官，在区分灵巧的右手和辅助的左手等消除和稳定这个分离的范围内，却成了一个遗传论据。
在连续大量的信息和互相作用中，在经过一代又一代被永远流传的基质中，不断进行着有意义的序列分割工作，它引进的不是停止，而是在我们自己创造了自己又创造了自然秩序中，引进了一种能适应于探索、认识和继续生存的跃进。在大脑皮层上以独立方式投射的语言区，在不断变化中扩大了。各种情况各种关系的描述，按照特征和习惯对各种动物进行分类，各种工具材料以及属性的规格化，这一切都是一个群体狩猎者生活中每日必须知道的紧迫事情。
和交流功能相联系的还有编码功能，即能够通过我们识别方法而进行的描述语言，在领会已经存在的随行语言的同时，又与随行语言发生叠合。描述语言是推动复述交流的基础，它能满足从一个团体到另一个团体发布和传递信息的需要。这就确保了积累的经验融合，方便了团体技术任务的配合，人与人之间就知道互相说话了。语言，这个本领同会说话相结合赖以传播的渠道，孕育了群体历史上的实体和实践性。这实践性和实体释放着消失者的声音，将过去时融入现在时，又将现在时框入过去时。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因为在动物界中，突变是规律，一代又一代在分裂，一旦它们的生态支柱被剥夺，群体也就一个个化为尘埃。概念性的思维这个载有诸多功绩的客体，有对照地象征着一种物质，或者一种半透明的能力，钻进行为和言辞不间断的活动空隙。由此产生了被诸多民族普遍确认的无比威力。必然是两种生物形成（直立人和现代人）才能将他们最终联系在一起，使两种最具人工化的器官归于自然，那就是手和大脑。
三、最后的看法：人的要素和人的结构
人类群体在绝大部分历史期间，都在进行采集食物和狩猎活动。对狩猎起源的描述或许视为影响先前存在的器官因素和身体因素的一系列递增和突变。在表面上，狩猎活动的展开，从属于同气候、地理以及周围物质逆境所进行的一场直接斗争，在每次不明确的阶段中以种种手段显示强弱，用以解决一个问题，提高技艺，开发出群体所缺少的物质资源。于是使用工具的能力通过制造工具的能力被逐步补充，通常的植物资源由附带的动物资源而获得增加。
仔细观察，这种起源却是一种分裂活动，一种无所适从的活动。先从类人猿，然后从原始人的繁殖群和非繁殖群的等级“剽窃”起，经过与掠食行动一致的功能分化，活动便创立了狩猎，同时以狩猎为目的，也就建立了一种真正的结构分工。这个结构分工在直接物质世界组织中具有它的对等物。在群体关系不平等智力的保护下，人口过剩产生的首要推动，作为客观关系就走向转化，走向有别于主动附着形式的一种自然附着形式。被派向独自狩猎这条路的雄性狩猎群体，就能够发现许多知识和客观的技术，达到人类各种才能有目的的、训练有素的、重视交际的思想行为的再现方式。狩猎者就这样在他们之间建立了距离：采集中的分配也能表达出来，其结果推而广之，物质性能、植物和动物、符合各自生态任务而联合起来的男女群体等，都能表述清楚。借助火的使用，人类知道了将一只动物从隐蔽的地方驱赶出来，这就又多了一个计谋。然而，人类尤其成功地将占领洞穴和石窟作为藏身之所变为可能。
人类离开森林，也就离开了“植物”环境：哪里有动物，就在哪里安家落户。同样，过去的补充资源也就获得了发展，成了不可缺少的主要资源，从前多余的人口，就失去了超额的性质：多余人口的消失使剩余的人口又显得必要。随着人口从热带地区向极地扩展，资源在群体迁徙集中的范围内形成环境，同时为生存下去而适应周围地各种因素。人类在此基础上重新组成的生活还是很美好的。今天的狩猎部落表明，每天劳作两至四个小时，就能过上像样的生活，不会为明天的生活过分忧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想象几十万年以前的状况会更令人担忧。从此达到这个水平，人口数量和可支配资源以及对他们的活动和对他们的狩猎不可缺少的空间之间的平衡得到了恢复，而且要持续很长时间。如果现时的所有观察对过去具有指导性的价值，那么这些观察就能使我们认识这个水平。对属于澳大利亚部落的一百二十三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和地理形态分布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了各群体规模大小和居住地区的食物资源之间的相应关系。每一个部落果然各自占据一个地区，若稀少的雨水使哪个地方植物生长稀少，使哪里的动物数量减少，哪个部落占据的地方就越大。寻求这种平衡，对于缺少水源和滩涂地区的部落表现的特别明显。详细审查的一份资料更说明那些部落的稳定规模，他们大约有五百人，而组成这五百人的每一个单位很少超过四十到五十人。在很长时间里，狩猎的集体就这样维持着它们的固定数量，学会靠环境供给自己物质而生存；这些集体就如此成功地持续下去。在这个平衡的背景下，显示出动物界和植物界的预先分工，有的组群狩猎，有的组群去采集草料。这个分工不是关系到使用多少词语，而是关系到这些词语同环境的各自联系；关系到反映这些词语的组织容量和非组织容量。这样就产生了成为人和创造人的能力，就像狩猎专业化和猎物专业化要求的那样，所有动物本身也就出现了区分而成为不同的动物。
我不打算用叙述人所共知的事实去教育任何人。定期召集他们来到科学讲坛，是让科学向他们证明我们的由来，向我们确证这个由来发生的特征。对遥远的最初阶段进行如此浪漫的研究，诚然是一种不可否认的诱惑。然而，对灵长类可能过渡到人类的进行过程中的地域设置测定信标，仍是一件诱人的活动。从猿人经过人猿再过渡到现代人的连续进化中，不但现在缺少，而且将来也永远会缺少一个链环。只要人们从人类所属的总体属性中游离出他们的生物特征、智力特征和技术特征时，他们的演变关系就连成一线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就显得任意了。由引发这些特征的实践活动产生的根本突变，就在一条连续的梯级上，找到了再现的契机。
但是，存在一种印象，这种印象通过科学论争就显露出来了，那就是在已经是人但还不完全是人的亚人类和同类人猿毫无关系但又没有完全摆脱类人猿的人类之间的互相干扰中，还有某种东西。为了消除这个印象，有人作了一些试验：即估价一件用具的意义，一种心理能力的意义，一次解剖校正的意义，一种心理能力的意义，一次解剖校正的意义；或者教黑猩猩学说话，有目的地让它解决一个问题，以便确切地估价，和亚猿类相比，它和我们人类的相差有多远，可是这种努力很少成功。
说实话，上述印象是有根据的。亚人类在类人猿本质总体上，以它们潜在的素质来看，他们是属于人类的，而人类则丝毫不在类人猿的总体上保留其素质。这种突变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一个个巨大事件，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法兰西大革命或者布尔什维克大革命等等，不是发生了多次吗？只不过这些大事件有一个具体日期，浓缩在仅有的一种意义之中，以方便人们记忆和举行集体庆祝行动。同样，我们人类也不仅仅只有一次诞生，而是两次。其征象在好几个层次上都可见端倪。在神经生理学层次上，首先显示的是运动感觉神经局部中心、语言行为中心，然后是带有它自己专门协调中心的大脑皮层。在语言交流层次上，将发育单位纳入一个非语言符号系统的随行语言，先于陈述语言，这个陈述语言将非词汇成分，纳入规则和自身所特有的编码系统。最后，在工具层次上，人类以统一使用，统一制造开始，在对已知工具分类之前，就实现了已知工具量的扩展，这也就在质的方面改变了工具的功能，和它使用的目的。
在人类化演变中，第一次诞生就是特殊的动物变化，这个变化的重要使特殊的方面变成共有，将分散的东西予以集中。在类人猿的世界中，偶然保持的或复苏的各种能力，如追捕一只猎物、用工具互相帮助、直立行走、探索和创造、传达和辨认某些象征物体等，都是由同一个个体群体有规则地共同实施的。所以，这些能力就集中于一种统一的异常突出的要素之中，和很久以来就属于其定义的那些要素相比，在这个世界中就更显得突出了。掠食构成背景，各种行为与交流交织在一起，互相强化，增大频率，扩大遗传突变的幅度。倘若不是这样，这些突变就被幽闭于有生命物质的“皱襞”深处。从远处看，实在看不出或几乎看不出任何新的变化；从近处看，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南方古猿在身体和分化本领中概括了这个条件，体现了奠定这个条件的特殊活动方式。人类全体都致力于解决环境对多余人口提出的问题，所以他仍是动物界的补充。人类赋予如此巨大推动力的活动，仍是可逆的，灵长类世界对他敞开着大门。
在第二次诞生阶段，人依靠其潜在能力、行为，从其他生物种类沿袭的器官，发展着他融合创造的潜在性、行为和器官。“直立人”和“现代人”不再是被猎物和掠食者，不再生活于森林和草原上，不再将和植物有关的东西同与动物有关的东西相混淆了。从同类状态或者说竞争状态过渡到自然力量状态和资源状态，动物提供的肉食食物对人来说确实仍是宝贵的。而且，更有甚者，一旦狩猎以独有的方式调动起男性的力量，那么全部生存就得依靠狩猎，由男人全部负责。在日常现实生活中，动物就是食物，是衣着，是艺术材料，据说，据人们想象，是所谈论的，所想到的，是焦点，也就是围绕它这个中心来组织安排节日联欢会，季节性迁徙的活动范围。一代又一代人，男男女女，部落群体就安顿在这个范围之内，完全如今天的社会各阶级，各个民族一样，各种职业，鉴于机械力、化学力或者核动力来确定自己的性质。食用肉食的生物学可能性，捕获和食用真正的动物或假象的动物的可能性，使人类曾有可能在他们之间像动物和剩余物一样互相猎杀。类人猿的“自然天性”很少表现出凶残的富于攻击性的一面。特有的侵略或凶残同狩猎者的身份结合起来，可以控制这种自然天性。
同类相食的遗迹在史前遗址中举不胜举，这种现象延长了狩猎的历史；从某种角度看，同类相食就是狩猎行为登峰造极的表现。人们经常寻找各种亚人类在气候和动植物环境的变化中消失或留存的秘密。这个秘密看来掩藏于它们关系的能动之中。拥有高超技术的人类曾有能力猎取他们能摆脱掉的所有同类，曾处于纯粹掠食者的状态，曾使用相对落后的进攻和防卫的技术的社会手段。或者说从一个类似的角度来看，他们成功地大量猎杀属于自己共有的动物时，会剥夺了许多群体的某个食物来源；他们彻底改变了环境，最终造成某个种群的消失。冰河期的最大后果，就是带来人口的下降，完成了这个历时千年的过程。不管这是由于属于同类相食也好，还是由于在有利于狩猎的意义上动物发生突变也好，被亚人类保存下来的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的解剖生理学、技术及社会的遗迹，在非灵长类动物的人类解剖生理学、技术及社会的遗迹范围内消失了。
在我们看来，一次分离运动的各阶段展开之后，要延续一百多万年，同人们十分强调的累加效果或者选择效果相比，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这个运动既是一系列不可调和矛盾的出发点，又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归宿。一次次大决裂，一次次大分工，消除了起源，创造了新的开端。这些决裂与分工是人类施展力量和才智的杰作，这些力量和才智又将多余的转化或不可缺少的，但注定要消亡的东西保存下来或进行改变。将各种生物和非生物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统一和扩大特殊环境体现出来的各种行为和工具，调整巧合和偶然，将其归并于事物自然运转之中。这一切常常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活动，但却永远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属于我们人类的这些资质，我们生活其中的各种环境，我们古老的亚人类积极主动地将它们发掘了出来，严格地讲，是他们创造了这一切。如果想说是他们有了灵感，甚至说只是地球物理学的变化，逼得他们离开了森林，这种看法应该说是错误的。
有人以为，我们人类一直是为了命运才与大自然作斗争，以控制外部力量，控制自然因素、植物和动物。而实际上，这种斗争是由人挑起的。狩猎者竭尽全力控制各种捕食动物，然而这些动物对于他们都至关重要——它们曾有着人性的意义，因为一切生物结构、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全部都取决于它们。斗争是长期的，但这种斗争决不总是针对相同的对象。每当人类中一部分人必须建设其特有的现实，要超越现有的规定，从过去中解决出来，通过对未来作出选择来肯定自己，这时才展开斗争。生存需要付出这种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