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条 银制品制造者需用银料，应向中央、中国、交通银行或指定之代理行号购买，但应由当地该业同业公会或商会出具不作别用之保结，同负连带责任。
第六条 银制品制造者购买银料，其最高限度以本规则公布前三年该制造者出售银器、银饰平均数量百分之三十为准。其未及三年者，以前一年出售数量百分之三十为准。
第七条 银制品制造者，应将每六月售出银器银饰所含纯银总量，报明当地该业同业公会或商会，转报发售银料之中央或中国、交通银行或代理行号查核，转报财政部。
第八条 银制品制造者停业时，应将所存银器、银饰、银料，按所含纯银，向中央或中国、交通银行兑换法币。
第九条 银制品制造者，违背本规则之规定，应勒令停业，其有偷漏或意图偷漏情事，如查有第九条所列情事时，依照妨害国币惩治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五条论罪。
第十条 本规则第二条至第八条所列事项，应由发售银料之银行随时派员稽查，如查有第九条所列情事时，应报由当地行政或司法官署办理。
第十一条 凡属艺术、药品及其他工业之用银，准用本规则之规定。但呈准财政部特准者，得不受第二条及第六条百分三十之限制。
第十二条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施行。
紧接着财政部又在1936年1月10日公布《发行辅币条例》。自此，币制改革完成，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法币为国币，流通全国。接着，在法币政策实施4个月后，中国农民银行的钞票也加入到法币行列。中国农民银行的前身是四省农民银行，是蒋介石1933年创办的，属于蒋介石的御用银行，创办后就发行纸币30万元，成为蒋介石敛财的一大法宝。农民银行不是法币发行银行，但该行发行的钞票“与法币同样行使”，发行不是法币的法币。
第五节 币制改革的意义及无法掩盖的问题
币制改革是中国近现代货币史上一次重大改革，它对现代货币政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它的意义在于：
一、废两改元，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以银两为货币单位的历史，由称量货币过渡到铸币阶段较高一级的形式。实施法币政策，同时禁止银货币流通，把依靠政府信用流通不兑现纸币法币这种货币形式进入到更高阶段。作为信用货币的法币，不是“货币符号”而是“价值符号”的真正形式，是货币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它开创了一个新的货币发展阶段。
二、国家集中了纸币的发行权，使纸币发行利益永远归于国库，它取缔了官私银号纸币发行权，特别是结束了外商银行在我国肆意发行纸币的历史，从而稳定了币值使货币发行量得到了控制。国家接受了各银行纸币发行准备金，使法币的发行有强大的财力支持，可以无限制地买卖外汇，以稳定法币币值。到1936年6月底，国家发行了法币14.7亿元，从而缓解了市场上通货紧缺现象，激发了国民经济金融市场的复苏。
三、实现白银国有化，规定国民手中的银币、银锭、银饰等银制品都要兑换成法币，从而使大量白银控制在国家手中，实现了“点纸成银术”。使得国家财政不必再为国际银价涨跌而影响国内市场经济，从而使国家有雄厚的硬通货作基础来支持政府在国际上从事政治、经济、军事活动。据记载“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施行法币政策到一九三七年九月（抗战前夕），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收兑之银币达三万万元”。“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在英国伦敦所存法币准备金约有一亿二千万美元。”法币信用的提高，为民族经济的复苏、国力财政的增长，为支持抗战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这次币制改革，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提出的“国家”垄断纸币发行纲领的实施，政府强调“国币之铸发权，专属于国民政府”，“地方银行不得自行发钞”，并打压民族资产阶级“其他之一切银钱行号概不发行纸币”，“凡非国家银行所发行之纸币，概依本条例之规定取缔之”。但对国内设立的外国银行发行纸币一事，表示不加干涉，一副帝国主义走卒的嘴脸。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实施法币制度，其实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四大家族进一步掠夺中国财富的开始。所以，在币制改革中存在无法掩盖的问题：
一、国民政府吹嘘法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完全是颠倒黑白的瞎话。法币政策从开始酝酿到具体实施，都是由美、英顾问一手炮制出来的。就连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这些南京国民政府的首脑人物，对这些洋顾问也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被牵着鼻子走。再则，法币在汇价上一直模棱两可，“谁肯多出钱，法币就钉住谁”，一副“有奶便是娘”的嘴脸。事实上，法币最初在汇价上与英镑挂钩的，后来法币汇价又与美元套汇率，表明法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英镑、美元。而此时国民政府的外汇基金基本上存在美国，小部分存在英国、香港。这笔巨大外汇不仅增强了美、英垄断资本的财力，也受到了美、英两国在外汇上的控制和操纵。
此外，法币单位在名称上等同于银本位币1元，即规元银七钱一分五厘，但它是不兑现的，这就是说它的价值基础不是银本位。同时法币并没有规定含金量，所以它的价值基础也不是金本位。法币价格是通过英镑、美元的汇率来体现的，法币同时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银行可无限制买卖外汇，因此它是金汇兑本位。这样的话，它的价值就随着英、美币值的变化而波动，需仰吸外国金融市场的鼻息。所以严格意义上说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货币。
二、国民政府通过币制改革，确立了官僚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法币本身没有价值，完全只是价值符号，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运用国家权力的魔术，把纸币变成了金。”国家垄断了纸币的发行权，为其政治、军事筹集资金开了方便之门。统一法币后，接收了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银行外其他各行的发行准备金，增强了官僚资本的资金力量。同时运用国家权力，强行加入官股，吞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国内最大的两家银行。接着以各种名义控制和合并各省立银行、市立银行和各种商业银行。据记载“一九三五年，全国二千五百六十六家银行机构中，由四大家族操纵的官办银行，有一千九百七十一家，占百分之七十七”。到1936年底，“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在全国银行中实收资本占百分之四十二，资产总额占百分之五十九，各项存款占百分之五十九，货币发行占百分之七十八，纯利占百分之四十四”。这标志着官僚资本在金融领域中已占垄断地位。国民政府利用庞大的资金力量，合并官僚企业，以强行入股的形式控制民营企业，或者直接开办工厂、商店。通过这些手段，把国民经济命脉控制在官僚资本手中，实现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这就是国民政府的官僚经济基础。
三、全国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没有好转。国民政府所管辖的地方只是一部分，国内还存在着各种不同政治力量、派系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往往是一触即发。新货币政策的实施，不能在全国各地得到贯彻执行。中央政府规定法币发行只能在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银行，其他各省市银行、商业银行均不得再发行。但事实上并未如此，全国16家银行只有宁夏银行和广州市民银行遵守，山西省银行等10余家银行继续发行纸币，且以广东、广西发行量为最大。广西除了发行纸币外，还增发本票达4866万元，相当于该省纸币发行总额的233%左右。说明全国各地货币制度还很混乱，国民政府并没有真正把货币发行权集中在中央手里，全国实现统一的货币制度为时尚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