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是一生中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对某种东西的热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热衷到要去探究、观赏、触摸与其有关的一切可知的东西——他就不会理解我的不幸。离我们博物馆约三百米的地方就是柏林墙，筑起它是为了围住东德境内的西欧飞地西柏林。在柏林墙存在的那几十年里，虽然我不是太在意它把我和我所在的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隔离开来，但是，直到最后我都很惊奇这种流氓式的恶作剧居然成功了；而且，四百万柏林市民也竟然容忍了它磐石般的骄横。这就好似如果哪天美国圣安德里亚斯断层终于断裂，加利福尼亚的居民也不得不认命一样。只要我一想起这些，似乎与我试图遐想宇宙的无限一样，会同样地感到头晕目眩。我无法理解，那堵丑陋不堪、三米高的水泥墙不仅仅把我与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分隔开，而且还切断了我和整个远古时代的联系。它剥夺了我的古生代、中生代、白垩纪、侏罗纪，剥夺了我想毕生奉献的一切。我记得有个和我在同一个恐龙标本部门工作的年轻男同事，有好几年他都梦想着把布氏腕龙头上的玻璃圆顶当作气球飞行的起点，越过三百米的距离飞到柏林墙的另一边去。而他所需要的是难得的东风，几乎无法预测的东风。另外，此举的准备工作想必也很引人注目。首先，热气球不在考虑之列。这是因为热气球燃烧器的火焰会在夜空中照得很远，而年轻人当然只可能在晚上飞走。如果是用氢气球的话，那他至少得把十只沉重的、一点五米高的钢瓶搬到玻璃圆顶上去，很有可能得把它们存放在那里好几个星期才能等到下一次的东风来临。这期间，他还得处处小心以防被人发现。尽管如此，有一天这个年轻人还是失踪了，就像我女儿失踪了一样。后来，他从罗马给我们写过一张卡片。我对这个年轻人记得很清楚，因为我曾经常常沉浸在这样的想象中：晚上，漆黑的大厅，我站在布氏腕龙旁边，透过玻璃圆顶看到气球慢慢地充满了气，外壳绷得越来越紧，然后载着年轻人升空而去。我看到，年轻人的鞋底被带离了屋顶，他的腿那样摆动着，好像他能在空中行走一般。我那时的的确确生活在一个不寻常的时代。假使我曾被允许浪迹天涯去追寻恐龙的踪迹，天晓得我是不是就会对它们更加了解？即使所有我对恐龙的预感和猜测不会在正统的教科书里占有一席之地，天晓得我和我那唯一的最爱之间所进行的永恒对话，会不会反倒使我更加接近恐龙的神秘世界？对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
弗朗茨能够在我家过夜的时候不多。通常他都会在午夜十二点半的时候问我几点了，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十二点半的时候，他总是知道时辰已到，该准备回家了。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弗朗茨总得在一点钟到家，而不是两点或者三点钟。但是我明白，少几个小时或者多几个小时都不会改变什么。只有很少的几个夜晚，因为他太太离开两天或者三天独自去拜访某个亲戚，我才不必和弗朗茨的太太分享他。这种时候，我总是在弗朗茨睡着以后很久才入睡。我清楚地记得他睡觉的样子：纤柔的眼睑如微微颤动的蛾翼，盖住了那双青灰色的小眼睛。那柔软的、在白天因为担心暴露自己什么而抿紧了的下唇，现在松开了。因为精疲力竭，他摊开身体睡着，微微张开嘴巴，浅浅并急促地呼吸着，像个被追赶的孩子。我曾看到他冻得把自己缩在枕头底下，也曾看到他在夏季炎热的夜晚睡成了个大字，瘦削、放松了的身体被食肉植物包拥着，好像马蒂斯画中跳轮舞的人物。
我和弗朗茨之间最奇特的地方就是我从一开始便对他没有任何恐惧感。在我爱过的所有男人中，弗朗茨是唯一没有让我害怕过的人。否则我无法解释，尽管多年来我一直忧心忡忡地关注着自己身体的逐渐衰老，可居然有这么一天，我克服了对陌生男人肉体的胆怯，出乎意料地让自己不再年轻的裸体和弗朗茨的裸体躺在了一起。在这之前，我虽然决定不再放纵欲望以免让自己事后担惊受怕，但是就在我和弗朗茨亲密无间的第二天，我已经不记得究竟是哪句话或者是哪种表情让我的这个决心一下子化为乌有。弗朗茨知道为什么，可是他不说出来。我预感在我健忘的背后还有什么神秘莫测的东西，所以在我追问了弗朗茨好久之后，有一次，他用食指和中指的背面抚摸了一下我的脸颊说：就是这样。
也许就是这样吧。四十或者六十年以来，我反复尝试着把这几秒钟从忘却的沧海中打捞上来，但却一无所获。我只能模拟这样的场景：弗朗茨划过我脸颊的手指，力度如认真的话语，短暂似收回的承诺。要不就是这样，如同我小时候第一次偷偷地触摸布氏腕龙一样；我情不自禁，无法抗拒诱惑，似乎仅仅那瞬时的接触就让我分享了它的秘密。我的手指不过是碰到了它的脚，却禁不住战栗了一下，又马上缩了回去。我相信，在我的指尖和布氏恐龙石化了的脚趾接触的那一瞬间，我们俩的生命长河之间逝去的所有亡灵随即发生了短暂的心灵感应。弗朗茨和我之间肯定也是这样的。当弗朗茨手背的皮肤和我脸颊的肌肤相触的一刹那，我和他都感受到了各自用神秘莫测的爱情密码向对方传递出的无以言表的东西。
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忘却。首先我忘记了在遇到弗朗茨之前我认识的男人。刚开始时我并不是真的忘掉了他们；我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职业，他们的模样，还有我们相处的时间，我甚至记得他们的身体。我只是忘记了他们的爱抚。我甚至无法再想象，另外一个人的手探索我的身体时，我曾经是否感到激情澎湃或者哪怕只是觉得愉悦。然而我很清楚，在弗朗茨之前我肯定是有过这样的体验。虽然我怀疑在弗朗茨之前我是否爱过哪个男人，但是在遇到弗朗茨之前我肯定是真心、热烈地爱过两个或者三个男人的。即使如此，自从在一个四月的傍晚，有人或者有什么东西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上向我演示了生命是如此脆弱之后，我怀疑自己与爱情早已失之交臂的想法就顽固地纠缠上了我。
其实，尽管当时有那种遗忘的感觉，我一开始并没有忘记那些男人。直到现在，在经过了二十五或者四十五年无数次重温我和弗朗茨的生活之后，当我对回忆和忘却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之后，我才认识到，当时我首先忘却的是我自己。我忘记了所有的激情和肉欲，忘记了所有的温柔和贪婪。任何人和物，如果有可能质疑我对弗朗茨独一无二的爱，都被我从记忆中抹掉了，就好像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样。
为了别无杂念地爱恋弗朗茨，我已经在自己的公寓里孤独地生活了很多年。最近几个星期或者最近几年来，我却又想起了那些琐碎往事。它只能说明我对弗朗茨的爱慢慢地淡漠了。然而，我活着的唯一理由就是热爱弗朗茨，因此，我觉得自己很快就会不久人世。反正我也许注定要很快辞世，所以我渐行渐远的爱不过是我生命力衰退的表现。如果世人所说的是正确的——人在晚年的最后阶段会再次体验青年时代，然后是孩提时代并一直回归到那个把“之前”和“之后”融合成死亡的起始点，那么，回想起在记忆中尘封了很久的人和事，也可能表明我已时日不多。不能排除我有产生错觉的可能，因为十年或者是二十年前，有一次我就感到过非同寻常的筋疲力尽，以至于我相信自己活不过下个月了。如果我没有糊涂的话，我这次千真万确是要与世辞别了。那我可要最后一次重温我和弗朗茨度过的时光；我一定要仔仔细细地回忆，这样才不会忘记那些最重要或者最美好的日子，而其实它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夜晚。
我躺在弗朗茨身边。那是个夏天，我和弗朗茨共度的第一个夏天，也许是唯一的一个夏天，也可能是两个或者五个，我说不清楚。我躺在弗朗茨旁边，没有去抚摸他，而是向他讲述了我朋友埃米尔的葬礼。弗朗茨和我的生活背景不同，他来自西德的乌尔姆，而我曾身处的不寻常时代，他只是在报纸上读到过。我费了好大劲儿向弗朗茨解释那个发生在埃米尔身上的滑稽可笑的葬礼是怎么回事，向他解释，这样的葬礼不可能发生在其他任何年份，甚至早几个月或者晚几个月都不可能。而我生活过的那个不寻常时代在这个夏季的半年之前刚刚结束。当年，我认识两个来自西德萨尔州的人。其中之一原是个经验丰富的房顶维修工，后来那个所谓的“国际自由解放运动”任命他为我们的国家元首。另外一个就是埃米尔。也许还有更多的来自萨尔州的人，但是我只认识这两位。如果政府首脑非得来自萨尔州的话，那我无论如何也宁愿选择埃米尔。我对房顶维修工本身并没有任何成见，只是觉得即便是在专制统治这样的条件下，能把砖瓦在房顶上铺得天衣无缝，并不代表有足够的能力可以领导一个像国家这么复杂的组织。从长远来看，即使是独断专行也需要才智兼备、训练有素才行。埃米尔是个颇有才智的人，他尊重教育，敬佩他认为有知识的人。我认识埃米尔是因为他带着学生来博物馆参观，我给他们做了一个关于布氏腕龙的报告。从那以后，我们有时候在博物馆附近的咖啡馆里碰碰面，或者埃米尔来我家聊聊天。在我家时，他和我丈夫连着好几个晚上都会就一个问题争论不休，即假设马奇诺防线如果不是建在地下，而是像环绕柏林的那堵墙一样有三米高，假设该防线不仅设在山势险峻，但正常人都不会在那里作战的代特莫尔德与梅济耶尔地区之间，而且还能够一直延伸到比利时北部的弗兰德边界的话，那么，马奇诺是不是足以抵挡德国人的进攻？他们说，之所以应该这样设防，是因为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是从弗兰德这个角落穿插过来的。我对这一切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对此根本没有兴趣。每次看到他们两个在那里把马奇诺防线拆来搬去的，我都问我自己，究竟具有哪类特质的人才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后来，埃米尔离开了学校，在政界飞黄腾达。他就这样——如他自己后来所说——作为重要幕僚在权力机构的许多部门里鞍前马后地忙碌着。终于有一天医生必须锯开他的胸腔，并借助小腿上的几根静脉才修复了他心脏里好几条堵塞的血管。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萨尔州的人都像房顶维修工和埃米尔一样这么雄心勃勃。但是埃米尔真是个诚实正派的人，否则他也不会在成为那个房顶维修工副手的左膀右臂之后，在此人手下没有折腾几年就差点儿一命呜呼吧。
埃米尔被锯开的胸骨又重新长好了，只是从锁骨到肋弓的一条伤疤表明他曾濒临死亡。而每次他让人看手术的疤痕时，我都不禁想到一只缝好待烤的鹅。埃米尔变成了病残退休人员。他决定写一本关于美因茨共和国时期女雅各宾派的书。埃米尔说，如果他没生病的话，他会一直愚蠢下去的。他指的是，如果不是一场大病让他得以解脱，作为“国际自由解放运动”成员的他就不会认清那个组织的本质，可能还会为它服务下去。
当然，事实正好相反：埃米尔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他达不到他那萨尔州人的雄心壮志要求他表现出的愚蠢程度。但是埃米尔不相信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而这种关联源自另一种逻辑，不同于那个把马奇诺防线从弗兰德修到巴塞尔的逻辑。
于是，埃米尔过上了退休生活。就像那些所有不能从事正常工作的老弱病残一样，通向世界的大门也向他敞开了，而这扇门当时就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旁边的一栋镶着玻璃的平房里。每个星期一他都乘车去西柏林市的选帝侯大街，买本《明镜》周刊，然后在“卡宾斯基”饭店喝上一小壶咖啡。为了这点儿享受，他得破费一笔数额不小的退休金：每月开销的这五十西德马克他得在黑市上用六倍的东德马克换取。返回东柏林后，说起看到的花店和书店他是如此这般的陶醉，好像他看到的是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或者北美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在某一次这样的“走向世界”的游玩中，他认识了西碧乐。西碧乐以前是个舞蹈演员，由于一次腿部的复合型骨折，不得已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放弃了跳舞。但是为了不完全放弃自己对舞蹈的热爱，西碧乐经营着一家专卖芭蕾舞服饰的小店。
埃米尔那时五十九岁，西碧乐四十九岁。我确信，他们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美好的一对情侣。他们可以在谈话中突然深情款款、目不转睛地注视对方，这种深情厚谊使得每个和他们一起坐在桌旁的人都感动地停止了交谈，沉浸于回忆自己生活中相似的幸福时刻。虽然埃米尔和西碧乐在公共场合表达爱意时应该算是腼腆保守了，但是他们总是寻找机会或是轻轻地碰碰对方，或是好像无意中往对方身上那么靠一下，似乎他们必须反复地切身体会彼此的存在，似乎他们难以相信他们之间有那么多无以复加的幸福。几个月之后，埃米尔让人帮他核算了一下，如果他移居西柏林的话，每个月他能拿到多少退休金，西碧乐也开始寻找一套大点儿的公寓。
结果，那个不寻常的时代突然在一夜之间结束了，柏林墙被拆毁了。西碧乐到埃米尔家来访的时候，再也不必午夜十二点前离开东柏林了，而埃米尔的住处其实对他们两人来说足够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