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到卫国《史记》只记了两件事情，但又都与南子有关：
第一件事：“子见南子”，大家一向熟悉，都觉得里面有故事，因为子路对老师见南子就很生气。单单出于礼节去见南子，子路应该是不会生这么大的气的，他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关键是还有其他的几个因素在里面：一、南子是一个被大家公认漂亮但作风不好的女人。二、《韩诗外传》（卷一）里曾记载孔子南去楚国的路上见到一个姑娘很动心，就与子贡联手对姑娘进行了挑逗。虽然去楚国是拜见南子之后的事，但子路长期跟着孔子，对老师这方面的品行也应该是了解的。三、孔子回来后自己抢先解释“我本不想见……”很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子路是直率人，他的不高兴是显现于色的。孔子急了，发誓说：“我如果做错了事，上天会厌弃我的，上天会厌弃我的！”这里孔子一改往常温文尔雅从容潇洒的作风，很让人生疑。
第二件事：卫灵公和夫人南子乘车出游，让孔子乘第二辆车在后面跟着，孔子生气了，他批评卫灵公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孔子：人家夫妇亲亲热热地同乘一车就是好色吗？国王和夫人乘第一辆车子，臣子乘第二辆车，这有什么过错？孔子这把怒火烧的让人莫名其妙，孔子该不会是嫉妒他的吧。就因为这个事，孔子愤然离开了卫国。
然而，离开之后他转来转去还是选择了回来。并且不惜违背与蒲人订立的“不到卫国”的盟约。谁都知道卫灵公是不会重用孔子的，但孔子好像不知道，愣是要碰壁，并且是一而再，再而三。最后在他63岁时又来到了卫国，并且住了五六年（除了卫国，再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孔子呆这么长时间），最后才从这里绝望地回到故国，结束了14年的周游生活。
孔子从鲁定公十四年开始正式出游，选的第一站就是卫国；十四年后，到鲁哀公十一年结束周游回鲁的最后一站还是卫国。这仅仅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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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怎样的
婚姻是家族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易·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措）。”《礼记·昏义》：“婚礼者，礼之本也”；“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这种观念反映了古代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的习俗，婚姻主要被作为可以祭祀祖先、延续后代的手段。
中国古代婚姻讲究“门当户对”。西周时禁止贵族跟贫民通婚，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门第等级森严，士族与庶族之间禁止通婚。士族制度在隋唐时逐渐消失，门当户对却逐渐成为古代婚姻的重要习俗。
“良贱不婚”，是从封建社会早期的“门当户对”制度演变而来的，是指在封建等级制度下，某类人的身份或是职业会受到歧视，户籍上被编为“贱籍”，比如娼女、奴婢等，身家清白的良人是不能与“贱籍”人通婚的，否则会受到处罚。中国婚姻制度中的“门当户对”、“良贱不婚”都是指“娶妻”，而非指“纳妾”。
古人缔结婚姻的程序自西周以来，都沿用“六礼”，首先是“纳采”，就是媒妁之言，男方到了适婚的年龄，就要托媒人找到合适的女方求婚。第二步是“问名”，媒人会问女方的生辰以及女方生母的姓氏，以确定女方是嫡出或庶出。第三步是“纳吉”，西周时期是在家庙占卜定吉凶。如果相合吉利，就进“纳征”，男方下聘礼到女方家，婚约即告完成。“请期”，是男方以占卜方式选出吉日，与女方家商定婚期。“亲迎”，就是结婚的仪式，需男方到女方家亲自迎娶。经过“六礼”，婚姻正式成立。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自西周以来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度，只有在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时候实行一夫多妻制度。这种制度要求男子可以有很多个女子，但是妻子只能有一个，妾的地位不能跟妻等同。婚姻制度承认妻的地位，必须是经过“六礼”的程序，娶进门的才为妻，所以叫做“娶妻”。纳妾的形式等同于买卖交易。在家庭中，只有妻子才与丈夫有相对平等的权利，得到丈夫的尊重。男女做出婚姻的承诺就要相爱一生，即使一方早亡也不能背叛。丈夫先亡，妻子守节。妻子早亡，丈夫在精神上守节。丧妻之后，男子再娶妻，称做“继室”或“续弦”，第一任妻子称做“元配”。墓穴之中的棺木，祠堂之中的牌位，正位只能是丈夫和元配妻子，继室只能居于偏位。元稹，苏轼等文人，在发妻早亡后，两行清泪，感叹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贞洁。
第48问：孔子为什么将女人与小人归为一类
作为圣人的孔子有许多经典名言，其中一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引起了千古的争议。这句话真是孔子的原话吗？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小人”又是特指什么样的人呢？
《论语·阳货》中记载“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将女人与小人相提并论，至少可看得出孔子有那么几分不耐烦：你与她们亲近了，她们对你不恭敬，你离她们远了呢，她们又要抱怨你，真是难以对付。这里所指的小人，并不是一个与女性对等的词，男人中有小人，女人中同样也会有小人。孔子描述了很多有关小人的典型特征，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等。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将女子列与小人同等的地位，是建立在对君子人格修养关注的基础之上的。孔子对女子与小人的定位，有一个潜在的道德参照对象，那就是君子。他将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作为君子的对立面，主要是从女子性格上存在的弱点而言的。因为女子性格中容易产生“不逊”与“怨”的情绪，而这恰恰是孔子十分忌讳和反对的。
孔子十分推崇谦逊的品格，认为谦逊也是君子人格的构成因素之一。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述而》又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宁固。”在顽固与不逊这两种缺点中，孔子宁愿选择顽固也不愿选择不逊，可见孔子认为不逊比顽固更远离君子人格。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一观点，是孔子站在君子人格的道德理想上而做出的评判。他是以君子的人格风范来衡量女子与小人，侧重于道德价值的取向，而不仅仅是从女子的性格或性别特征来考虑的。当“君子”一词成为统治者和贵族男子通称的时候，相对于君子而言，小人就是指下层阶级的一分子。孔子站在贵族阶级立场，以君子所应具有的最高人格理想，作为衡量世俗社会的标准，势必会对世俗平常百姓产生否定和不满的情绪，一定的阶级歧视也在所难免。孔子对“女子”和“小人”的评价，就是这种特定语境之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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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有哪些修身正心的言论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
子曰：“志于道，据于徳，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
第49问：古代女性地位不高与孔子有关吗
儒家文化关于女人问题的理论，折射出中国女人的不幸命运；女人不幸的命运从来都是中华民族不幸命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女人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说，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思想与性格的解放。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成亦儒家文化，败亦儒家文化；中国人尊之也圣人，鄙之也圣人。尽管儒家文化有重男轻女的传统，发展到宋明之后的三从四德更是对妇女地位的戕害，但如果把古代女性地位不高的责任都归咎于孔子的影响，显然是不公平的。
女性社会地位远在孔子之前就已经低于男性了。商周二代是华夏制度文明确立的关键时期，正是这两个王朝的更迭完成了由父系制的高级阶段（商代）向父权制时代（以周礼确立为标志）的过渡。从此，为巩固和强化男性的支配地位，便造出了一系列宗法伦理的信条，既以规范社会，更以桎梏女性。女性地位之全面低落，既肇因于这种宗法伦理所维护的男性统治，男性统治更藉这种宗法伦理而大行其道，世泽绵长。
女性是父权社会的经济附庸。在父权社会中，女性丧失了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只得借助婚姻或血缘的关系，依附于男子，沦为家庭的奴隶。旧时有“男称丁，女称口”之说，封建时代皆以一家中“丁”的数目分配土地和担负赋税，把女性排除在外。这“计丁受田”制度最典型说明女性毫无经济地位的事实。女性在家庭中也没有私有财产。《礼记·内则》谓“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这就是说，女子在出嫁前没有财产，出嫁后作为妻媳也无私有财产，甚至女子从娘家带去的财产的所有权也被剥夺了。有些女性出于家庭的原因被迫外出劳动，仍一样为男性所歧视，冠以“三姑六婆”之称。有时女性甚至沦为男性买卖的对象，如卖为奴婢、卖为妻妾、卖为童养媳、卖为娼妓，陷入最悲惨的境地，这都是因为女性在经济上不能独立造成的。泯灭女性的经济权力，令其成为男子的性奴隶与生育工具，已成为封建宗法约束女性的有力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