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身体健康：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八法。
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保持身体健康：十二月接到的家父手书上说：“（要）节制操劳，节制欲望，节制饮食。”所以，时时刻刻都像养病时一样地保养自己的身体。
保持身体健康：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里的人生态度，暗示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名利为轻人为重。
轻名利，清名利
面对名利，慰藉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三千功名视为尘土。看透人之生死是自然规律，既然结局一样，何必非要勉强站在名利上面。人生的乐趣尚有许多，绝不是仅有获得名利的喜悦荣耀这一种。
豁达的不是表象而是胸襟；放下的不是金银而是隐患。这是拥有豁达、淡泊的心怀的人最真切的感悟。
《庄子》讲“淡然无极”、“淡而无为”，就是说人要清静、超脱。然而曾国藩很多年来的焦虑都是需要这些来对症下药。曾国藩明白，自己一是名利心太切，二是俗见太重。平定天京，曾国藩可说大功已就，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说明了他想“功成身退”的意思。然而他并没有及时抽身，而是听从清政府的安排督办“剿捻”事务。
曾国藩出师便遭败绩。这一次，他遭到了朝廷的严厉申饬，为此，他心灰意懒，准备了种种理由奏请开缺，在奏折中以一句“以散员留营”道出了真实想法。一旦所奏开缺准请，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回籍休养，一是驻京赋闲，而这都不是他所愿意的。曾国藩既怕回乡遭地方官排挤，又怕留在京城陷进各种政治斗争，此时的他百思不得良策，大有看破红尘之思：“只恐清名天下满，九州无处匿韩康。”觉得天下之大竟没有自己安身之处。
同治五年（1866年），朝廷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剿捻”事务交由李鸿章专办。曾国藩失去了一个全身而退的机会。
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告诫人们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只有功成名就，激流勇退，抛弃一切名利，才合乎自然法则，才能永久。人需知足，方能长乐。
曾国藩说，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官场中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他举例说，苏东坡才华横溢，可称为一个奇才，但是却屡次遭贬，因为他不精通险恶官场中的“潜规矩”，结果犯了三大忌，使满腹的才华无处发挥。做官的危险也很大，在帝王眼中，有作为的官员也最值得警惕，因此有才干的大臣往往要冒杀头的危险，有些还招致“灭族”重刑。为了在这复杂险恶的官场中保住自己的性命以及家族的安全，封建官场中便出现了一套“从龙术”，即如何在宦海中避免祸害的技巧。曾国藩经历了“高处不胜寒”的处境，深知其中的缘由，在家庭教育中，他并不提倡代代做官的梦想。
曾国藩参加了科举考试，考中了翰林，又从军，做官。很多人可能对此羡慕不已，但是，他却告诉弟弟不必非走科举之途，又告诉儿子，不可从军，不必做官。
曾国藩的妹夫家境困难，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妹夫王待聘来京请求曾国藩帮他找份事情做。曾国藩觉得“供事必须十余年乃可得一典史，宦海风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机，每见佐杂末秩下场鲜有好者”，他思虑万千，再三婉言苦劝妹夫居乡勤俭守旧，打消外出做官的想法。
曾国藩顺畅直升的官途，在好多人眼里，的确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情，但是，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他劝告家人说，居官乃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官场中人相互倾轧、勾心斗角，人心险恶，因此，一生为官的曾国藩反对让子孙做官。
他认为做官就要忍受很多的“不得已”，有时也免不了要去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说一些肓不由衷的话，稍不留心，自己就会成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还会累及亲人。
他在给妻子欧阳夫人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夫人在家照顾众多的儿女妇辈，事事都应立个章程。做官不过是一时的事情，但是居家确是长久的考量。若能勤俭持家，即使被罢官，家中也不失兴旺局面。若贪图热闹，不顾及家业，那么罢官之后就会有萧条气象。凡事有盛必有衰，不可不事先预计。希望夫人能以此教训儿孙，常作无官时的打算，时时谦恭节俭，福泽长久，我就很欣慰了。
曾国藩认为少顾忌多优越的人，说话做事便往往不太顾及他人、尊重他人，言谈举止中会流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感觉，经常会显示出高人一等、更胜一筹的作派。渐渐地，也就傲气欺人了，此时灾祸就会靠近，身家衰败的时候也就不远了。其实，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国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应该明白盛极而衰的道理。
人生之中，面对名利，慰藉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三千功名视为尘土。看透人生死是自然规律，既然人生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何必非要勉强站在成功上面。人生的乐趣尚有许多，绝不是仅有成功的喜悦荣耀一种。
不妒不求，以耐心应万事
处事不烦，不急不躁，头脑清醒才能常保安宁。
耐烦是一种境界，唯有不焦躁者能够做到；不忮不求是一种处世观点，唯有无欲者可以做到。正因为无欲，才有心平气和、与世无争的态度。
生活中难免遇到很麻烦的事情，做官也是一样，必须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承受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麻烦就要以耐得住相对付。
俗话说，无官一身轻。当官之所以会有烦恼，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所以做官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的心态。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服众，服众才能做出有效的指挥。才可能获得成功。不然的话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对“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他认为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一次，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献计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伏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曾国藩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他说“耐”，其意是要让我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耐”靠近。可见，耐心的求教于人和受教都是值得后世学习的。
曾国藩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平常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耐性是一种看起来平实无华，实际上意味深远的特性。它与学问、志向都有关系。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个性爽直却都不免气躁，所缺少的正是一个“耐”字。为此，曾国藩告诫众人，人要自强，但首先应该耐得住日积月累的磨炼。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会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耐心。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妒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妒不求’。所谓‘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实怀惠。所谓‘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
“妒”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货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妒忌的心。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
曾国藩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不仅如此，他还提醒弟弟们要想心地干净，也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由此可见，耐得住性情，才可经得起考验，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不骄不躁才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己。只有不放纵自己的心绪，不嫉妒不贪求，才能有属于自己的获得。
保身有方，参与有则
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在不触犯自己做人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策略、灵活应对才是成功之道。
生存，竞争……什么都需要有正确的方法作指导。在不触犯自己做人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策略、灵活应对才是成功之道。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即使在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也是难有宁日，任何时候，都有善于钻营、巴结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这种人不把心思用到济国济民建功立业上，而是挖空心思谋求个人私利，打击压制忠良贤士以求保全自己。
曾国藩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贪图享乐的昏庸之辈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之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节外生枝。加上清王室是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作为汉官里职位最高的人，他不得不更加小心，不得不比别人想得多想得远。在他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他都恪守此法，终有善终。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恳”，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时，还是在最可怜、最不得志的时候，都不与朝中权贵交往过密。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是显而易见的事，所以他的态度对当时朝廷决策有一定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的官职是一路高升，有惊无险。这全都是因为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的办法处理敌视自己的人和自己的关系。就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清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后继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i人联手干预政事，军机处的大臣们都俯首听命了。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做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在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诉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所以他当然会把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看在眼里。不论是打击还是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需精心处理。
军队是国家机构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所以曾国藩和肃顺都分外注意，巧妙地回避嫌疑。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李鸿裔，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荸运、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均有密切关系。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云）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的蠢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这样曾国藩既避免了与肃顺的直接往来，但同时也参与了一些重要的决策。
这种交流虽然间接，但却能够对应时局，各自也能心知肚明，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