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约轰炸之后的不长时间里，科索沃的塞族居民由原来的25万多人锐减到不足13万人，尽管国际社会不断努力采取措施，但4年多时间里非阿族居民的返回人数还不到千名。而在国际社会承诺对科索沃的安全负责近5年以后的2004年3月17日，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再度发生，据《文汇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宋文富提供的数据，冲突仅在3天时间里就造成死亡32人，受伤850多人，25座教堂被毁，337幢房屋变为瓦砾，另有3200多人无家可归，街头抢劫在科索沃已被看作是惯常之事。2004年3月13日晚，甚至还在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迪纳市内发生过极端分子包围30名塞族儿童居住的大楼，并向屋内投掷燃烧瓶的事件，暴力活动几乎遍及全境。而北约“扶阿抑塞”政策导致的结果是，仅在普里什迪纳市，1999年北约轰炸前塞族居民共20925人，到2002年仅剩225人，而今天该市内已无一名塞族居民。因此，武装力量的介入、军队的驻扎和调动会改变被干涉国国内公民的法律地位，军事占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被干涉国的公民权。而丹尼尔·科奎兹则指出，现代战争的“军队零死亡战略”，在实际的运行中是以保护军队人员和物资的安全而造成了与战争无关的无辜人员人身和财产的损害，这是违反人道主义法律的。
再者，北约的轰炸还酿成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在军事行动的第45天即1999年5月7日晚，一架美国B—2轰炸机在全球定位卫星的引导下击中并炸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有三名中国记者被炸死，美国将此事件定性为误炸，认为是由于情报机构错将该建筑当成了南斯拉夫联盟物资采购局的总部后造成的，这一事件的发生至少使美国和北约与中国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巨大倒退。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对此作了三个层面的总结：“对中国大使馆的袭击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件事并未脱离常轨。它象征着北约进行的科索沃战争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却失败了。”这样的评估和总结揭示了军事行动的某些实质，即任何战争本身都不是建设性的，而且它在破坏被干涉国局面的同时还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军事行动的有效性并不意味着它能取得全局性的胜利。
北约在“人权高于主权”引导下把科索沃的行动称之为“人道主义干涉”，声称进行军事干涉是为了“消除人道主义灾难”和“维护人权”，但从战后存在的客观事实来看，结果和目标之间是有距离的，轰炸本身造成了许多非人道的结果，并没有能够做到1864年的《日内瓦公约》（被视作第一部国际人道法）所提到的在战时保护失去战斗能力的人员或非战斗人员这一点，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和沦为难民与人权维护中所要求的在任何时候保护公民不受侵害这一条也是背道而驰的。如果按照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的观点，“所谓胜利，其真正的含义应该是在战后获得巩固的和平，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比战前有所改善”，那么在科索沃并没有出现真正的胜利。瑟奇·施梅曼也认为，军事行动后科索沃的命运还远远没有被解决，干涉的企图是徒劳无益或者损失惨重的。
显然，冷战以后几次大规模的军事干涉都无法证明其行动的无害性并从而说明结果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结果的合理性对于军事干涉中的主、客体各方而言，其意义是不相同的。如果我们对军事行动中干涉者的政治目标和出现的结果进行衡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北约干涉科索沃的政治目的并不是支持阿族独立或在那里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的阿族国家，也不是重新划分南斯拉夫的边界，而是为了维护北约在欧洲心脏地带安全问题上的主导地位，维护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在欧洲安全事务上的发言权。从军事行动的进程和造成的影响来看，在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共同实施的轰炸中，美国以其在武器和技术领域的先进性告诉其欧洲伙伴，欧洲不够强大，欧洲各国之间也不够团结，没有美国的帮助，欧洲人很难单独行事，特别是很难单独在军事行动中获取成功。俄罗斯在这次战争的多数时间里实质上只是充当美国与南联盟之间的信使，它已经无法真正像超级大国那样行事。而对于美国近年来所一直假想的将对它的未来构成最大威胁的敌人——中国，美国和北约以对中国驻南使馆的“误炸”来警告，在这个世界上，它不能容忍存在任何反对意见。其他大部分国家不是站在北约一边就是保持中立。应该说，这样一个结果的出现，与主体在军事行动之前所确立的政治目标是基本相对应的，美国和北约的行动还是基本实现了其自身的政治目标，当然，这一目标离国际社会对这一行动的期待之间是存在较大距离的。
在这一问题上，美英对伊拉克的军事干涉与北约在科索沃的行动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于2003年4月9日宣布美国必须在伊拉克境内实现的13项相关目标是这样的：控制巴格达及结束其他一些正在争夺的伊拉克城市的战斗；抓获、杀死或利用其他方法对付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其子及其他伊拉克高级领导人；找到并送回在此次冲突及上次海湾战争中被扣为战俘的美国人及其他人员；确保北部油田的安全；找到伊拉克可能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确保伊拉克边境的安全，避免高级官员逃跑和转移武器；确定伊拉克如何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哪些国家提供了帮助；找到了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伊拉克科学家；抓获或杀死在伊拉克境内活动的恐怖分子，避免使其得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找到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成员、档案和武器的藏匿地点；找到伊拉克情报机构、特别安全组织、萨达姆敢死队和共和国特别卫队的档案；找到伊拉克政府在国内外的财富并将其归还给伊拉克人民；与已获“解放”的伊拉克人及那些流亡归来的人建立一个临时机构，为伊拉克新政府的建立铺平道路。
我们可以发现，如此详细的战斗目标中仅有少数几项是代表伊拉克人的利益的。战斗的结果是，美国控制了巴格达及伊拉克的局面，但并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有了临时政府但社会局势仍然动荡不安。战争并没有给伊拉克带来安全与繁荣，伊拉克人对外国军队无限期的占领感到不安，他们几乎每天都担心会在美军和反美叛乱分子以及其他隐藏的袭击者之间的交火中丧生，拥有500万人口的巴格达在种族的划分下显得四分五裂，他们中既有好战的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也有库尔德穆斯林和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战后的伊拉克所拥有的是受到长期压迫的人民、遭到战争破坏的各种机构和各项设施、种族和宗教的冲突以及一大群准备填补权力真空的极端神职人员、抢劫者、歹徒和军阀，到处都有起义、叛乱和恐怖事件在发生，失业率高、治安系统瘫痪……伊拉克人并没有盼来期望已久的和平，有人甚至开始怀念萨达姆时代。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卢格以“胜利处于危险之中”为题撰文说，“布什总统应该向所有人清楚表明，当他宣布在伊拉克的任务完成时并不是基于我们的军事胜利，或者我们军队撤出的日期，而是我们留下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得不承认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前制定的目标基本得到实现。
再从复合行动的意义上来看，军事干涉往往还伴随着经济制裁等其他性质的干涉手段，这些措施对于被制裁国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明显的。在伊拉克，从海湾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就把经济制裁同严格的武器核查联系起来，以期通过长期制裁来削弱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的政治统治，但是制裁给伊拉克造成的却是经济上毁灭性的打击，承受灾难的最大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伊拉克的平民，尤其是妇女儿童，制裁所造成的婴儿死亡率上升、儿童教育机会丧失等社会问题是远离民主、远离和平的。
因此，对于军事干涉结果的评估绝非得出一个“赢得和平往往比赢得战争更困难”的结论那么简单，行动的结果不仅与国际社会所期盼出现的理想局面之间存在着距离，而且“当国家领导人把他们追求安全的愿望全球化时，真正的全球安全和国家安全反受其害”。甚至在迈克尔·曼德鲍姆看来，军事干涉还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但是，军事行动的结果与干涉者的初衷或政治目标之间还是基本相符的，“对于干涉者而言，使用武装力量从外部介入是有效的”。事实上，赢得战争和赢得和平本身是两种不同的衡量，赢得战争是对干涉主体而言，赢得和平则是干涉客体的需要，之所以出现赢得战争而失去和平的局面，是因为干涉主体赢得战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替客体赢得和平，或者说其直接目的并非是出于被干涉者和平局面的考虑，而更重要的是自身各方面利益的实现，当然，如果能够既赢得战争并兼得和平的话，那就是两全其美的结局，只可惜在干涉主体的政治目标中，赢得和平可能只是一个占据附属地位的期待而已。
这样，接下来的问题是，军事干涉的结果究竟应该从哪个角度去考察？它的成功究竟应该通过干涉主体和客体哪一方的视角来衡量？现实中的军事干涉是在法律依据不足的情况下采取的强制性武装行动，如果从军事行动之初的依据（依据正义）来衡量，那么它需要达到如期的目标（体现正义、维护和平与秩序）才能获得广泛的支持与认可；但是，如果军事行动的结局只是实现了干涉者自身的利益而并未给被干涉者带来和平与秩序，那么这样的结果所能证明的只是军事行动本身的自利性与非正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