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主义：语言中的政治
今天的艺术观赏者们应当留意到，先锋文学和艺术并不是像某些迟钝的、一无所知的批评家所推测的那样，仅仅是晚会上的一档高雅节目，或者是盛宴上一道难以下咽的菜。恰恰相反，先锋文化拒绝高雅，它的精英主义姿态仅仅是为了同媚俗的大众趣味保持批判的间距，这种趣味正是由旧有的政治规范培养起来的，认可并沉沦于现实原则而丧失独立的、创造性人格的一种鸦片剂。从这个角度说，先锋文化参与了变革时代的政治是毫不足奇的：它是对某种腐朽的政治规范的弃绝，它表达了所有年轻的文化精英的政治意识——一种自由，一种对到处渗透的统治性权力的反叛。
政治就其质的方面来看是对权力的操作，在现实权力的基点上，语言以及作为语言的文化无疑是最根本的权力体系。操作一种语言便等于操作一种权力，语言的政治含义永远存在于它的执行方式，而不是它的外在语义上。任何一种语言体系都（以强权的方式）规定了思维或行动的可能与不可能，而社会的一元化的语言规则正是某种权威主义的政治遗产所滋养的。很显然，和“语境”不相符的语言将被认为是非社会的、不合理的。在上述那个案件中（一种文化语言或行动语言），枪声越过了战场的界域而抵达城市的文明建筑内（尤其是在一次庄严的高贵的艺术展览上），成为惊人的、对语言权力的挑战。
什么是腐朽的语言？什么是革命性的语言？只要人们能够稍稍理解那种行动美学中的挑战力，就完全不难体味到先锋文学的语言政治是在一个怎样的层面上发生的了。
如果徐晓鹤的小说语言不是在一种反讽过程中把在“文革”里达到巅峰状态的强制性、欺骗性的语言囚笼扭曲成一个荒诞玩具的话，我是不会一次次对他表示如此的敬意的。这个玩具里隐藏着一种虚无性，一种对生命在语言权力的钳制下腐烂的洞察和反叛。无疑，攻击一种语言权力同时也就是建立另一种语言权力，不管它是民主的，还是无政府主义的。总之，这是语言政变的征兆。张颐武对余华小说的解构主义式的分析同样确切地指出了余华小说中语言对语义的分裂及其挑衅姿态，这种语言的革命性在我看来甚至也暗隐在像孙甘露的小说这样的作品里。后者由于完全摒弃了现实语言的操纵，而变成了在固有语言法律下的谋反者。当然，真正的先锋性文学在今天仍然是十分孤立的，并未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壮大（它的确也不可能在一片商业目光的簇拥下成为核心），但只要有这一点声音，我们就能够相信，优秀的艺术家们正在以其惊人的语言创造力成为现实历史的驱动力。至少，在率先而起的先锋诗歌中，诸如在何小竹、欧阳江河、李亚伟、万夏、杨黎、尚仲敏、孟浪、宋琳、张锋等一大批青年诗人的作品里，作为生命的语言篡夺了作为工具和制度的语言的权力，一种语言的觉悟客观上首先指向了政治的觉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