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与环境关系的转换
狩猎与采集的分离，是某种现象的第一个例证，而现在何时的做法应该是表明这种现象的总体特征呢？人们知道，生物种类服从于一种命运，这种命运通过突变的偶发性与遗传特性的决定论相结合，同时把物理化学过程中被合并积累的任意性再转入到有机体的必要演变过程中而选择了它们。在充分存在以前，任何种类都是可逆的，后来每个种类又都是必不可少的。根据每个种类的过去所描绘出的生物发展进化平面图在其未来长久地恢复旧观；其方向是通过对在总体上保持不变的体制内部的关系力量的调整来决定的。基因繁殖处处都确保其实体的作用；有选择性的劳动，通过转移一部分环境上的压力影响而改变种类所选取的方向。有机质的普及，即永恒不变的现象，以及因而变得绝对必要的有机质的演化，这两者向我们表明，我们称为“幸存”的东西，就是生命的连续不断地产生。
动物界的许多大型门类适合进行深入而广泛的迁徙，表明了生物种类所固有的侵占生态学上的新空间并在那里定居的禀性。特殊资质的差别繁殖确定了哪些个体有能力或无能力延续到其子孙后代中；这种差别繁殖加强了演化，同时允许生物适应周围的物质环境，在那里保全自己并且使得暂时为它们特有的一种习性充分发展起来：生活在黑暗中或者水中，收集食物或者猎食。同时，人们记录了与一种区别繁殖（实际上为社会繁殖）相符合的效果，这种繁殖表现出的基因结构少于所构成的有机体行为。
虽然种类内部的群体机制活动影响着根据遗传学观点来看类似的个体，但是这一活动引起了其生存和生育机会的额外系数。这种机制最简单的表达方法是：它们因此建立了改变与周边关系的某种等级制度，正如这种机制可能是在一个群体内部与其遗传资质不可分割的区分而产生的结果一样。物品、身体和性刺激，以及外出的场所具备了随着每个小群体不同而变化多端的附加意义：在一个人看来似乎有利于人并且有可能的事情，在其他人眼里往往变成一种威胁或者禁忌。这样的关系迫使个人承认他的整个一生非此不可，而且可以说群体是由几个具有共同反应的法定范畴组成的。这些范畴可能是劳动和行为举止被制度化时所遗传的产物，这可能说明了在许多种类中尤其是哺乳类动物中，人们遇到的不止是取决于性别和年龄地位的差异的个体结合体。
在每个种类中引进超出遗传学上相对均一性的一种群体（社会）异质性，以及通过个体种类赋予个体的功能上的同质性，这样，虽然遗传学上多种多样，但是这种繁殖方式壮大了全部有机体的力量，并决定了其特征。对此，在演化过程中，这种方式担任了一个平衡作用，尤其是数量上的平衡作用的角色。在灵长类、类人猿、亚人类身上，与性的区别繁殖相比，这种繁殖方式的作用已变为决定性的。从今以后，唯一的一个种类能够产生和永久延续好几种集体关系体系，而后者是以前由曾有唯一的一个体系而被分离开的生物种类实现的；而且曾经接连产生过社会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组合的一个进程成熟到可以同时彻底改变、利用或连接它们的程度。
在宇宙范围内，一切在发生着，仿佛由于从生物学上有区别的创造物在时空的不同领域所构设的许多手段相结合，而一种古老的手段已经得到学习并丰富起来。相对于环境而独立的观念、中止选择性的劳动观念，尤其是涉及到人的问题，就已经表明了社会与遗传学之间的这种变化的影响。雅克。莫诺写道：“很明显，在选择的方向上的和合目的性的那部分成就随着结构水平，从而对于环境来讲的有机体自治的水平提高而变得越来越重大。这致使人们可以把这部分看作高等生物身上的决定性的东西，而这些生物的生存与繁殖首先依赖于其行为（习性）。”这位作者也肯定，在这些社会群体中，“选择”曾经被取消过，至少从达尔文主义的术语上讲，再也没有什么是“天然”的。
其实，我们已经脱离了一部分生物圈，即大部分动物种类共有的生物圈。相反地，我们已经对生物圈的被更疏忽或者更隐蔽的非共有的那些部分建立了依赖关系，同时有区别地重新调整我们的周围的物质环境。把这种转变当做一种自治的征象，这是只考虑其中的消极方面，强调指出了与以前的一种状况的对比。积极的方面更使我们感兴趣：关涉到把行为（习性）作为生物与环境的真正介质，来确定其位置的一种演化的完善。对此作出贡献的因素是人所共知的。
首先，在性生殖时期之外的寿命的延长了，代与代之间的间隔增加了，人口发展速度、基因变化速度可能放慢了，同时利于特定群组及其成员间的关系的稳定。
产前与产后的发育成长的时间延长了，这是第二个因素，其结果是带有未完成的神经生理学体系的个人的出现。原因似乎是大脑体积的增加。这种延长意味着胎儿的大脑更大，因而母亲的骨盆更大。自相矛盾的是，两足的运动所造成的结果，是使分娩时所经过的骨管显得狭窄。生产科学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被记入女性结构中：孩子在完成其正常发育成长之前，在一个较晚的成熟期出生，并且需要相对而言较多的照顾。这种倾向明显表露在灵长类和类人猿身上，但是对于这些种类来说，在一个比人更早期的阶段，其大脑和躯干就达到了最后的大小和比例。人类婴儿脑颅的容量大约是成年人容量的25%，然而这种容量在亚猿类身上都是35%到60%。
这样的差距的存在使人类的未成熟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未成熟只是一种普遍倾向的强调突出。可是，这并不涉及到一种曾经独立发生过的特别现象，而且面对这种现象，人类集体曾不得不作出反应，建立注定用来对付他的家庭或社会。与事实更相符的是从中看到新的活力，狩猎活动尤其构成了大脑皮层的量与质的演化的原因，因而也是所描述的胎儿的未成熟并伴随有与之相应出现的幼者对成年的依赖现象的原因。久而久之，有机体的自由支配和缓慢发展变成了一种优势，同时也变成了一种变化，因为人类比其他种类更是必须要完成生物心理学过程，必须影响这种过程。新生儿的可塑性、非专门化有助于它们把被建议的和被强加的感觉同运动性的行为看作相似的。
既然如此，正如动物生态学家所研究的那样，对日常生活的礼节及对特定身份地位的知识进行的启蒙相似于生物集体通过视觉、声音等的刺激的类型、动作、姿态所受到的浸染。严格意义上讲，最初的尝试与此重叠。而且，一直到最近的某一天，有必要令人联想起这一点，实践和技术入门很早就用观察、实例和口头交流等方式实行着。这样，属于成人世界的东西（对于动物和植物的动作、态度、手段、计谋）在它们被最终决定性地被安排之前，是与神经生理学的器官相伴而生的。吸收外部因素，并把它们纳入到现存的活动中的这种天生的才能，包括从中可以自由支配的行为所相互结合的某个领域；这种能力超出基因繁殖所具有的能力水平。
另一方面，人口与环境间的关系发生着转化。很久以来，尤其是自从马尔萨斯时代起，人们就已经认为人口会完全随着物质世界的随意变化而变化；用专业术语来说，人口被定义为按照资源所代表的自变量而变动的因变量。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在生物界的整体上推广了这个概念；这种生物学也曾试图表明过，从这些种类的总额及其特征的角度看，根据遗传学的观点而对它们产生影响的一切事物，体现了它们的环境结构和范围。适应能力相当于在这些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平衡，它方便了个体的生存与繁殖。的确，应该保持对人口稳定的假设；人们应该承认，人口稳定的事实可能受到非议，并且曾经受到非议。一位动物生态学家写道：“关于野生动物种群，人们能进行的最重要的概括之一是，它们的数目具有明显的浮动倾向。”十九世纪初的自然主义者不加更改地重申生命均衡的观点，即一种恒定人口的观点。以前的宗教观包括世界曾被有条理地创造出来这样的观点，还把这种秩序的变动归因于上帝的意志，以及上帝在因人类傲慢地扰乱这种秩序或者为所欲为的时候惩罚人类。这种普遍的观点自然而然地在以后的有关动物的适应能力的生物学理论中拥有一席之地，因为当时人们设想（正确地设想），动物密切地适应其外部环境，并且也设想（错误地设想），这种适应导致了不同的生物种类成员间的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
假定是这种情况，但目前我们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动物繁殖的限制性因素。人们曾相信并断言，每年人口的变化与可自由支配的食物的数量相关联，这是生产力和适应环境的迹象。但是，人们不曾拿出令人信服的例证，同样也没有显示出根据食物的种类和数量而定的这种所谓的人口的限制机制。关于这个理论的令人不安的一些情况已经描述过。所以，在马达加斯加，鬼魂的群体不消费它们所能达到的范围里的所有食物。在埃尼威托克珊瑚岛上，原子弹爆炸造成蟹类的大量死亡，后来又使该岛再繁殖蟹并且又恢复了它们最初的密度。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藻类，这些蟹不得已而选择了植物茎梗的外部纤维作为食物来源。这些实例可能倾向于证明，面对变幻不定又各不相同的资源所构成的群体来保持个体的密度。这就势必放弃在个体数目与食物数量之间的严格的关系：“如此大众化的马尔萨斯主义（人口的），即每年生存下来的个体的数目取决于可自由支配的食物的数量，而多余者（人口）将死于饥饿，这个观点不再受任何研究自然人口理论的维护。”尽管如此，尚有诸多的事实都依赖于该理论的其他方面，以至于无论如何，人们都应该重视这个理论。它预先假定通过每年的人口浮动而继续存在的一个不变性，并且推断，在突变或个体出现“过剩”时，其消极影响是资源的过度开发、恶性疾病的传播，以及久而久之一部分种类的毁灭。如果在此期间，人类没有被危险的减少，或者没有引起其他种类的出现，同时生态学上的障碍已经对基因传播产生影响，那么就会恢复到一种正常状态中。
可能在高级灵长类中，或者说在人类中，这种范例及其结果不再适用。人口似乎起着一个自变量的作用，起着一个使物质世界服从于其压力的推动因素的作用。人口过剩对恒定的方式进行干预，同时导致食物、本领、才智资源的区分与复合，促使集体扩展，把这些资源附入到人的生活范畴中，而不是屈服于现存的形势。人类群体遵照某种密度，使自己的数目与其拥有的财富和空间相称的倾向是很古老的，而且是维持生命延续的所需要作的必要努力。这种倾向体现了人们关心的是，在迟早会发生的，引起大量迁徙的一种社会运动中恢复平衡，或者体现了要动用注定用来创造原材料和发明适宜于把人口固定在其已达到的极限知识的程度。但愿这种超越，即多余的个体的存在，构成适当的工具、生物、物质力量的再分配的原因。关于狩猎问题，我们刚刚明白这一点；而且对于农业来说，人们最近表明了这一点。
人口过剩，远非一个消极因素，而仅仅是长期艰难建立起来的协调一致的破坏者（正如在演化过程中出现过的情况），他担任一种积极职能，因为过剩人口为财产更新和人类与自然间关系的更新铺开了道路。作为认真的观察家，埃利·富尔写道：“过剩人口创造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创造了现代观念，现代观念创造了以前意想不到的资源。因此，我们应该把人口过剩看作一种原因，一种具有自治性的原动力，而不当被看作周围环境的纯粹外部变动的一种结果。”在这点上，卡尔。马克思已经接近了真理，因为他指出：“人口的增长……仅对其自身而言概括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力的调查表中，除了工艺之外，列出了人类的智力、体力等生物学上的所有禀性。
基因繁殖与非基因繁殖的重要潜力的形成，和种群超出生态学限度而同时在更复杂多样的情况下减少对作为潜在性而被维持的基因变化的压力影响的倾向，这两者表明了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用达尔文主义的语言讲，不再是合乎自然情理的。相应地，当一部分动物群体被迫离开生存环境（比如从草原转到沙漠），或者当这个生存环境变化了（草原变成了沙漠）时，这部分动物就直接面对另一种气候、另一种植被。地理上的断断续续的变化引起了个体的死亡（必死性），它们的基因型以及继承或后天获得的特有属性的改变。相反，当中已经达到这里关涉到我们的演化阶段的小群体，被导致在其牵涉过程中探索未知事物并且开始接触未被开发的资源时，这些小群体这样做了，社会分化机制以额外补充活动的名义允许它们这样做。它们有可能得以认识到并创造出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而并不被迫完全放弃旧的机能和财富，并非无法挽回的与它们的环境决裂。我们曾经证实过，捕食就是如此。另外，人类小群体或者原始的亚人类小群体进行的交换是由另一小群体为中介：狩猎者在已经掌握了以狩猎和采集果实为生的人的生物心理学手段（类人猿或亚人类的手段）之后，就开始接触草原。在这种情况下，由人到物质的关系制度，连续不断地经由另一个“人”，这个“人”已经暂时把这种关系制度的某些方面纳入自己的身体和大脑中。人们可能会说，天然淘汰在这点上遇到了其应用上的限制。
通常，一个通过其变化作用而产生其自己的限度的基本过程达到一个不同的真实的过程，如同一个严格遵守其规律的太阳系爆炸突变、消失或进入另一个太阳系的轨道。普遍性、恒定性是很难达到和维持的暂时的状态。因而，大约两千万年前或者四百万年前，天然淘汰已经概述了生物与环境的一种有区别的结合，以及有区别的自然生存的条件，这并没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如同天然淘汰已经由于一个类似结果的转变而成为可能一样，它仅仅使从转变到有区别的生活定律成为可能。我的意思是说，在物质世界中起作用的是客观力量的新动力。这种动力的自律表现出其相互关联的结果是造成在类人猿界和采集界中公开明显的裂痕，以及导致了人类和狩猎的出现。区分社会中的男性部分与女性部分，以及环境中的动物的潜力与植物的潜力的这种差距，具有标志特征的作用：“通过与食肉动物的对比，人类的狩猎是男人的事情；基于劳动的分工，这是一种社会和技术上的适应，完全不同于其他哺乳动物的适应。”
这种评语是恰当的。但是，应该直接阐明一个重点。这种划分意味着一种差距，一种关于与物质世界的关系，关于劳动的活动范围以及执行劳动的人类群组特征的分离。其影响已经被认识到了，相应地产生了人类能力的资源以及这些关系的混乱状态。由此我想指出，这种划分并不归结为特定的小群组执行任务的专门化，不归结为劳动的划分或更确切地说是再划分。让一个群体捕捉羚羊，另一群体捕捉大象，一部分群体在临时住地附近收集草料，而另一部分却远离那里。这种分派保障了能力的更好发挥，保证了资源更精细合理地使用。活动和客体对象的确定，改进了诸多巧妙手法，为更有效地组织社会生产开辟了道路。它不表明与物质世界关系的区别，也不表明这些关系改变的过程。
很显然，在狩猎者之间、采集者之间（同样在耕种者之间、手工业者之间等等）进行的细分是一回事，在狩猎者与采集者之间（或者在耕作者与手工业者之间等等）的划分则是另一回事。前者说明了一种本领，即现存的共同物质手段的多样化；后者意味着本领，有区别甚至是相对立的物质手段的形成。自从出现亚人类和人类以来，这后一种划分已经为人口的繁殖及其适应环境的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解决办法，这与选择给予的办法不同。在这里我描述的这种划分出与狩猎者的特殊情况下；在其他的著作中，它进而体现了确定一部分人类的资源的产生及其向另一部分人转移的一种普遍原理，而人类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又重新组织起来。
人口与生物力量、物理力量的构成中的这种更新的条件是：每次，在这种构成中都存在一种失衡，都有在可使用的物质、工具及巧妙技艺上自由支配的附属资源遇到了额外的个体群组。这样的相遇，顺应并结合了两种关系的潜在性特征，而且使力求以激烈而适当的方式创造并在生产出这些特性的连续劳动成为可能。在每个时代，就这样出现了一种类别的人：狩猎者、耕种者、手工业者、工程师等等。他们具备生物社会的特征和特定的物质力量，有能力建立把生物与环境相结合并且最终取代现存关系的新关系。区分这些类别的人的差距导致了诸多因素的重新确定，同时又把它们重置于一个有区别的物质范畴中。
对于以采集为生的原始集体来说，森林中的树木提供了简陋的居所和食物，石头是随便可以搬出的物品。以狩猎和采集果实为生的人在森林中只是看到一个隐匿处，而石头在他的手中变成了角斗竞技的工具或原材料。但是，这种差距还有另一种含义：人类群体间的关系把这种差距作为非人类实体间的关系进行重新采用与重新发现。狩猎者出现在耕种者面前，就像动物界出现在植物界面前一样；相对于体现手工能力、机体能力的手工业者，工程师体现着机械能力。这样，在人类内部产生的多样化具有其对立面，即在宇宙结构内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多样性。一定的时候，这些差别中的每一种都使大自然具有一副特殊的面孔，并设想出与生物或非生物轮廓一致的最佳依据。包括这些自然秩序的社会运动是明显的，而且人类赋予他的推动力是受这个原则指导，又由其影响而得到解释。
二、创造男人，创造女人
从漫长的生物进化时代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从自然分化所显露出的人类到发现自然分化的人类，在这种过渡阶段的开始，自然分化走在了天然淘汰的前面。对于繁殖过程来讲，由此引发出两类结果。首先，它具有双重性，有利于对环境施加影响；必要时有利于改变现实中的已知条件，把人或资源转换成必需品。产生于此由超越于此的发明创造过程符合这种要求，并且逐渐取得了优越的地位。这一过程引发了体质及超体质之外的属性的产生，同时使在灵长类身上形成，在人类身上成熟的能力得以具体化，这种能力优于非典型行为的普及而可以减缓选择造成的影响。其次，我们所见的在有机体的演化及物种形成中到处起支配作用的繁殖，失去了其优越性。繁殖发生着转变以便加强有区别的人类群体间的关系，同时又补充到与环境的关系中。这样，这种环境是作为产物而不是作为已知资料来审查有利或不利的突变，赋予解剖学或生理学以一种结构，这个结构保证这些人类群体与环境相协调并使之能够在环境内部继续存在。
1.发明与发展
撇开任何神话，发明都是很普遍的。它钻进为了探索、寻找不论大小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作的一切努力之中，钻进用于完成任意一项任务的两种材料或这两种活动程序的每种结合之中。灵感与机遇、个人的天才，都对此作出了贡献；它并不是最重要的本质因素。在发明中，被组成的各种技巧、知识、反应是复合的或可分解的，往往被重新组织，最终形成新的技巧、知识、反应。同时，物理现象或生物现象被重新整理，变得更罕见或更常见，并且互相取代产生前所未有的效果。在共同的世界里就这样划出了人类和非人类因素的鸿沟。通过捕兽器捕获动物是一种发明，正如用石器切削出来的木制工具，或者正如为了操纵投掷物而直立行走一样。关于这点，物质的诸多属性经常不断地改变生物的规律或属性，反之亦然。我们称为本领或才能的东西，通过这些途径被创造出来，体现了生存领域和生存方式的开放和融合。它们的分离是集体与物质力量之间的交换发展的一种迹象，同时也扩大了一种预定的、稳固的形式所表现出的各种可能性。
在这种形式内部，各个部分似乎完全协调一致并紧密联系。投入到采集中的灵长类或亚人类的种类不依赖于生存其间的任何一种植物。作为真正的环境，它没有空气、阳光或丘陵，而只有生长着不同植物的某个地带，用来活动的某个区域或某个地质结构。而对于这个地质结构，它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它所经常依靠或动用的感觉器官和大脑、行为举止，符合推动作用的性质，符合那些规定其范围并居住期间的非生物所固有的空间的分配。
这样组成的是“人—物质”体系（动物体系和植物体系显然属于后者），它被耐心地磨合，人们可以孤立、描述、分析它，而且它曾实际上长期独立存在着。当捕食现象显示出其重要性时，这个体系就得以扩展、加强和丰富。有创造性的现象首先作为可被转移到一个新领域中去的旧领域的内容而发生作用。采集植物所固有的习惯和手段被转移到“采集”被捕捉到的动物中去；捕杀幼兽从前属于被禁止的范围，后来才被允许了而且变得很普遍。领土界限被否定并且被重新划分以便把人们寻求战利品的地方附入其中。
从某一个时刻起，不同的活动选取不同的方式：繁衍和发展变成了一种创造活动。实践活动的普及，即共同坚信某种实践对于共同生活和日常需要都是必不可少的，这打开了取代的枷锁。森林的栖身处被草地所代替；利于采集的场所让位给利于狩猎的地方，放弃集中用来采集草料的营地以便得到一块集中用来设置陷阱捕捉猎物的营地——这些就是新的生存方式中的几种。男人们的创造性用在这些办法当中，并且增添了许多惊人的发现。然而，最确实的影响是本领、生活方式和群落环境的范围扩大。新的“人—物质”体系脱离了旧的体系，同时也巧妙地与之并行并超越这种体系。人类就这样成功地生活在两种不同的环境中。但是人们也可以说，人类在探索唯一的特有环境之后就生存其间。社会生物学单位跨越这种不连续性，使得居住场所既可以群聚又可以分散居住，还可以重新选择——这里采集，那里狩猎——这些可以同时并存。因为在狩猎的地方，可以收集草料、采集，反之亦然。在前一个阶段，一切都在扩展，变化多样；在后一个阶段，一切都在集中，可以说映衬在一条垂直线上。
向远处的动物资源的离心运动与在原地重新发现并已经熟知的资源的向心运动，总是相互交叉的，所以，我们把大部分陆地的植物体系与动物体系的现状归因于这两种运动。他们创造了环境上的异质，创造了一个为数更多或有更多需要的人口所必需的空间。在一个更广阔的地区分别以狩猎和采集为生，那令人不安的人口密度造成的紧张压力得以缓解；几乎在这个同一地区，都齐心协力以狩猎和采集为生，这就扩大了领土，也增加了集体努力的收益。物种形成的分量和速度减少了，并不怎么因为人类有能力在变化多端的食物、气候、地理条件下生活，而尤其是因为人类已经成功地使这些条件在那些占优势的环境变得多样化。生态推动力代替了基因推动力；生物圈中创造发明的多样性延缓了生物在选择中的急迫性。
这从大体上表明了大约五十万年前发生的变化。从前，好几种亚人类并存，正如其他种类并存一样。这些亚人类的迁徙和地貌学上的障碍把他们从生物学上划分开了。在“直立人”之后（这是演化中绝无仅有的现象），“人”仅仅遇到唯一的人类。人类似乎构成了基于普通遗传学的孟德尔式的唯一群体。在此期间，狩猎及其发明已经为唯一的种群（人类）而产生了好几个世界的技艺。所以，再无必要为唯一的世界而孕育好几个种类。外界形势的变化多样促进了基因的变化：人类的同一性允许基因变化迅速地传播开来，毫不迟疑地归属于人类的遗传型的组成中。
人口过剩所再现的压力，及其曾具有的影响，在这个开始阶段，曾作为自发的结果，早就已经使才能、物质实体、解剖生理学器官产生了。后来，一些社会群体寻求一个可以自由支配、易于感受其发展目的的世界，它们有条不紊地孕育了这种压力以及与之相应的人口过剩。在这种背景下，过剩不再是一件令人姑且容忍的“多余的东西”，而是一种提供给试图适应的需要。如果相继的分离曾被归因于自发的或有意识的人口差别，那么这些分离只是更深刻地使发明现象根深蒂固。它表现并促进了集体增加其“智慧”、本领的能力，而这些本领是与集体给予其一种结构和地位的物质力量有关的。表面上，个体的数目被保持和增加；深层上，人口群体大体上被重新组织。从采集到狩猎的过渡，并不仅仅或主要意味着五千个个体从此以后能够在一千个个体生活的地方来养活自己。这些个体也应该附带着产生其他的能力，同时与其未来的劳动效率成正比地投入其他精神力量。
每个生物或非生物特征只要发现其理由，它就融合到相应的活动中并且在那里继续存在。群体已经准备将其引向更高程度，从一种发展的观点看，已经向早已被阻止繁殖而不是向繁殖最好的人发展，以最软弱而不是最强大的方式保证了其生存。但是，如果人们考虑到幸存意味着种类的保留而不是个体的保留，即留下子孙后代的能力，那么这只是一种外在现象。自然分化的目的就是这样，因为自然分化保障建立于被转化的基础上的群体及新能力的存留。而且发明的含义正是这样：发明者并不是发现一个物品、一种材料，而是发现使用这个物品，这种材料的方法，发现使之可以为大家理解并发展它的潜能。其发明的益处为集体共有，而且首先注重的就是这个发明的传播和推广。
正如习惯已经受其支配一样，人们能够继续在适应能力中发现人类同其他任何种类一样的标准和特征吗？例如，人们有理由确信，狩猎体现了对环境更好地适应，或者确信，被挑选的资源是最适应的资源吗？当然，正如已经做过的，如果说先前单独狩猎的男人们生存的机会少于群体狩猎地人，或者说工具、言语、直立这些已允许适应不稳定的外界条件，那么，人们确信的东西就是合理的。然而，人们提出的观点是无效的，因为并没有单独的狩猎者，而且直立、言语和工具与他们当时依赖的自然形势及社会关系上的相互作用一样被特定化。说狩猎者或种植者适应其环境，这是一种同意反复，因为狩猎者或种植者为此目的造就了环境；说一个比另一个更适应环境，这是荒谬的，因为他们各自的环境并不相同。
相反地，当我们比较他们的“发展”能力时，我们非常的心应手；这些是扩展而不是调整群落环境能力，是从其中发扬光大而不是停留其间的能力，是再细分可自由使用的技巧及获得这些技巧的个体的能力，是根据领土的各种不同等级而居住其上的那些人的数目成比例的扩展领土的能力……我们已经注意到，出现每一个领土等级都是长期努力的结果，是在客观体系中的转移和替换的一种复杂的活动。在这些体系中，人与物质力量是可以观察到的一极在链条的一端，显示出资源的缺乏以及冗余与残渣的丰富。一旦告急，首先的分配是把易变质的合并，把补充部分合并，把不肯定的合并。
人，如同所有生物种类一样，逃脱不了死亡；正如当生命已存在时，他们也不能避开生命。因此，在他们所拥有的那些东西衰竭及造成整体的毁灭之前，他们充分使用给予他们的东西，同时发挥才能扩大财富。在链条的另一端，大型群体的分离，消除了对抗，去掉了多余物的不可靠和异常的特性，在人类中规定出它的一席之地，并且清晰地勾勒出它在世界上的那份实在性。发展这一事实应该经由分化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已知条件暂时地被保存下来并且不断增加。相应的事更令人惊讶，只要人们拒绝考虑一个群体进行相互交换自己的土地，相互制造被拒绝给予各自的生存方式的尝试。脱离了主要界限后，群体接受其条件并主宰其命运。已经发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以后，群体引起了一般生活范围的分裂，并使之基于扩大了的基础上重新组成。
2.遗传与承袭
更新已经表明了繁殖过程。这种繁殖过程在生物种群中，通过演化和有选择性的适应的行为而起作用。实际上，个人与后天获得的资质相伴而生，并很快达到成熟阶段。遗传机制大体上调整着人口的规模，因为机能的分配阻止了过多的生育，阻止了新成员不合时宜地被吸收进来；在这些机制衰竭的情况下，环境对每个人的生存与死亡起着决定作用。与我们的社会相近的动物群体，通过把一部分可自由支配的精力和时间用于其成员中最年幼者的身上，反复教导它们，保护其行为以便使它们的组织永远延续下去。在掌握更多的情况以前，高级灵长类最先避免了严格的基因限定的影响，并且根据角色（动物首领、母兽、服从的雄性等这些鉴于其特有的组织而在集体中应该担当的角色），来持续联系交流以及造就个体的生物心理学特性。群体繁殖就这样符合其固有的要求，同时远离了自然繁殖。
自然繁殖，首先涉及到我们，它与同类型的培育与交流有关，同时关系到一个个体的技巧、好几个人体的行为的协调、运用感觉运动性器官，以便与决定环境的物质因素依次结合。通过自然繁殖，种类继续它与物质世界的外部和内部交换，在一定的时候，从它的各种资质及其效力的角度反映出其构成成分。种类不是在个体中而是通过个体保存下来，且试图使其特性、自然关系以及使这些因素具体化的器官充满生机。所有种类（可能包括高级灵长类）的自然繁殖，总的说来终究是遗传的。但这对于亚人类来说不再是正确的，因为在它们身上，自然繁殖成为一个自治的范畴，具有其本来的目的，其固有的实际做法。寿命延长了，新生儿的神经肌肉系统的发育不完善，这些给它留下了自由天地，为它的行为作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自然基础。然而，这些因素并不确定其历史上独特之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人类群体分化的繁殖，是一种用以分离的繁殖。一般地，属于一个生物种类的个体即使执行一些专门化的任务，它们也是被纳入交换或活动的相关的环节中。人类在已经极端分化的一些领域中，在基本上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交换和活动环节中进行分配个体。产生及运动本领的条件，使用资源的条件，解释了为什么这是必要的。
特有的技巧及其与器官的结合，防止了同一群体从事获得对立的资源的一些类型的劳动。我们考虑到狩猎者和牧人同动物建立的关系：狩猎者守候、围捕、追逐，用捕兽器、陷阱等捕捉动物以便直接杀掉它；而牧人照料它，并努力保护它生存，关注它的成长，并且每天喂养它。或者是再把工程师与手工业者进行对比。其中一个借助于测量工具，由于机械发明而克服遇到的困难，这样他增加了他的技巧、知识；另一个则通过改进他手艺上的灵巧性、动作的协调程度、对原材料觉察到的质量上的敏感度等等来力求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些例子说明，为了保存和补充其特有才能的影响，每个群体都被迫各自重现它们。主观的、有机体的、任何智力或体力上的对策的构成部分都促使掌握这种办法的那些人脱离违反其发展的、内部逻辑行为或习惯做法的链条。
采集与狩猎的分离遵循了同样的律令。再发生了这种分离的地方，可以说个人从婴儿时起，就已经预先被安排好，注定要接受启蒙教育并习惯他所在的世界，就像在高级灵长类或原始亚人类身上所发生的一样。首先，从出生时候起，人们就决定其是否生存。杀害婴儿已经成了即使不是最常用的办法，至少也是最被肯定的办法，为的是集中引导繁殖趋势，而人们勿需夸大其重要性或普遍性。人们拥有的关于澳大利亚部落或爱斯基摩人的资料，同早期的文化遗迹相印证，证明了杀死新生儿的习惯做法的存在，这种做法达到了15%到50%的比率。既然涉及到狩猎和狩猎者，人们就可能并不因为观察到的奉献生命的婴儿是女性而惊异。因而情势似乎颠倒了：在灵长类群体中，潜在的“多余的东西”是雄性；然而在人类社会中，“多余的东西”却是女性。
有区别地培养训练的倾向，对于可以生存着的个体来说正在继续。正如我们注意到的，采集果实与收集草料相当长时间以来就与类人猿的“实践活动”一直差别不大，而这些活动需要最起码的启蒙知识的传授。对于孩子来说，这涉及到借助于身体的运动及辨别力来习惯环境。生物成熟过程，从严格意义上讲，着手进行这种活动所需的必要时间并不是很长。女孩子很快就与她们的活动范畴相结合，而勿需经过预先专门的大量准备。而捕食和狩猎则要求得很多。从幼小的年龄起，男孩就被引导去熟悉捕获与设陷阱，设置捕兽器等活动。也就是区分动物种类、辨认气味与叫声，训练身体速度与动作，使之在未来行动时自然协调。秘诀、场所、差距，这些被确定在个人与集体的记忆中，工具和材料被固定在反应系统中。
对个人身体协调一致地进行有规律的训练，以便加强其潜在能力，正如乘海豹皮小艇狩猎时伸开肌腱所表明的那样。从男孩子开始学走路时起，就把他安置在一个座位上或一个平坦的地方，这时脚后跟紧压在另一位置。他家里的一个男人（父亲、叔伯等等），就在他后面握住他那用来投掷的手臂，向后抬高拉伸这支手臂。这种使肩膀变得柔韧的体格训练，经常是伴随着一段有节奏的乐曲而进行的，这就可以把训练铭刻在记忆中。这样，手臂就得到更大的活动性，而且能够更远地投掷标枪或鱼叉，这时手臂运动作用就像乘海豹皮小艇的狩猎者处于各种姿势时运用一只拉长了的操纵杆一样。另一种体格训练是，让孩子把腿伸开坐下来，这时把手放到他背上往前推他，这样他的背部肌肉就变得强劲有力。第三种训练是，为了防止长久保持同样姿势造成双腿疲劳，这时进行的训练在于通过始终保持坐立姿势，膝盖关节反复伸屈而伸长双腿部的肌腱。
在许多狩猎者群体中，人们遇到一些类似的复杂多样的形体训练项目。这些训练的严格实施影响着孩子生活方式的展开，确切地讲，塑造了人类解剖生理学的内容，加强了进入成人群体的过程。当然，只有男性年轻人服从这些严格训练。使用有关的技巧与知识，以及弓箭、长枪、船只、鱼叉等等，这些也是单独为他们保留的。传授身体与智力上的才能，不仅仅是教导或使人学习，保证个人对群体的延续，人与一个特殊环境的关系的更新也得以保证。从某个角度考虑，这个特殊环境是客体对象外部装配，资源所在的场所；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是一本厚重的书，一部世代撰写而成的作品。在作品中他们赋予了社会运动的方向，把构成植物体系和动物体系的生物种类进行分类，勾画出了相对于居所、阳光、山川河流而言的轨道；他们也把声音和颜色赋予一种含义，把标识白天或黑夜的事件与季节的连续交替进行分类。在接受启蒙教育的那几年，年轻人了解这部作品，吸收其内容，并被编入其中。
因此，在繁殖个人的同时，人也创造环境本身。但愿这些能力中的每一种都不会发生变化，而且人们发现秩序、与之相应的有生命或无生命的力量在消失或溶解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但愿人停止捕杀动物，或者说，但愿狩猎变成无意义的事，而生物种类的分配受其影响，空间力量分界线及其要素间的关系失去它们的意义；它们不再是毋庸置疑的，并且逐渐消逝，失去任何主观和客观的实在性。保护和更新这些能力的劳动体现在本领、资源、人口的总额之中；这同样也是保护和更新人口所居住的物质世界及其特有构造的一种“劳动”。在人类世界中，这种劳动引起了一种差别，一种水准差。
具有制造工具能力的个人的繁衍，也是存在于两个群体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狩猎者与采集者之间的关系的繁衍。因为，考虑到已经促使他们有区别的结合的活力与结构，每人都处于凭借各自的物质力量所组成的结构严密的体系内部。任何时候，他们都不是作为一个生物种类的成员而生存和保持成熟：他们是作为我提出的一个自然范畴的成员，即个人整体处于这种状况。而从生物学和社会关系上的观点看，这些个体是同一的，但是从与他们的大脑、身体相结合的各种能力的角度以及从他们与周围环境的力量共存的角度看，他们不同于其他任何人。每当他们以所属的范畴的名义创造或共享了外部和内部资源时（那时，人们曾经这样做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成了面对着远离区分这些范畴的差距的另一些人。
所有这些相关的理由使得这种繁殖成为自然。这种繁殖伴随并延长了生物成熟过程，以及人类在掌握周围世界的规律中保持必不可少的突变。它永恒不变的作用是力求加强一种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可以改进有机物的质量及无机物的属性。另一方面，它通过鉴别人类有生命的物质的不断增长的数量，而使之适应那些生态形式，而繁殖就是在这些生态形式中进行扩展的。
因此，人类创造了在各要素、各植物体系和动物体系之间的一种新的相互依赖，这与存在于自然范畴的、生物或地理因素间的相互依赖相似。生命体或非生命体具有与我们一起经历的一段新的历史的性质，这是继他们在没有我们时所经历的一种演变之后的。我们已经重新开始、再现的是后者这一演变，但是其迹象变得很稀少，并且不断淡化，一直到变得不存在。
三、分化过程是自然的
这种描述紧扣事实，尤其是我们曾经予以高度重视的基本事实：狩猎化。理论阐述了对动物界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前的遗迹的研究所提示的最重要的现象：一方面，在有机体的演化中，社会职能的普遍性及其与遗传机制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在各种程度上的动物进化系统中的工具的出现及其时断时续的使用，以及就解剖生理学的变化而言捕食技巧的先期出现。因而，并不是对限于生物进化系统的生理或心理特征进行思考，而变成合乎愿望的是，对从生物整体活力的角度上所呈现出的集体结构进行思考。
此外，灵长类的行为与人类的行为相似，这迫使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不能片面地理解其中的价值，二者之间的相符或差异只能促使对其所处的那些整体进行思考。这些有区别的整体链条不一定是连续的，而且人们可能不会用另一个环节严格地理解一个环节。另外，我们暂时还要理解这个链条所包含的一切内容，以便在可能的范围内确定具有重要性的关节。由此并不能得出这种结论：借助于这样聚集与整理的资料，所描绘的演变均匀不变地发生，并时时处处都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具体化了。起始的情况已经不同了，经历过后的组合形式当然就根据周围具体的条件而变化多样了。尽管如此，在链条的主题特征中，过程仍然是一致的。
即使前面的叙述并不引起异议，但是它仍然处于不恰当又令人反感的基础上，因为它印证了一种自然分化并且把这种特征归因于有我们参与的历史。根据已成为通常惯例和共同智慧的东西来看，中止有机体的演化，中止选择原理的活动作用，这会使刚刚开始的文化发展得以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在社会面前，自然已经消失。这时由于在为生存而进行的共同斗争中，人类化活动可能早已缔结了休战协议。虽然这样处理事实和这样赞同这些观念，使清晰明了的，但是这样并不表明重要的东西，也不能有助于推断，因为人们避免提出另外一种演化，即我们的演化的规律，而对已经使之成为可能和必要的确切条件置之不理。
另一方面，对假设的程序进行经验论的解释最终被动摇了：“有时，人们曾认为可以确信，在人类演化，按照遗传程序进行的适应已经被按照文化程度进行的适应所取代。从这种观点看，其实人们已观察到，人类的形态学和生物学的演化在对它取而代之的文化演化开始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但是，这种断言似乎被我们拥有的知识所推翻：工具的制造表明，在大概使人类达到具有其所有特征，尤其是具有大脑现在的体积大小的演化期之前，已经达到了某种文化程度。但是，在我们看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是以极其简单的方式进行推理。一旦文化活动开始了，相应地，这些活动就一定对生物活动具有某种影响，正如文化的存在明显改变基因的适应性作用一样。
在对人类文化因素影响的探索与历史发展中的深刻的自然特征之间，没有，或者老实说，不再有矛盾。它们各自的影响、遗传学与社会关系，体现在动物和人类身上确实是不同的：没有什么便于由此得出结论，那方面它们是属于自然的，这方面它们不是属于自然的。充其量，它们是以其他方式才这样的；那方面它们力求选择和适应，这方面它们力求分化和发展。我们刚刚阐述了这种替代的理由及其发生的客观条件。但是最强有力的论据在现实的土壤中生长出来。在人类和非人类资源结构及变化的背景下，在每次都作为自然秩序被经历和被理解的事物的背景下，自然分化显示出轮廓来。在用于孕育非有机体的能力和有机体的能力的特有而又对立的活动面前，障碍总会被排除掉。农业或狩猎脱离了采集，这与其说是通过这些活动的客体对象，不如说是通过对待它们的方式，通过观察，表明植物或动物的方式，以及通过强制从事这些活动的那些人必然经受漫长的启蒙阶段，及系统地理解必不可少的智力、身体上的反应等诸多因素来进行的。出现一种本领方面的这些事物；就造成前例的衰退或消失，引起建立在人与物质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变化。种类、其构成成分、其范围、它与客观力量的关系，这些因素的改变就是由此引起的结果。
诚然，众所周知，技巧、手段及能力在进行积累并补充的几百万年期间被融入发明、再现后的技巧、手段及能力的总和之中。然而，如果人们观察到，一般情况下，一组现象、一群达到顶峰的生命体或非生命体，这种发展就显而易见：除了其主要潜力外，它们的使命是成为宇宙范畴的焦点。动物界与狩猎者，感觉力、肌肉力量与手工业者，机械力与工程师，这些对应关系相继刻画了为自然特有的画面，第一个为动物形象的一对，第二个为有机体的一对，第三个为机械的一对。在现代人的眼中，采取这些自然的，“决定性的”状态的连续接替，都有明显的根据。
与人类（也属于物质力量）经常结成的物质力量的关系是相互性的。用于行走的脚、用于观察的眼睛、用于抓握的手，都独占了工具、技巧；但是脚、眼睛、手也具有任何物质的、生态学结构的性质，并且与之协调一致。任何动物都需要我们的才智，需要我们的动物般的努力；任何机械力量都需要我们的动物般的努力；任何机械力量都需要我们的身体力量和我们的感觉器官。这些力量、这些种类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不会被认为是外部的、独立的，也不可能在一个生物圈的生命循环中，没有我们而起作用。因为我们是这个生物圈的组成因素之一。从本身意义上讲，人既是以遗传的又是自然的方式发生着变化。根据通常的一种观点，解剖学和生理学变化的时代已经结束：只有技巧、知识、经验在继续作用。但这种结论似乎为时尚早。有关寿命、经常性的疾病这些因素的微妙的生物转变，可能有一天会呈现更显著的特征。此外，现代人，即人类史上最后的种类，相对而言是处于其行程中间。客观力量已成为现代人生命的组成部分，正如这些力量曾属于先于现代人而存在的生物种类一样。人体如一本厚重的书，上面记载着宇宙的规律。人的感官、肢体、皮层、肌肉承担的双重任务，即：一是再现任何力量，用动物则显出动物般的力量，用机械则显出机械力量；二是包含这些力量的实质要素：把这些力量转变成人类自己的规则和原理。
本领与手段、行为的社会协调和个人的生育，这些因素相结合以便把物质环境纳入我们的结构中，相反地又把我们的结构与物质环境相衔接。相继的分离已经利于取得这些结果，把它们同时又存留在于我们的记忆环境中，并在我们的多样性的活动中又重新印证它。因为这些相继分离曾经以人为客体和主体，所以人并不了解它们。然而，分离曾经对我们的物种形成，对我们的大部分生物学属性的产生有过决定性的影响。这些属性并不比灵长类或鲨鱼的相当的特性更人为化，它们也不是发生在我们已扰乱了其生活方式的所称的许多野生动植物种类中的突变。
人与可演变的有机体现象的相互影响，如同他与物理化学现象的相互影响一样，并不使分化过程成为非自然的，也不使选择过程成为非自然的。起码，这些过程同样是自然的。生物学家多布詹斯基写道：“在天然淘汰中的‘天然’，并不意味着先于或排斥由人带来的变化的情势。”在接受这种观点时，人们摆脱了不相容性。这种不相容性是存在于从人类中确认作为基因和精神的生命本质在自然中的一席之地这种事实，与趋于根据人类个别的或与集体的完成的事务，而把他排除在自然之外的这种倾向之间。我们懂得，人类参与了每次都到建立的一种自然秩序。而不是建立一种开化了的自然的社会运动的目的。
开化了的自然可能是一种通过劳动塑造的现实，是一种没有变化而持续存在，具有与一种原动力的推动完全相符的自然基质。不过，这种原动力对于它来说可能完全是外部的。可是，不可能找到一个相当明确的标准，以便声明：从其第一方面看，人属于自然；从第二方面看，人又脱离自然。最近的发展充分证明，人从生成到变异全部属于我们的历史。这个历史的开端是在摸索中的，性别上的及自然上的选择已经逐渐开始，所选取的方向既无先入为主的人为规划，也无预先设立的目标。在每个阶段，与正确地重现相结合的错误的重现，都通向绝境或者一条更宽阔的道路，这样，这些重现势必需要重新启动那些被阻止的机制或能量。已消失的生物种类随身带走了这些特殊瞬间的奥秘，同时证明了，与大量的规范持久的变化相比，平衡与维持显得多么困难、脆弱、罕见的事物。被适当地列举出来的这些变化消除了自然状态的人的幻想，而他碰巧就是通过另一个历史而不是这些已消失的种类的历史而才表现为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