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菲利普的这些教师中，最古怪的要算他的法语老师。迪克罗先生是个日内瓦公民，一个高个儿老头，肤色灰黄，双颊凹陷，灰白的头发又稀又长。他穿着一身破旧的黑衣服，上衣的肘部已露出破洞，裤子也已磨损，内衣很脏。菲利普从来没有见到他的衣领干净整洁过。他说话很少，教课时认真负责，就是缺乏热情：准时到达，按点离去；上课收取的费用十分低廉。他沉默寡言；有关他的一些情况，菲利普都是打别人那儿探听到的。他似乎在反对罗马教皇的斗争中跟加里波第[72]一起战斗过。等他清楚地看到自己为了自由（他所说的“自由”就是指建立共和国）所作的全部努力无非是换上一副枷锁而已，就愤然离开了意大利；后来不知道在政治上犯了什么罪，他被驱逐出日内瓦。菲利普对眼前的这个人物感到既困惑又惊奇，因为迪克罗先生一点也不像菲利普心目中的革命者的形象。迪克罗先生说起话来声音很低，对人特别斯文有礼；别人要是不请他坐下，他就始终站着；当他偶尔在大街上遇到菲利普的时候，总是做出礼数周到的样子，摘下头上的帽子；他从来没有发出过笑声，甚至脸上也从来没有露出一丝笑意。如果有谁的想象力比菲利普更完善，也许就会把当年的迪克罗想象成一位前途辉煌的青年，因为他想必是在一八四八年开始成年的。当时国王们记起他们法国兄弟的下场，便如芒刺在背，惶惶不安地四处奔走；也许，那股席卷整个欧洲的渴望自由的激情，清除了横在它面前的那些在一七八九年革命之后的反动逆流中出现的专制主义和暴政的残余灰烬，使每一个人胸中都充满了无比炽热的烈火。人们不妨这样想象：他热烈地信奉有关人类平等和人权的理论，跟别人一起探讨、争论，在巴黎的街垒后面奋勇作战，在米兰的奥地利骑兵队面前狂奔疾驰：时而在这儿被关进监牢，时而又在那儿遭到放逐。他总是充满希望，始终凭借“自由”这个字眼，这个似乎具有无穷魔力的字眼来支撑住自己。直到最后，他被疾病、饥饿、衰老压垮，除了靠给几个穷学生上几节课、赚点儿钱外，就没有其他可以勉强维持生计的手段了。他发现自己身处这座干净整洁的小城市，遭受到的个人暴政的蹂躏，更甚于欧洲其他城市。说不定在他沉默寡言的外表下，暗藏着对人类的蔑视，因为他的同类已经抛弃了他年轻时所追求的那些伟大的理想，沉湎于懒懒散散的闲适之中。也许三十年来的革命已经使他明白，人类本来就不配享有自由，他意识到自己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原来并不值得探求。再不然，大概他已筋疲力尽，只是漠不关心地等待从死亡中得到解脱。
一天，菲利普带着他那种年纪所有的直率劲儿，问起迪克罗先生以前是否真的跟加里波第在一起待过。老头似乎一点也不把这个问题看得有多重要。他用跟往常一样的那种低低的声调，相当平静地回答说：
“是的，先生。”[73]
“听人家说，您参加过公社[74]。”
“是吗？咱们开始上课吧，好吗？”
他把书本翻开，菲利普怯生生地开始翻译那段他已准备好的课文。
有一天，迪克罗先生好像身上疼痛万分，几乎无法费劲地爬上通往菲利普卧室的那许多级楼梯；一走进菲利普的房间，他就重重地坐到椅子上，想要歇口气。他那灰黄色的脸歪扭着，脑门上冒出一颗颗汗珠。
“恐怕您病了吧？”菲利普说。
“没关系。”
可是菲利普看出来他病得不轻，等到课上完了，菲利普问他是否最好歇一阵子，等身体好些再继续上课。
“不，”老头仍用平稳、低沉的声音说，“我身体还行，倒愿意继续教下去。”
菲利普在不得不提到金钱的时候，总是病态地感到神经紧张，这会儿他飞红了脸。
“但这对您不会有什么影响，”菲利普说，“我会把上课的费用照样付给您。如果您不介意，我想预先把您下星期的上课费用付给您。”
迪克罗先生的上课费用是每小时十八个便士。菲利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十马克的硬币，相当羞怯地把它放在桌子上。他无法鼓起勇气把钱塞到老头的手里，好像他是个叫花子似的。
“既然这样，那我就等身体好些再来吧。”迪克罗先生收下了那个硬币，仍然像他往常告辞时那样，向菲利普深深地鞠了一躬后走了出去，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表示。
“你好，先生。”[75]
菲利普隐隐地觉得有点儿失望。自己如此慷慨大方，原以为迪克罗先生准会对他千恩万谢，表示感激。看到这位年迈的教师，收下赠送给他的这笔钱，就像是他理应得到的酬劳似的，菲利普相当诧异。他年纪太轻了，还不明白这样一种情况：受惠者的感恩图报的心理，要比施惠者的施恩图报的心理淡薄得多。五六天之后，迪克罗先生又来了，走路时的脚步越发蹒跚，身体也显得很虚弱，不过似乎总算战胜了剧烈的病痛。他仍旧像以前那样寡言少语，还是那么神秘、冷淡、邋遢。一直等到课上完了，他才提到自己生病的事。接着，就在他起身告辞、打开房门的时候，突然在门口站住脚。他犹豫起来，好像有什么话很难说出口似的。
“要不是你给我的那点钱，我早就饿死了。我就靠那点钱过日子。”
他庄重而讨好地鞠了一躬，走出房去。菲利普感到喉咙口一下子哽住了。他似乎有几分明白过来，这位老人是在绝望的痛苦中挣扎，就在菲利普觉得生活如此舒心合意的时候，对这位老人来说，生活却是多么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