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季：妇女生活的“诗与真实”
以季季丰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而言，她曾被认为是台湾新一代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突破女性写作困境的佼佼者。事实上，且不说季季60年代就已经开始的文学出发，仅就70年代出版的《异乡之死》等9部小说集而言，季季的创作成就已经让人刮目相看；更何况她透视社会现实的独特视角，对妇女生活中“诗与真实”的敏锐发现，以及风格的求新多变，这一切都无庸置疑地确立了季季在70年代台湾文坛上的位置。尽管没有置身于女性写作的风口浪尖，但是季季小说的独异性和艺术性，却使她在更加广阔的女性写作空间里，拥有了一份臻于成熟的魅力。
季季，本名李瑞月，台湾省云林县人，1944年12月生，家中弟妹众多。身为长姊，季季从小就学习照顾别人，对生活充满信心和爱心；特别是受到开朗、质朴的父亲的影响，季季自幼养成了独立的人格，并保持一份乡下人的情怀。既便后来“在台北住了二十三年，并未使她沦为虚伪或虚荣的都市功利主义者；仍然保有乡下人的朴素与务实，不敢荒费应该耕耘的土地。”季季独立的人生定见和乡土情怀，成为她文学创作的原点，并且明显地影响到她的人生道路与小说风貌。
写作上的早熟与定见，促使季季比同时代作家更早开始了文学出发。从小酷爱文学的季季，16岁即发表处女作《小双辫》。之后，在《云林青年》、《野风》、《亚洲文学》等刊物大量发表新诗散文小说习作，18岁以《明天》获《亚洲文学》小说征文首奖。1963年高中毕业时北上参加文艺营，由于开训日期与大学联考相撞，又因为季季“并不认为现今的大学教育能够给我什么助益”，从而成为60年代鲜见的敢于拒绝联考的女子。19岁那年，她以《两朵隔墙花》获得文艺营小说创作首奖；翌年带着一篇题名《一把青花花的豆子》的短篇小说和随身衣物北上，家居永和，开始了专业写作生活，并在台大夜间部补习班听课。随着小说的陆续发表，1964年6月，季季以年龄最小的“无名”作家，有幸成为与高阳、聂华苓、於梨华、朱西宁、司马中原、琼瑶、琦君等知名作家同时签约的第一批“皇冠基本作家”。
季季“从不以为生命里有东西可以挫败我”，她认定“写作才是我最好的、最合适的事情”，故多年来一直笔耕不辍。直到1978年转入新闻界，季季先后在《联合报》副刊、《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任职，现任《中国时报》主笔，并继续散文、书评的写作。
季季的小说创作主要分为60年代和70年代两个时期。早期作品结集出版的有《属于十六岁的》、《谁是最后的玫瑰》、《泥人与狗》。作者谈到，“民国五十至五十五年之间，我们很流行看存在主义的小说、存在主义的电影，听世界末日的流行歌曲等，都让人觉得生命是有点浪漫而无可奈何的东西。”受此影响，季季早期的小说多写无望的爱情，悲凉的人生，流露出虚无、浪漫、飘泊的色彩。《属于十六岁的》这篇小说，通过一个浪漫任性、多思敏感的女孩子眼光，将枯燥刻板的高中生活，小丑父子两代的屈辱人生、学校老门房的悲剧命运一一撷取，从而呈现出生命中深刻的无奈与感伤，留下早熟少女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季季这时候的文学出发还很年轻，难免不被6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氛围所感染；季季创作开始的文学特质也很突出，“从她少女时代以来，她的小说一直摆荡于现实意识和浪漫意识的两极之中。”70年代的季季，进入了小说创作的鼎盛期。在个人的现实生活里，亦经历了婚变的挫折，承担着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的艰辛，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置身于政治文化思潮风起云涌的70年代，季季虽然不喜欢参与政治活动，但她很关心政治活动，关心这个经济形态和价值观念急剧变化的现实社会。在新的人生视野里，季季开始以文学中的社会参与，去洞悉周遭世界的艰辛人生。从1970年发表反映台湾妇女生活悲剧的《秋霞仔再嫁》为起点，季季逐步摆脱早期小说的主观、虚幻色彩，从而进入现实人生世界的描摹。这时期的作品大体标志出三种格局：第一种是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以描写作者少年时代的印象、追忆流水年华为主，其中有不少涉及到大陆去台的“异乡人”的乡愁。《异乡之死》、《河里的香蕉树》等作品堪称代表。第二种是集中表现女性婚姻爱情和苦难命运的小说，其中融人了作者对女性现实问题的独特思考，如《秋割》、《塑胶葫芦》、《菱镜久悬》、《苦夏》等。特别是小说集《涩果》，集中讲述了台湾未婚妈妈的不幸故事，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第三种是充满幽默色彩与嘲讽笔调的写实主义作品，它重在对台湾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问题进行大胆揭示，对人性中的阴暗面给予无情针贬，以《拾玉镯》、《鸡》、《喜宴》、《吠》、《跨》、《债》等作品为标志。
从季季的写作立场和文学主题阐释来看，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人们讨论。一方面，基于社会关怀和人的关怀的立场，季季对转型时期的台湾社会与人群格外关注，她借小说笔墨演绎乡镇风情和世道人心变化，写出了许多现实意义深刻并富有乡土风味的作品。在季季的追求中，“一个作家要写的是‘人’和人所构成的社会”。“我关心的是人的生存，以及因生存而产生的诸多问题，贫穷、痛苦、爱的幻灭，从农村走入都市后的迷失、新文明对旧社会的冲击更彻底的说，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仍是为了探讨人的生存的价值。”耳闻目睹了形形色色的生存境遇和价值观念变迁，季季笔下那些守着乡土的生存，流落异乡的飘泊，涌向都市的迷失，在台湾由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商社会转型的背景上，更加呈现出它色彩斑驳的人生世相来。
台湾的村镇，原本有着纯朴美好的乡土风情，相濡以沫的人际关系。自小在南部乡村长大，季季从没忘记自己是乡下人；多年的台北生涯，并未使她沦为虚伪的都市功利主义者。这种朴素的乡土情怀，往往构成她对生活中的诗意的发掘，既便是写到困窘落魄的境遇，也可看出这种乡土人生的力量支撑。《苦夏》反映艰难生存的残疾兄妹对被遗弃孕妇伸出援手；《河里的香蕉树》写到乡人对做过妓女的欧巴桑孕育生命的关爱；《月亮的背面》表现丧偶的爱梅感念生活的真诚之心，这些都给人以温馨的感动。但另一方面，季季也不能不痛心地看到，台湾在步向资本主义工商社会的过程中，乡村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不仅仅是土地被征用，如同《群鹰兀自飞》中写到的“野地里插了几块‘新村建筑用地’的木牌”；还有色情茶室进入乡镇，给周遭男女、民间知识分子、妓女、新兴政客带来的诱惑与变化，如同《寂寞之冬》表现的乡村面貌和时代焦虑；更有甚者，是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中唯利是图的金钱观念和世侩习俗的入侵，对乡村价值体系中美好一面的破坏。《拾玉镯》对此作出的入木三分的描写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季季的代表作。小说以台湾南部农村一个大家族的瓦解为背景，描写这个家族中一群离开了乡村到城市安家立业的子孙，回故乡参加曾祖母拣骨重葬祭拜的情景。在城里当董事长、导播、明星等头面人物的众多子孙们归来的时候，个个心怀鬼胎，他们名曰祭拜，实际上是为了去分享陪葬品。当一对名贵的大陆玉镯出土的时候，他们馋涎欲滴，急忙瓜分，丑态暴露无遗。拜金主义风气流行的商业社会里，这个大家族的子孙早就失落了美好、善良的人性道德，抛弃了理想，成为只追求现实瞬间的生存快乐和金钱的木偶。相对于质朴的乡下三叔和他的傻儿子，城乡两者之间的人生落差，对比出社会价值观的巨大变迁，也见证了人性批判的深度。
另一方面，在爱情婚姻和两性关系的题材观照上，季季往往坚持着女性本位的写作立场。与曾心仪、李昂这种单刀直入的反叛姿态不同，季季更多采用了温和、迂回的抗衡方式。她“总是强调温和的改革”，而“不喜欢激烈的东西”。有过沧桑的人生和心灵，得到回报的努力与奋斗，使她能够坦然而坚忍地应对一切生命际遇，并以宽厚的女性意识和母性情怀构成她作品的情感底色。季季对于形形色色的女性境遇的描摹，对于女性爱情观、人生观和生命意识的发掘，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传达着女性的悯情和书写理念。
怀疑与疏离，是季季处理男女关系时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无论是未婚的恋爱，还是牵手的婚姻，更不必说成为男性欲望猎取的遭逢，女人在两性相处的格局中，永远无望抵达幸福的彼岸，于是她们往往从怀疑开始，以疏离甚至逃逸而告终。这种对男性的疏离感背后所隐藏的，是男女相处不平等的事实，是女性为情所累的创伤性经验，是女性对男性世界的失望和对男权中心话语的不屑与拒绝。未婚女子小兰临产前的异地出走，是因为阿德不负责任的始乱终弃（《苦夏》）；爱真携带幼儿的艰难逃离，是要击碎富商”借腹生子”、欺负无辜的阴谋（《群鹰兀自飞》）；江秀桃背井离乡的流浪，是遭遇败德男人强暴后导致的歧视境遇所逼使（《菱镜久悬》）。季季笔下那些未婚的、已婚的、离婚的女人，都在以自己悲苦的人生故事，诉说着对男权世界的不信任感和逃离意识，既便是那些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也找不到恋爱的热烈，一如《杯底的脸》、《褐色念珠》、《没有感觉是什么感觉》中漠然、无望的女主角。特别是《塑胶葫芦》这篇小说，阿洋面对先后逼死生母和继母两个女人的父亲，在继母自杀之后的那天早晨，穿一袭红衣去和男朋友约会，这不能不说是她对父亲最大的不屑和嘲弄。这种对男人的厌恶和排拒，导致了她在两性相处中的疏离感。季季屡屡安排怀疑与疏离的变相反抗模式，意在提醒整个社会对男权强势话语下的男女不平等现象，对女性人生的创伤性经验，进行深度反思。
生命的感念与女性自身的救赎，寄寓着季季对女性人生的一种独特信念。在作者看来，“我从不以为生命里有东西可以挫败我。固然生命里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但只要我们努力去做，到最后一定有成果。”从季季笔下的那些不幸的婚姻格局和不平等的两性关系来看，其中很少出现充满阳刚之气的敢于负责任的男子汉形象，女性困境的解脱往往来自于女性自身的救赎之道。这种救赎，主要依赖于三种途径。
一是得力于女性生命力量的支撑。女性的地母情怀，使她和生命的孕育连结在一起，由生命本身得到的滋养和教育，往往对女性人生有着直接的救助。季季多次写到女性生命观的感恩、知足、坚忍和乐观。在《河里的香蕉树》中，扔到河里的香蕉树，凭借河中心一块突起的泥地，竟然长出绿苗；它与当过妓女的欧巴桑坚持生出了眼睛睁不开的婴儿一样，都寓意了在最恶劣环境中顽强活下去的生命力量。透过《月亮的背面》这篇小说，人们看到丈夫的病逝并没有让独自抚育幼儿的爱梅丧失信念和美德，她依旧在艰辛的境遇中保持了“一颗真诚而容易感动的心”。小说这样写她对生命的感念：
看到天空变化不定的色彩、花的绽容和吐芽、蔬菜油绿硬挺的叶子、雨天叫卖茶叶蛋的梆声、老人脸上刻画着岁月的皱纹、孩童纯净的笑容、树的舞姿、烈日里卡嚓一声从信箱塞进信来的邮差她的心灵总是立刻接纳了他们，把他们紧紧地视为知己。这种感动是一种生存的喜悦爱梅从来不因困境中生活而觉得生存是一种多余。她甚至觉得只要有蔬菜佐餐、有屋宇避风雨，都是值得感激和喜悦的。
生命力量的坚忍与坦荡，在女性最孱弱、最困难的时候，往往出其不意地支撑了她；而母性的洗礼，又帮助女人从精神上超越现实的痛苦，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庇护生命的职责。由此看来，季季笔下，“对生命的延续赋予了更大的尊重和歌颂，尤其是她肯定母性所带给女性救赎的希望的描绘，真是动人心弦，一个十分坚强的台湾女性塑像，在这个阶段，隐隐然地耸立了起来。”二是争取女性群体的互助。这在妇女问题愈来愈成为社会问题的今天，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针对台湾严重的未婚妈妈问题，季季怀着女性的悲悯关爱之心，访问了芥菜种会的未婚妈妈之家，并深为未婚妈妈们的人生悲剧所震惊。季季说：“她们的痴情和梦幻、天真和愚味、忍耐和坚强、错误少挫击，确曾一次又一次赤裸而且冷酷地震撼过我，感动过我。我也希望经由我的呈现，和更多的同胞手足共尝这份美丽的哀愁，并在实际生活中给‘她们’更多的关怀和祝福。”她先是通过撰写调查报告《未婚妈妈的漫漫旅途》，力陈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实施社会力量救助的迫切性。后来又以带有纪实色彩的小说集《涩果》，集中讲述了不同类型的未婚妈妈故事。台湾当局的教育失败和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的现实，造成少女的性无知和贞操观念淡薄；社会治安环境的不安全感，又使强奸、轮奸和药物逼奸、诱奸与日俱增。在这种背景下频繁出现的未婚妈妈悲剧，成为台湾社会问题的尖锐反映。季季没有过多铺陈无辜少女失足或受辱的具体过程，她重在唤起手足同胞对未婚妈妈更多的关怀与祝福，唤起当下社会对保障妇女利益和人身权利的重视，帮助“所有跌倒爬起、勇敢前行的同胞姐妹们”，走向新的生活。对于那些真诚帮助未婚妈妈的人们，从“未婚妈妈之家”或育幼院的工作人1，到《苦夏》中的贫女石阿幸、助产士徐太太：作者都给予了特别的肯定和赞扬。在《菱镜久悬》中，我们看到妇女社会工作者的热心努力，致使新街镇妇女委1会成为解决妇女各种问题的“娘家”和靠山。这种争取女性群体民间互助的方式，也体现了季季有关女性困境救赎的一种思考。
第三，女性救赎的最终出路在于女性的自救。没有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没有女性生存能力的成长，被救赎的女性仍然会落人新的困境。说到底，这个世界上，没有舟子可以渡人，只有自渡。季季虽然没有在作品中大声呼吁妇女解放，但她却通过笔下人物的成长，强有力地标示出摆脱困境的自我救赎路线，一如《菱镜久悬》中那个当年逃离败德男性的江秀桃，如今已经成为独立生存的美容师；又如《苦夏》中被蒙面人持刀强奸的如玉，终于在噩梦醒来之后通过艰苦的奋斗，跨进了大学校门。正是经由文学的呈现，季季让人们体味到女性自我救赎实现的艰难性和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