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虽然设置了外国专家局来统筹短期引进外国人才的工作，也有侨务部门统筹海外华人的事务，但对于超过140万、每年以15～20万数字增加的留学生，却没有一个全面统筹协调的部门。教育部虽有一个留学服务中心，但主要是为留学生出国接受教育以及回国认证学历而服务，而不是从吸引使用留学人才的角度来进行管理。
政府引进人才当然还需要官方和民间双管齐下。政府部门在国外直接开展人才回归计划往往有所不便，尤其当海外族裔人才不具有祖【籍】国的国籍，同时涉及高端技术领域、敏感部门时，往往容易引发争端。因为这种人才流动意味着零和竞争【这样的情况在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很普遍】，所以即使不涉及国家安全，移民国也常常宁愿扣留或诬蔑成“间谍”也不愿这些人才流失。因此，许多国家都重视通过民间基金与留学生社团来开展海外人才回归工作，以弥补政府直接在海外挖取人才的不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中就曾发现41个正规知识联系网络把30个国家与它们在海外的技术人才联系起来。
对于高端的海外留学人才以及族裔人才来说，他们也肯定有自己的事业发展考虑，不可能贸然放弃海外的事业立刻回国，他们需要先对祖国的政策以及人才制度环境有所了解，思考自己回国后能做什么，以及此前回去的海归发展状况如何，而海外社团正是弥补信息不足的最好选择。我在2006年参与的一项调查当中，当时就发现有43%的人表示希望国家能够通过重点扶持留学人员团体来帮助他们就业，因为专门的留学生社团提供的支持与信息往往最有针对性。留学生、海外族裔人才的社团在信息提供、就业、创业、商务往来方面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90年代以来，国内也开始活跃起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海归团体，这其中海外回国的校友会居多。据我所知，仅在北京一地，就活跃着像哈佛校友会、麻省理工学院校友会、斯坦福校友会、耶鲁大学校友会、沃顿校友会，加拿大校友会，英国校友会等众多的校友会。这些校友会通常是自发成立的，属于松散型的联谊性组织，但经常在一起搞活动、联谊、交流。而在社团上，我国有欧美同学会这样著名的留学生组织，欧美同学会里有商会等系列分支机构，还有2005委员会，海外还有百人会等高端华裔人才协会。
但不足的是，各类校友会太过于“民间”或松散，无法起到政府“隐形猎头”的作用。我国欧美同学会的作用目前主要局限于国内，海外留学人员社团的又过于分散。个人认为我国有必要加大对欧美同学会等社团的投入和协助，特别是建立起更有针对性、面向分布在全球各留学人才主要分布地的中国全球留学人才/华裔人才联系网络，把海内外各类留学人员组织吸纳为团体会员，在此基础上建立主要国家的中国留学人才/华裔人才联络站，以最终建成一个能够有效协助政府与企业吸收各类海外高级人才的机构。这一人才联络站的建立，必能很好地促进我国的国际人才竞争。
缺乏国际化智库和海外人才研究
这些年来，我经常在世界各地参加一些学术或商务论坛，发现国际上活跃着一大批研究中国的人才。如这几年我每年都在美国洛杉矶参加一年一度的北美最大的论坛，即Milken Institute 全球论坛。Milken Institute全球论坛久负盛名，可以与每年在瑞士举办的全球著名的“达沃斯”论坛媲美，世界各地前来参会的人员达到了2500多人，前后三天，共设有100多个主会场和分会场，有近400多位讲演代表在会上发言或参加讨论。参会的代表既有美国联邦政府的代表、美国州政府的州长、外国政府的代表、国际组织机构的官员、也有来自全球500强的CEO、各类企业界的代表、非营利性组织的代表，还有学术界的专家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等，规模空前。
在这些论坛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便是中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个与会人员达到2500人的论坛，来自中国的不超过10人，与弥漫整个会场浓厚讨论中国的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在会场上看见一个美国大投资公司的老总在全体大会上呼吁，中国已经是全球新的增长点，不去中国就没有未来20年的机会。个人感觉甚为遗憾，因为我以为在海外发出这样的呼唤的应该是中国的学者、专家、企业家，现在却是让外国人来做“中国机会”的名片宣传人。
我在2008年先后参加了英国诺丁汉大学举办的当代中国研究论坛--“30年改革后，后奥运时代中国的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全球中国商务论坛。这时已经不缺乏中国人的参加，例如西班牙那次论坛400多人就有100多人来自中国。但是，我依然觉得有缺憾，一位参会的中国企业家也略有同感，他告诉我：按照常理，海外看中国往往是雾里看花，中国的事情中国人才能说得最清楚，但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专家却大多更愿采信海外智库的研究与数据，全球化时代，中国需要给世界一个好的形象，但如果不希望被妖魔化，中国就该有自己发布的、具有全球公信力的声音。
事实上，这一情况的出现与中国缺少能够在全球发布有影响力的报告、举办世界性论坛的国际化智库不无关系。组织美国全球论坛的Milken Institute本身就是美国一家十分著名的智库，其创办人是迈克尔·米尔肯在1982年创办了米尔肯家族基金会，后来又创办了Milken Institute，将其打造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智库，其宗旨是帮助美国商界和公共政策及政府官员发现和实施各项有创新的建议，以改善美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状况，共享繁荣。
即使中国的智库不从具备国际化影响的角度来考虑，由于中国有百万留学生和数千万海外华人，市场配置人才资源时往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滞后性，因此造成的人才重复浪费、基础研究领域人才遭冷遇等问题，也需要进行分类辨别，有些人才属于我国急需引进的，有些人才能够承担国内重大项目或解决重大问题，而有些领域国内的人才可能已经饱和。例如我国140万留学人员当中，90%属于自费留学，选择专业基本是根据个人兴趣而非社会发展的需求。许多高学历归国留学人员因此成为了“海待”，造成国家急需领域找不到人才、人才过剩岗位留学人才又扎堆等现象。因此，从内容本身来说，中国也需要有自己优秀的全球化人才研究中心，提供专业的分析、研究、咨询以及报告作为决策参考，政府才能把握好入籍、绿卡、短期签证以及引进人才类别等政策尺度，清晰自身长、中、短期对各类国际人才的需求。
在中国，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形成五大系统，共有研究机构2500多个，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除了哲学、语言和文学等非决策信息研究的机构外，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概有2000个。但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曾历经一年调查发布《2008年全球智库报告》，该报告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认为目前全球共有5465家合格的智库，从国别看美国1777家最多，印度也拥有121家，而中国内地被认可的智库仅有74家。
产业园区与国家风险基金需加大扶持
“在美国，我看到，当工业界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标准的时候，科研机构就拿自己的研究或成果与工业界合作。教授和工业界、政府合作紧密，一项科研成果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成为产品，大规模的生产也能推动科研的进一步进行。而在当时，国内科研还不注重成果的实用价值、市场价值，国内高校企业开发出来的科研成果大多被束之高阁。”
东软集团公司董事长兼CEO刘积仁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上市软件公司，开发出包括CT在内的一系列国产数字医疗设备，以及3所IT学院和1所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在我主编《创业英雄》一书时，他接受采访谈到自己出国留学时感受到的中美差距，大学、科研机构与创业园没有紧密结合、高科技缺乏产业化就是其中之一。
从世界各国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吸纳高新领域人才的经验来看，通过建立创业园和科技园、配套国家风险基金与担保机构、提高优惠政策来扶助高科技与新经济产业，进而通过高科技、新经济产业来挽留以及吸收住人才，往往比单纯引进技术、项目、资金更有效。人才与政策、产业、项目、资金的结合，才能发挥巨大的效应，也才能真正吸聚人才。
例如日本政府1975年在产业升级过程当中，也在通产省设立了“风险投资公司”，目的是促使银行向高科技企业贷款，规定银行贷款的80%由该公司给予担保。同年又成立了“研究开发型企业育成中心”，对持有高技术但因资金不足难以商品化的风险企业，承诺无担保的财务支持。
我国国民经济近年来出现了传统产业生产能力过剩、新兴产业和高科技术产业增长乏力的局面，或者说，我国经济结构急需要“产业升级”。但是，虽然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政策，有些地区还为留学人员创业建立了专门的孵化基地--中关村留学人员创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但是，目前国内的创业园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成功的园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首先，我国创业园存在结构性缺陷，由于缺乏一整套科学项目评估机制和有效的融资渠道，不少留学生创业园实际上扮演着物业管理加注册公司的角色，有的创业园还采取简单的房租补贴形式，作为对园内归国留学生企业的支持。结果很多留学生创业园中的企业成功率不高。
其次，我国留学生回国创业融资难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于缺乏国家级创业计划和基金的支持，仅靠缺乏统筹的各部门零星创新基金及当地政府部分的配套资金，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很难进行科研开发以及付之产业化。在实施过程中，各地有限的资金又往往采取“撒胡椒面”模式，平均分配给辖区内归国留学生企业；有的地方则缺乏整套科学的项目评估机制，资金甚至被分配给不适合的创业计划，造成许多真正需要国家大量资金扶植的高科技企业没有获得充足的资金，而某些滥竽充数的企业却享受到了不该得到的优惠，也就形成了资金浪费。
最后，从国内有关政策上而言，还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创新、轻创业的倾向。为了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发展，政府有关部门以往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法规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新。然而不足之处在于：国内以往许多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发展的政策措施，理论上都很充分，但往往以学历或科研成果作为待遇标准。各地不少项目的扶持资金也往往按照科研成果评选的标准去发放，较少考虑科研转化以及具体的市场需要。
文化输出与国家形象塑造的必要
韩国历任国务总理中，仍健在的有21位。他们当中除了91岁高龄的第15任总理刘彰顺之外，其余20位前总理全都在一份建议书上署了名。令人惊讶的是，这份让政治观点和任期互不相同的前总理们一致赞成的是一份名为《敦促在小学正规教育过程中实施汉字教育的建议书》。
制定建议书的“韩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理事长、仁济大学教授陈泰夏称：“韩国处于汉字宗主国中国和在幼儿园学习《伦语》的日本之间。排斥使用汉字，坚持专用韩文，对个人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过去半个世纪疏忽了汉字教育，结果大多数年轻人成了‘半文盲’。最大的问题是现在图书馆的很多藏书在那里睡大觉，因为这些图书95%是汉韩文字并用，而学生看不懂这些书。”
一个世纪之前，汉语还是韩国的官方语言。而在日本，《伦语》等四书五经成为了义务教育的必修课。在现代日本社会生活中，也处处可以看见古代汉文化的影响。日本人对于礼貌、礼仪、秩序的重视，正是来自那些儒家经典的熏陶。2008年出版的畅销书《看似会读实则不会读的易错汉字》则已经售出80万册，占据着日本最大图书发行商东贩公司畅销书排行榜榜首。
“汉语文化圈”的形成，就像欧美的强大导致英语成为世界最通行的语种一样，是中国古代汉唐盛世的辐射之功。这也表明着一个真正的强国，离不开强大的国家软实力和文化辐射力。这种文化辐射力也可以蜕变成国家对世界人才的吸引力。然而，现代的中国已经无法重拾祖先的文化影响力进行文化输出。作为汉语的宗主国，中国却要向日本学习以及借鉴汉字，没有那些“和制汉语”，人们似乎会变得无法表达。因为中国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外来词70%来自日本，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中华”一词以外，其他所有词汇都来源于日本的汉语翻译。
前几年我在美国华盛顿地区访问时，曾和当时的美国劳工部副部长兼首席财务执行官莫天成共进午餐。莫先生跟当时的劳工部部长赵小兰一样是一位华裔，他十分关心中国的发展，也曾是中华海外联谊会的理事。他说，他的儿子在美国长大，哈佛大学毕业，以前对中国不十分了解。后来，他让儿子来中国留学，学习中文，儿子很快喜欢上了中国文化，并带动他很多的同学到中国留学。
当时我就想，他的儿子来到中国就喜欢上中国文化，并带动很多同学到中国留学，这说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是非常优秀的，但他的儿子没有来中国留学前却并不喜欢中国文化，这还是华裔，如果是外国人呢？这说明中国在世界的文化输出、文化宣传力或者说软实力输出上非常不到位。如果他的儿子，也包括许多非华裔精英，在海外就能经常接触积极正面的中国文化，并由此喜欢上中国，那么将来就可能愿意接受中国的邀请来到中国工作，或者成为亲善中国的外国人。即使我们在世界上无法熏陶出亲中国的政治领袖，文化输出也能减少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偏见与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