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埃米尔的心却又骚动起来，骚动的起因和西碧乐无关，也是她理解不了的。我也不能理解，但是我认识埃米尔很久了，所以，当我听说他又重新渴望踏入权力机构的重要部门时不是特别感到意外。埃米尔让医生开了证明，说他已经痊愈，接着他加入了一个新近组建的政党，并为其竞选成功日夜奋战。他又成了某人的左膀右臂，这次是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裁缝师傅做高级幕僚，后者是因为新建的政党缺乏人手而被推上了高位，埃米尔则担任他的办公室主任。终于，埃米尔可以修建他的马奇诺防线了，这可不是事后为那次早就失败了的战役补建什么，而是在现世里，同时，也是为了将来而尽心尽力。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埃米尔成了历史的创造者。他的政党胜出，他为之效力的那个裁缝师傅成了市长，而埃米尔在这之后却仅仅活了三个星期。我从报纸上获悉了他的死讯：市长办公室主任埃米尔·皮在凌晨时分因第三次心梗死于其女友住所。
我给西碧乐打了电话。还没等我开口询问，她就说：他不是在我这里去世的啊。似乎她已经这样喃喃自语很久了，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在这之前几个月，西碧乐和埃米尔见面的次数已经很少了。尽管为了埃米尔，西碧乐甚至可以放弃自己经营的芭蕾舞服饰精品店，但是她却难以理解埃米尔新官上任的那种热情。她把这种狂热归结于埃米尔曾经生活过的那个不寻常时代，觉得自己也许永远理解不了埃米尔的世界。当然，有次她说到，她当年也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放弃了成为舞蹈演员的梦想。
我觉得所有我参加过的葬礼都有点儿滑稽。不管是不是喜欢死者，大家都会众口一致地表示哀悼。凌乱潦草的仪式，那些职业致辞者在墓前的信口开河、随意发挥，所有这些都让我为这种仓促的告别场面要么感到滑稽，要么感到难堪。与此相反，埃米尔的葬礼虽然滑稽，但近乎壮观。尽管他是猝死，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让自己被安葬在全城最有名的陵园墓地的，就安息在离黑格尔和布莱希特的墓碑不远的地方。这显然是埃米尔一直梦寐以求的地方，而且他也清楚要实现这个“妄想”，机会非常渺茫。但是我可以想象，埃米尔想要的不是别的，就是这两平方米的墓地，为此他可以背叛他的爱情和西碧乐，牺牲他尚有的五年或者十年的生命去换取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让自己混进永垂不朽的英杰之列。埃米尔很清楚他是冒着生命危险重新工作的。所以他很有可能立下了一份遗嘱，表达了被安葬在市立多罗逊陵园的迫切愿望。因此，一旦埃米尔真是为了市长而死的话，后者也不好拒绝他的遗愿了。我想，埃米尔盘算好了，认为在一座誉满天下的陵园得到永恒，要比和西碧乐度过那点儿有限的时间更有价值。不管怎么说，反正他想起来一位在他病危时曾照顾过他的前任女友。于是，在他组织竞选的那些彻夜无眠的日子里，在他刚刚就职的时候，这位前女友便去照顾他的衣食起居。这包括浆洗埃米尔的衬衫，即使在夜里也给他煮上碗热汤，在他去世时，给医生打了电话。所以，在埃米尔下葬之前，墓旁站了两位“遗孀”：一位是神色黯然、手里捧着一大束红玫瑰的西碧乐，另一位是手里捧着一束白玫瑰的前女友。后者被致辞者称为“亲爱的瓦格纳女士”，而西碧乐的名字根本就没人提及。追悼会上，瓦格纳女士坐在第一排，而西碧乐却迟到了。西碧乐先是轻手轻脚地走进小教堂，当时，新政党的副主席正在致辞。然而，她接下来关门的声音却太响了一点儿，使得所有的人都转过身来看见她抱着玫瑰，站在门旁，脸色苍白得似乎连雀斑的颜色都消失了。瓦格纳女士虽然从没有见过西碧乐，这时却好像立刻就明白了站在门边的是谁。她像受了惊吓，又像是鄙夷不屑地把头扭回前方，总之，她摆出了一副绝不让自己死者未亡人的身份受到损害的劲头。新政党的副主席说，他认识埃米尔不过几个月，但是却对他这几个月的表现印象非常深刻。第二个致辞者，一个来自市长办公室的年轻小伙子，也是这么说的。大多数与会者显然认识埃米尔也就几个月，这肯定使瓦格纳女士如释重负。接着，瓦格纳女士站在埃米尔的墓旁，被人充满同情地一百次甚至一百多次地握着手。我看到这些时，心里很不自在。
我四岁还是五岁的时候，在大街上的排水沟旁捡到了一个玩具娃娃的头。那时正是战后的第一年或者第二年，我热切地希望有个玩具娃娃，却不知是买不到，还是妈妈没钱买给我。于是，我就自得其乐地玩着这个意外发现的娃娃头，把它放到娃娃车里，盖住脖子，好像脖子下面还连着身体似的。如果不是有个粗鲁的家伙大声地嘲笑我，我还陶醉在幻想中，觉得自己推着车在和小娃娃散步呢。然而，没有人嘲笑瓦格纳女士，至少是没有人让她有所耳闻。也许，她以快乐寡妇的身份安享了晚年，在提到埃米尔的时候，甚至称他为“我死去的丈夫”。但是在追悼会上，她对自己的新角色还不太熟悉，就像市长也不太熟悉他的角色一样。市长大人肯定累得够呛，因为他先是让一个下属抱着花束，之后又令他把花放到棺木上。然而，这束花不算太大，不见得比西碧乐和瓦格纳女士的玫瑰花束大多少，他没有理由不自己抱着啊。当时，市长没有和其他吊唁的人走在一起。他踽踽独行，后面离他两三步远，跟着那位捧着花的下属。当市长漫不经心地改变行进方向时，两个人都费了好大劲儿才维持住应有的顺序：市长在前，下属尾随其后。除了在电视里看到过其他政府首脑，这位从前的裁缝师傅又该从哪里学到他的新头衔所应有的派头呢？埃米尔颇有与权势人物交往的丰富经验，或许可以告诉市长如何行事，但是埃米尔已经死了。
弗朗茨无声地躺在我身边，街灯惨淡的光线透过白色的窗帘落在他的脸上。我看不出他那双小小的青灰色眼睛究竟是闭着的还是睁开的。
就是那个夏天，我对弗朗茨说，就是在那个夏天里，物是人非，每个人都不再是之前那个夏天里的自己了。裁缝师傅当了市长，埃米尔的前女友变成了他的遗孀，那些一年前还不认识埃米尔的人则成了他最亲近的朋友，在他的墓前致辞。他的旧友反倒无人相认，被边缘化了。仿佛埃米尔只活了这一年，仿佛我们大家都才刚活了一年。只有西碧乐回到了她的芭蕾舞服饰精品店，还原成认识埃米尔之前的自己，只不过，又遭遇了一次背叛。
马上弗朗茨就会问我，就像他三十或者四十五年前问过我的那样。他会问：在那之前的夏天，你曾经是个什么样的人？可我还是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的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我无法再想象如果没有弗朗茨在我身边，我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能说，我以前不是谁或者我曾经不是什么样的人。一年前我还不是弗朗茨的情人。事后我才意识到，只有当我把自己的一生理解成一个特意等待弗朗茨的漫长过程时，我的出生才具有这么一个唯一的目的。有时候，我甚至还觉得，柏林墙之所以被拆毁就是为了让弗朗茨最终能找到我。而且，如果那天我不是像每天早晨一样虔诚地站在布氏腕龙的面前为我所错过的一切寻找安慰的话，如果我的生活过得还算幸福的话，如果我在布氏腕龙下的那个位置不是被我当成了我的蒙大拿、我的新泽西、我的麻省南哈德里的普里尼·穆迪花园的话，弗朗茨也就不会在那里遇到我。
然而，弗朗茨并没有问我，一年以前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许，他当年也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只是我臆测到了这个可想而知的问题。我同时还发现，如果他真的问我了，我也不知道如何应答。其实，弗朗茨甚至可能没有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从来没有回答过类似的问题，至少是没有真正回答过。对那些需要敞开心扉的问题，弗朗茨备有三个答案，“也许吧”“估计是这样”“我的确不知道啊”。其中只有这最后一个答案“我的确不知道啊”还算保留了一点儿可能给出什么信息的意愿。而诸如此类的套话，比如“也许吧”和“估计是这样”，则表明了弗朗茨不予回答的决然态度。假设我问过弗朗茨他前一个夏天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可能会这样回答：“我的确不知道啊。”他这句话可能略带点儿含糊的绝望，似乎是觉得提出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因而对回答它感到无能为力。如果我接着再问他是不是讨厌这样的问题，他会说：“也许吧。”而这句话已经带有小心翼翼、腼腆的警告成分：你别再追问了。如果我不管不顾追问他是不是也连带着讨厌提这种问题的人，或者他是不是那种愿意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人，他会说：“估计是这样。”弗朗茨憎恨任何形式的粗暴无礼，但是，像大家一样，他也避免不了这样的情况。于是，如同佩尔修斯用镜子截住了美杜莎那凶恶的目光，弗朗茨也学会了用他自己的“估计是这样”来抵挡别人的无礼，再把“无礼”抛回给那些始作俑者。
我想来想去，时间越长也就越不能理解，我怎么能够把这么一个愚蠢的问题强加给弗朗茨几十年呢？每当我重新体验这个夜晚的时候，它都以弗朗茨的提问“一年前你是个什么样的人”而结束。真相可能是，有提问却没有回答。其实，那都是我自己在提问，也是我自己没有给出答案。现在四十或五十年都过去了，事情还是悬而未决。不过，我也早就不再追寻这个答案了。我勉强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我们一生中最难做到的事就是认识自我。我们甚至连自己究竟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呢。我们认识自己的镜像，认出在相片上或者录像里的自己，仅此而已。如果有人声称，我们和另一个人相像，我们却已经无法设身处地去理解个中缘由了。在自己身上，我们找不到下一代的影子；在父母身上，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当年，在我还很注重自己的外貌时，我知道自己长着灰色的眼睛、弯曲的鼻子和自认为太窄小的嘴巴。但是，如果我和我自己不期而遇，很难说我会不会喜欢我自己。于是，我们就贪婪地傻盯着自己的相片看，希望相片会显示我们从没看到的东西：我们走动着，在其他人中间笑着；或者我们沉思着，闭着眼睛，甚至睡着了。总之，这些都不同于那些精心策划出来的虚假骗人的镜像。我们希望能成功地在自己和镜像之间魔术般地变出几秒钟的陌生感，至少有这么一次用别人的眼睛好好看看自己，再看看自己又是怎么看别人的。但是，这是我们做不到的。
自从我让弗朗茨饱览和爱抚了我赤裸的肌肤之后，我常常问自己：当弗朗茨注视我的时候，他看到了什么？
我让自己的身体在弗朗茨面前舒展开来。时值冬日或者是深秋，窗前光秃秃的槭树枝使路灯惨白的光芒未受阻拦就透过窗帘照了进来。我一丝不挂地躺在弗朗茨面前，任他小心地勾画着我身体的曲线，用指尖触摸着我皴裂的皮肤、伤疤，还有我那对不尽如人意、松软的乳房，然后听他夸我很美，这让我窘迫得无地自容。但是弗朗茨看着我的时候，他看到了什么呢？我在弗朗茨青灰色的小眼睛里出落得美丽，可能归因于他视力不佳吧，这是因为当我们两个并肩躺在床上的时候，他理所当然没戴眼镜。但是我的视力还不错。只有当我特别累的时候，偶尔会感到阅读吃力。为此，在我认识弗朗茨的几个星期前，我配了一副眼镜，可是在弗朗茨面前，我却从来没有戴过。尽管我比弗朗茨年轻几岁，视力尚可，我仍然觉得弗朗茨是个美男子。而弗朗茨似乎和我一样，对自己当下的容颜不是很自信，却和我一样，愿意提起自己往日的辉煌。只要我一称赞他身体的某个部位，比如他修长的、圆柱样的大腿，或者他不是特别宽阔但是很强壮的肩膀，弗朗茨就说：那你应该看看我三十年前掷铁饼时候的样子。而我呢，当弗朗茨谈及我的美丽时，我就说：哦，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一百岁了，谢天谢地，弗朗茨再也看不到我的身体已经松弛成一片片赘肉，像从骨架上垂下来似的。只有我还总是看得见弗朗茨：双臂交叉着放在后脑，眼睛向上盯着天花板，他这样躺在食肉植物之间，就像躺在了夏天的草地上一样。而我，像三十或者四十年前一样，清楚地知道他十七或者十八岁时的样子。
你是我迟来的青春之爱，我对弗朗茨说。弗朗茨应答，是这样啊。他的回答听起来像带着个问号，显然是在鼓励我应该做进一步的解释。
我没有过青春之爱，至少是没有过幸运的青春之爱。我爱上的人，人家不爱我；而爱上我的人，我却并不垂青。这可以说是一种缺陷，也可以说是清高。幸福遥不可及，而唾手可得的一定不是真正的幸福。
对，弗朗茨答道，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