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荒者·祭司·炼金术士：读艾略特《四个四重奏》
艾略特的成名史在中国似乎重演了一次。随着《杰·阿尔弗莱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荒原》等前期诗作的翻译介绍，T.S.艾略特的大名对于我国读者来说一夜之间就不是陌生的了。但是，这位雄踞本世纪世界诗坛的诗人的晚期作品，尤其是代表他创作巅峰的长诗《四个四重奏》，却因其文字晦涩和难以把握的思辨性而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令人兴奋的是，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艾略特的诗集《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它包罗了艾略特各个时期的所有重要诗作（诗剧除外），向我们展示了这位复杂的诗人和他的作品的“天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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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朗西斯·科波拉执导的著名影片《现代启示录》中，马龙·白兰度扮演的科尔茨上校坐在柬埔寨丛林中的阴森房屋内喃喃地读着：“我们是空心人/我们是稻草人……”声音凄凉，这便是艾略特的诗《空心人》的开头几句。
似乎再也没有另一个诗人能比艾略特更深地揭示出现代西方社会中的精神贫乏与堕落了。从早期的诗作开始，艾略特就带着忧郁并且茫然的调子唱着这个“像一个病人上了乙醚”（《杰·阿尔弗莱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社会，在伦敦，或者在新英格兰，有的只是“发芽的潮湿的灵魂”、“扭曲的脸”和“空洞的微笑”（《窗前晨星》）。“性恶”的信条也许是潜在的原罪观念的合乎逻辑的体现。在早期艾略特笔下，人庸俗得可笑，肮脏得可笑，英雄性或者个性哪怕在想象中也无法存在。普鲁弗洛克成不了哈姆雷特（《杰·阿尔弗莱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现代情人也完全丧失了罗密欧式的热情和勇气（《一位夫人的画像》），性成为猥亵和淫乱的代名词。在《荒原》中，艾略特就是这样把性的欺骗和淫秽永恒化、普遍化的。他熟练地运用典故，以暗示出人的外表的虚饰与内心的堕落。艾略特在注脚中说，所有的女人只是一个女人。显然，克莉奥佩特拉、“莉儿”，还有铁瑞西斯和波特夫人，都是这“一个女人”的具体化。
不管艾略特在诗艺上如何创新，他的前期诗作从本质上来看仍富于强烈的现实主义态度。《杰·阿尔弗莱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序曲》和《笔直的斯威尼》等完全不是观念的产物，而是变态的、苍白的生活的深刻描绘。艾略特的象征主义只是在《小老头》和《荒原》中才逐渐发展起来。到了《空心人》，艾略特的诗的头脑中已经没有现实的形象，只有具象化的观念了。当然，对于一个卓越的诗人来说，能够锤炼成诗的是生活中本有的事物还是从生活中抽象得来的观念是无关紧要的。“空心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心灵空虚的象征也已经成为现代经典。艾略特在他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把诗人的精神喻为催化剂，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诗人的情感或者经验，而是作品本身的强度。艾略特使自己的诗产生一种魔力，具有“从一朵花中见到天堂”那样的效果，这便是象征的功用。
艾略特正是这样希望自己发明一种超凡脱俗的炼金术的。他不满浪漫派和维多利亚诗歌的那种病态的热情和矫饰的优雅，他企图避却情感的强烈，避却个性的鲜明，但这只是一厢情愿。他吟诗的声音仍然是他自己的（掩饰不了），他对社会、对生命的透彻思考也无法由别人代替。尽管他的语调始终保持着冷峻（无论是在描写感情还是在呼唤上帝时），但这种冷峻本身就是个性鲜明的。并且，在他寂静的诗行背后，谁都能发现这位诗人想竭力避免的情绪特征：“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这样的诗句难道没有包含一种对世界的绝望情绪而固守着“客观”的态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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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以一种跳跃于具象与抽象世界中的玄远的（而不是雄辩的）风格成为一代诗坛盟主。从这以后，英美诗歌中的观念主义愈趋明显（哈特·克雷恩恣意纵横的智慧和泰德·休斯的动物象征主义无不带有艾略特的色彩）。如果说艾略特的前期诗作是对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社会的直接批判的话，那么他的后期诗作对于现实的距离感则是期望从更深、更广阔的意义上去参与和揭示现实和历史的本质。
《四个四重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贝多芬晚期四重奏的纯净幽深的魅力的追踪（尤其同作品第132号《a小调四重奏》关系极大，贝多芬在这部也是五乐章的作品曲首题辞道：“一个病员对上帝的感恩圣歌”）。和瓦莱里一样，艾略特把节奏看作观念和意象的源泉。如果我们仔细读，可以发现《四个四重奏》中精妙的对位法和对主题的发展深化。艾略特承认，诗的意义存在于不同读者的不同理解中，而音乐性的抽象形式恰恰增添了作品的复杂和多义性。
多义性造成了艾略特诗作的晦涩难解，也显示了它们的博大精深。有时候，我们能从艾略特的一句诗中感到无数种意蕴，无数历史的音响在奔涌。
《四个四重奏》的第一首《燃烧的诺顿》的核心是“时间”。作为第一乐章的“主部主题”，“那本来可能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指向一个终结，终结永远是现在”两句被呈示和再现，构成了整首诗的基调。现实包容了历史，思想包容了历史，人只能处于运动的“静止”点上对过去和将来做出理解。这首诗所表达的内容和这首诗本身的存在都是如此。这也是音乐的本质：每个音符都五光十色地反射着前后的一切音符。
法国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曾把音乐和神话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显示了人类心理的“无意识结构”。而艾略特的大量使用典故也正令人想起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模式的发现。我们知道，艾略特对他同时代的种种神话理论是谙熟的：不但《荒原》注脚中提到的《金枝》对他颇有启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对他也不无影响。按照艾略特自己的说法，“远古和现在是同时存在的”。正是由此出发，艾略特才始终不辍，让意识深层中的赫拉克利特、维吉尔、耶稣和但丁的声音时隐时现地出现在他的诗篇中。
这里蕴涵着一种深刻的矛盾。人注定要在黑暗的无意识中生存，被丑恶的本性所腐蚀；但也只有在这无意识的黑暗中，人才能听见上帝的“道”，坚定对得救的希望。因此艾略特唱道：“为了另一次结合，一种更深的沟通/通过那幽黑的寒冷和空洞的荒凉”（《四个四重奏·东库克》）。他深信，人的心灵和整个世界只有通过“受难”才能得到“复活”。《东库克》整首诗经过对这个主题的反复吟咏和种种展开之后就结束于这样一句和开头形成逆行式对照的箴言中：“在我的结束是我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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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是一位艺术上的拓荒者。但是，他把社会这片“荒原”的未来寄托于信仰，寄托于上帝的拯救。在《灰星期三》中，他扮演了一个奉香祝圣的祭司，用谦卑的、庄严的语调祈求人类灵魂的“超度”。
艾略特演得并不那么安分。他毕竟是一个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他表现的也毕竟是人的内心感受。因此，在祷词夹杂其间的这首长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冥思着、幻想着而求索不倦的艾略特，“用一片灿烂的/云彩似的泪水使岁月复苏/用一种新的诗句使那古老的节奏复苏，拯救/时间，拯救/更高的梦里未曾读到的景象”。
对拯救的渴望构成了艾略特诗作的总的主题。而出现在《荒原》、《东库克》、《小吉丁》等诗中的“火”的形象则是一个元象征：它既是赫拉克利特哲学中的世界本原，又是现代世界在战争中的毁灭者；既是对罪恶的惩罚，又是对罪恶的净化。因此，艾略特的诗把人的精神升华到这样一种境界：否定一个旧的世界才能拯救出一个新的世界。
不管他心目中的神圣的新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乌托邦，艾略特的充满力量的诗篇毕竟揭示了西方的社会衰败和精神枯萎，并且用独创的艺术形式表明了一种理想和秩序——在这里，一切人类的异化和罪恶都将趋于消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