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诗意”的由来——《中国电视报》记者顾婷婷书面访谈
顾婷婷：您如何评价诗歌在当下生活中的极度边缘的状况，是生活缺乏诗意还是人们的内心贫乏了？
杨小滨：阿多诺曾断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诗对诗意的理解和表达与以往已经大不相同。传统的风花雪月、柔情蜜意或者革命激情在这个失去纯真的时代早已不再。当代诗歌需要处理的正是这样一个曾经有过什么而失去了许多什么的生活状态。所以也可以说，生活失去了原来意义上的诗意，但却提供了更加复杂、更加丰富、更加多样的我称之为“后诗意”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形下，内心并不是贫乏了，而是丰富到了无法用原有的诗歌形式来表达的程度。但这样一种错位，正好为诗歌形式的突破创造了条件。问题只是，突破之后的诗歌形式往往不能及时为大多数人所了解，所以诗歌边缘化的状况我觉得不必过多担忧，通过教育等途径，诗歌仍然会占据当代文化构成中的重要位置。另外，现实地看，当代社会的文化表达与接受领域越来越多样化，曾经是电影电视，现在是网络和游戏，等等，取代了许多过去只有文学才能产生的功能。但只要人类还是语言的动物，只要语言文字的交流还是社会交流的主要途径，文学本身，包括诗歌，就一定仍然会是文化表达的重要媒介，是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顾婷婷：您为什么会选择诗歌创作？诗歌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其他形式的文学创作如散文、小说等又意味着什么？
杨小滨：诗歌写作的起源对于我个人来说应该不同于比我年轻的那一代，可能更接近于比我年长的那一代。我成长的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许多人把歌唱的冲动和语言表达的冲动放在诗歌写作中。所以，写作诗歌，可以说是一种对内心韵律的语言表达，也可以说是对各种感性经验的个人化书写。我从小最早接触的可能是毛主席诗词，然后延伸到唐诗宋词，最后才在西方现代诗那里发现对当代生活与经验的确切表达。旧体诗包含了中国文化的隐秘信息，也是我最初开始写作诗歌时所倚赖的形式。慢慢地，旧体诗的形式无法满足对当代生活经验的表达了，所以用自由诗体来写作是十分自然的。不过，中国诗的传统是十分修辞化的——典故、譬喻、反讽、寓言等，这些都是诗歌写作与非诗写作拉开距离的因素。修辞使得诗歌写作所表达的不是某种确定的思想或感受，而是多重的、繁复的、变幻的甚至矛盾冲突的内在感受。
这可能是诗歌写作同其他文体写作的关键差异。散文和小说具有更强的叙事因素，至少在语句的表达上不会像诗歌那样浓缩，那样凝练，所以说诗歌语言中信息量的密度是最高的。当代诗歌中也纳入了不少叙事和陈述的因素，但诗歌中的叙事和陈述并不是字面的表达，往往反而是似是而非的、捉摸不定的，是以一种修辞的意义起作用的。应该说在语言艺术中，诗歌艺术具有最接近自我内在的声音，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自身独特的感受。散文和小说更加侧重对外在事件的描述；而诗歌，哪怕表面上借助外在的事件，也是为了内在的表现。
顾婷婷：您的日常生活除了文学创作，还有一些什么事情要忙碌？能不能讲述一下您最平常的一天的生活？
杨小滨：文学创作其实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只占很少一部分时间。诗歌写作不像长篇小说，需要投入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诗歌写作是一种灵感的召唤。许多诗可能是一挥而就的。因此，我的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一些其他的事务，包括家务和职业所要求的种种作为。说到家务，我对烹饪的兴趣往往可以类比于对写作的兴趣。对我来说，用我自己选择的原料和调料来烹制出我想象中的菜肴，正如同我用自己选择的词语和句法来写就一首我想要如此表达的诗篇。比如在烹调上，我喜欢海鲜类，喜欢辛辣等浓郁的风味；在诗歌写作上，我喜欢日常的甚至俚俗的语汇，独特的、不拘一格的表达方式或句法。我不知道二者之间是不是有内在的关联。
我目前的职业是文学研究和教学，不必每天坐班，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在阅读、思考、写作、教课之外，互联网是我无法离开的生活的重要部分。在网上和朋友交流（比如MSN和QQ）、讨论（比如某些论坛）、购物（比如淘宝和奇摩）、看新闻、搜索各种工作和生活上所需的信息、打点自己的新浪博客，等等，似乎也是我每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作为一个自我训练的男高音，我每天的另一个兴趣是练习演唱意大利歌剧。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正事，所以一般也就权当是休息或者锻炼了。其实这个兴趣也是近几年来才有的，不知道会持续多久。不过就在这些时间的缝隙里，我至今已练就了五六十首欧洲歌剧咏叹调和艺术歌曲，倒也颇感自豪。
我某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中午前后懒洋洋地起床，吃完饼干加牛奶的早饭就开始做午饭，比如一条清蒸鲈鱼，一份腐乳汁空心菜，午饭后到研究所就已经是秘书和图书馆员准备下班的时间了，看一下信箱里的邮件（不是电子的），打电话给同事朋友，备课，找研究资料，交代助理工作内容，然后去参加一个早已开始的学术报告会，报告会的主讲人很可能是多年未见的老友，结束后少不了要招待他去泰缅料理或变了味的老上海餐馆，酒足饭饱后蹒跚地回家，感觉真正开始要写什么了，但又不知从何写起，迷茫惶惑良久才动笔，写的过程可能干枯艰涩，也可能行云流水，直到困倦袭来，或者天色渐亮……这的确是我十分典型的一天。
顾婷婷：能不能谈一下在您的文学创作中，给您最大影响的一个人或是一件事情？
杨小滨：影响最大的人和事其实都不能说。不能说的原因也不能说。引一句在此只能算是歪打正着的名言，维特根斯坦说：“凡不可说的，应当沉默。”我再狗尾续貂一句：“沉默，有时候也是说的一种方式。”
顾婷婷：在您的文学创作中，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和最遗憾的作品？它们分别是什么？为什么喜欢和遗憾？
杨小滨：我本来想说没有的，可问题的后半部分分明是逼我要说有。所以，本来没有的，想想也就有了。最喜欢的，就算是那首《一家名叫“骚货”的时装铺》吧。喜欢它的原因比较奇怪，是因为我本来写的时候是虚构的，写完后偶尔发现北京西单的华威大厦里真有一家叫“骚BABY”的时装铺。可以说跟我那首诗的感觉相似极了——那真 感和身体全球化的欲望。当然那首诗本身也足以让我感到满意。
最遗憾的是我的组诗《四季歌》。不是因为我写得不理想，而是网络上以讹传讹——所有诗歌网站、电子书库或电子书籍里（灵石岛、中国诗歌库、中国现代诗歌三百首、中国现代诗歌大全、杨小滨诗选电子书、台湾现代诗网路联盟、百度百科的链接等），全部都是错漏的版本，其中《夏》这一首只剩了上半首。所以，这首诗令我遗憾是因为它被传抄成了残本（电脑和互联网时代比竹简或手抄时代更加可怕），并且没有任何可能到所有的网站一一纠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博客上把完整的版本贴出来。但大多数人读到的，一定是令我遗憾的那个版本。我甚至不知道应该追究谁的责任。
顾婷婷：什么样的事情最能打动您，让您有创作的激情和写作的动力？
杨小滨：切身的体验，尤其是日常体验到的却可能不为人所关注的事物，最能打动我。我的着眼点往往在于所有人都能看见却并没有注意的那部分。先扯开去说一下，我近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个艺术项目是“平面系列”的摄影，说白了就是拍摄墙和门上的划痕、印迹、涂抹、剥损……或者说，那些不经意留在人类日常生活表面的痕迹，也可以说是我通过观察重新组合了生活表面的痕迹，使它们显现成有意味的形式。我想说的是，在诗歌写作上也是如此，我更关注的是生活中并不重大的但令我深有感触的事件，虽然这种感触无法用理性的语言来界定。比如我前几天写的《双井即景》，起源于在北京双井桥附近看见蹲在路边看街头美女的农民工，当然诗并不是美化或者同情，也不是责备或者讥讽，只是一些对所见情境的感慨罢了。这样的情境或许极为平常，每天都会见到。但我还是倾向于从这些不起眼的感受里去发掘与众不同的感受。正在写的一首《过街地道的快乐周末》来自对现实片段中超现实视觉速度的捕捉。当然，除了这些从观察的感受而来的，更多的也许是从自身经历而来的，比如《田纳西的砂锅》、《佛罗里达，一个分时度假村的午后》等，是美国生活中一些个人事件的呈现。日常的事物一旦进入了诗，会具有某种寓言性，不过从原初的事情来说，也就是最日常不过的、鸡毛蒜皮的琐事，尽管琐事会在对生活和社会的体验方面产生不小的影响。《田纳西的砂锅》确是出自我某次把一只砂锅奋力砸碎在田纳西一家东方食品商场，《佛罗里达，一个分时度假村的午后》也确实来自和迪斯尼世界附近度假村推销员虚与委蛇的某种启迪。但这些事件本身退到了背景上，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些事件所透露的各种兴奋点，它们往往和我在美国生活中匪夷所思的根本处境相关。
顾婷婷：让您最难忘或是您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您有什么感觉？它为什么受您的青睐？
杨小滨：我想所谓“最难忘”或者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应该是《西游记》。其实我从来没从头到尾读过《红楼梦》，但是《西游记》倒是小时候读得不亦乐乎。《西游记》里变幻无端的怪力乱神、千奇百怪的妖魔鬼怪，对儿童时代的我太具吸引力，大概也塑造了我无拘无束的想象力。不过《西游记》最让我开心的是，它充满了喜剧精神，神灵和英雄都是可以被嘲弄的，或者说，正角和丑角是可以不断互换的，正如孙悟空有时候也和猪八戒一样无能。当然，总的来说，孙悟空是调皮得可笑，猪八戒是愚笨得可笑，唐僧是迂腐得可笑……说出来不怕笑话，我小学时抄录过很多《西游记》里的诗，那些诗要么描写妖精出场的怪模怪样，要么描写妖界的阴森，要么描写眼花缭乱的打斗场面，竭尽夸张和渲染之能事，绝对可与巴赫金所论的拉伯雷媲美，也令人想起费里尼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小丑形象。
不过，孙悟空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精神，不知道对一个幼小的心灵是祸是福。从某种意义上说，回想起来，孙悟空那种蛮不讲理的形象也是塑造我文学性格的重要源头。甚至可以说，那种蛮性是一代人的精神源头，它与“文革”时代的“造反有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主席的诗“金猴奋起千钧棒”深入人心），也影响到许多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模式。比如孙悟空去东海龙宫求一件兵器（还有披挂），几乎就是违法的入室抢劫，但在《西游记》中，这一切都是以正面的描写来叙述的。当然，孙悟空的蛮性有其可爱率直的一面，有其不畏强权的一面，有其劫富济贫的革命性，这些都同其他古典小说里所隐含的社会意义有很大差别。比如喜爱《三国演义》的人一定也喜爱运用权谋，喜爱《水浒传》的人一定也喜爱粗陋的暴力。而这些成人社会的仅仅与国家和帮会密切相关的无聊行径在《西游记》中却呈现为为了取得几本书而进行的好玩游戏。孙悟空何不一个筋斗云翻到天竺，省去那么多麻烦？取经的劫难本来就是命运安排好的种种考验，神明还常常在最无奈的时刻出现，施以不得已的救助，这首先就消解了人类自身历史行为的严肃意义。
《西游记》的影响还在于我自此对以唐僧为典型的刻版“导师”始终抱持鄙夷，对所有的教条式训导、对所有的规则和束缚抱持反感。我想《西游记》的革命性的确是非凡的。甚至它对猪八戒这个世俗形象的刻画也是独一无二的。和唐僧不同，热爱凡间生活的猪八戒并没有被丑化成受鄙视的形象，倒是常常透露出愚钝的可爱。猪八戒最可爱之处就是对“散伙”的极度热衷，这在小说中并没有被当作一个巨大的罪愆，而只是作为人性中不可避免的可爱的小小缺点来呈现的。但八戒的“散伙”论可以说是对宏大历史的不断挑战，他以极不严肃的方式把对“浑家”的兴趣置于历史伟业之上。
《西游记》还教会了我十足的怀疑精神。变化无端的妖精，往往很难辨认真伪，或者说真假之间的变换是十分随意的。可以说《西游记》比《红楼梦》更形象更深刻地体现出“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道理。我小学时候曾经冒出的最可怕的想法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会不会都是神灵唤来在我面前作假的演员，我看不见的时候根本就是在休息，我一睁眼才各自表演起来？也就是说，整个宇宙会不会是为我一个人设计的一场戏？“悟空”这个名字也是意味深长的。但《西游记》绝没有教人消极出世，相反，游戏也好，觉悟也好，都是必须在积极的行为中体会的过程。它教会我享受过程，所有奇妙诡谲的过程，无论是知其所终，还是不知所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