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府复试
郡国岁举的孝廉、茂才，到京师之后，也要依其科目与被举人的学艺不同，由公府分别加以考试。
《后汉书·左雄传》云：“雄又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所学某一经学大师的经说），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于是班下郡国。”
《后汉书·胡广传》云：“（胡广为郡散吏）……遂察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孝廉考试的内容是“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胡广因系文吏出身，故试以章奏。
东汉时，孝廉考试制度又有增益。
据《后汉书·黄琼传》载：“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
公府辟召之士，西汉至东汉初通常由公府主官负责荐举，或依诏令所定科目，选出高第以贡于朝廷。但是，自东汉中叶以后，由于公府辟召不慎，过限未除，清浊混淆，良莠不齐。左雄为尚书令，为了革除其弊，乃奏请举吏皆先试之公府，复试于端门。后尚书张盛奏除此科，尚书令黄琼上言：“复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复实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于是，复试始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
左雄所创立的复试制度，虽遭顽固派的反对，但对于防止营私舞弊、择优选拔人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论曰：“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士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其中有些科目，前汉已有之），荣路既广，觖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兢。权门贵仕，请谒繁兴。自左雄任事，限年试才，虽颇有不密，固亦因识时宜……故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斯亦效实之征乎？”我们认为，范晔的这一评论还是比较公允的。
博士三科
博士本由察举或荐举、征召而来，但既为博士之后，仍须进行考试。成帝时有三科乏制。《汉书·孔光传》云：“成帝初即位，举为博士……是时，博士选三科，高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太傅，光以高第为尚书。”
东汉以来，仍承西汉制度，考试博士。博士们为了争第高下，至有私行钱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据《后汉书·吕强传》云：“（汝阳李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贿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
博士弟子课试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博士弟子通过考试选补官吏遂成为定制。《汉书·儒林传序》记其事云：“（武帝元朔五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土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才，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着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平帝时，王莽秉政，增文士之子，得受业如弟子，勿以为员，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
西汉时，博士弟子员额既少，弟子的人选也较严格。山阳侯张当居为太常择博士弟子故不以实，坐城旦罪。博士弟子的来源有郡国选送者，有以令诣太常受业者，也有以父任者。例如：
《汉书·儿宽传》载，儿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
《汉书·萧望之传》载，萧望之“以令诣太常受业”。
《汉书·伏湛传》载，伏湛“成帝时，以父任为博士弟子”。
东汉建武五年（29）起修太学。明帝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教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顺帝时又扩建舍240房、1850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10人。质帝本初元年，梁太后又诏令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博士弟子多达3万余人。自西汉武帝置博土弟子，至于东汉，皆按甲乙之科射策，试以经学。例如：
儿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以射策为掌故”。
何武“诣博士受业，治《易》。以射策甲科为郎”。
房凤“以射策乙科为难掌故”。
匡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
按条令，策甲科应为郎中或郎，匡衡以不应令，即所对不符合甲科之令，所以只能为掌故。
以上是西汉博士弟子考试制度。当时郡国贡举的明经，大抵亦遵此制加以复试，故又有明经射策之科，如王嘉“以明经对策甲科为郎”，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顺帝时试明经下第者补博士弟子，也就是让他们在博士的教导下再进修一年，以便来年再试。
东汉仍承袭西汉制度，设甲、乙两科，以课试太学诸生。和帝时，因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司空徐防上疏请试博士弟子甲、乙策均依家法章句。以后左雄亦建议令诸生试家法。至灵帝光和元年置鸿都门学，“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于是诸生考试内容为之一变。《后汉书·蔡邕传》对此评论说：“宰府孝廉，士之高选。近者以辟如不慎，切责三公，而今并以小文超取选举，开请托之门，违明王之典，众心不厌，莫之敢言。”考试内容以尺牍辞赋代替经学，再加以选举不实、请托公行，于是博士弟子考试制度名存实亡。
以上均为固定的考试制度。此外，尚有根据临时需要而进行的考试，如东汉安帝时“尚书有缺，诏将大夫六百石以上试对政事、天文、道术，以高第者补之……由是（翟）酺对第一，拜尚书”。可见仕至六百石以上即相当于县令长一级的现任官吏，仍可由诏令规定特考，高第者可以迁官。这种办法既是对现任官吏的考核，又是发现和选拔人才的一条途径。
征召
所谓“征召”，即指皇帝以特征或聘召的名义任用一些知名人士担任高级官员的选官方法。
征召至少源于周朝。据《吕氏春秋》记载：“周天子，勉诸侯，聘名土，礼贤者。”其中“聘名土”即为征召。这种选任官员的方法被沿用了下来。
战国时期，七雄并峙，争战激烈，急需真正有才干的武将和士人。有的国家为了招揽人才，采取公开招贤的办法。如秦孝公颁发招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就是应招人秦的，并受到重用。燕昭王即位于危难之际，“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于是“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齐国为了吸引人才，开办稷下学，一些有名望的学者“皆赐列第（上等房屋），为上大夫（爵位），不治而议论”。一些有远见的太子、公子、丞相等也无不礼贤纳士，作为自己的下属或门客。
秦汉最高统治者为治国安邦计，常常根据国家的需要布告天下，征召贤能之士，对个别才能出众者甚至单独征聘。《史记·叔办通列传》记载了始皇时薛人叔孙通以文学征的例子。《水经·漯水注》记录了王次仲以变仓颉旧文为隶书征的例子。《史记·萧相国世家》也记载了萧何为泗水卒史，课居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之的事实。这说明皇帝征召已成为秦朝重要的选官制度。
西汉建立以后，人才缺乏，能征善战的布衣将相未必能在和平环境中管理好国家。汉高祖认识到了这一点，于十一年下诏曰：“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以此布告天下，公开征召治世贤才，直至汉亡，相沿成例。皇帝征召一直是重要的选官途径。一般情况下，被征用的士人应自备车马，赴朝廷任职。《汉书·贡禹传》：“元帝初即位，征（贡）禹为谏大夫……禹上书曰：‘陛下过意征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汉书·龚胜传》载：皇帝征贤者，“大夫乘私者来”。有时诏令沿途州县，对应诏者供应酒食住宿。例如：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曾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昭帝时，涿郡韩福以德行征，诏令“行道舍传合，县次具酒食，食从者及马”。
对于一方之望或有特别才能者，皇帝往往派专人、专车，带着礼物前去征聘，大司马印一方面昭示国家重视人才，另一方面也是对被征召者的一种优待和荣誉。《汉书·儒林传》载：“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后汉书·韩康传》载：“（韩康）博士公车连征，不至，桓帝乃备玄纁之礼，以安车聘之。”
对于皇帝的征聘，被征聘者有应聘或不应聘的自由。例如：“（严光）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徐稚）“桓帝乃以安车玄纁，备礼征之，并不至”。凡此不应聘者，东汉多于西汉。从表面上，似是一种自由宽松的气氛，但这一现象的背后显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对东汉统治者来说，征聘只是一种沽求贤之名的方式。对被征召者来说，遁隐则是钓清高之誉的一种手段。同时，由于东汉末年政治黑暗，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受儒家“道明则出，道暗则隐”的思想的影响，不愿与社会上的浊污同流，暂时隐耕山林，以待“道明”时博取更高的资本和荣誉。
魏晋南北朝时期，征辟仍是一种重要的选官制度。刘备三顾茅庐，聘请诸葛亮辅政，成为我国历史上的佳话。高级官员开府自辟僚属的更多，因而有“开府仪同三司”的制度和官位。凡身兼军政要职的，都置两套僚属。
隋唐加强中央集权，官吏的选用权集于中央，州郡不可自辟僚属。中唐以后，身兼中央要职（宰相、御史大夫）的节度使仍可自选僚属，但不算正式职务，一般还得奏请朝廷任命其他正式职称。例如：杜甫曾被四川节度使严武聘为节度参谋，又经严武举荐由朝廷任命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检校是“检查督促”之意，并无实职。
宋朝在制举之外，对于确有才学而又不肯应试的隐逸之士，命地方官尽量搜罗，予以征用，做到“幽隐必达”。
元代也很重视访求隐逸之士，征求隐逸、召集贤良是集贤院的主要职务之一。
明初重视征用儒士，建礼贤馆安置应征的人。
清代征召多与荐举相结合，或遣官征访遗贤，或命巡、按举荐，以备征用。
一般而言，征召只是皇帝针对个别人采用的临时性选官方法，因此在方法、程序、授职等方面并无一定之规。不过，从各朝皇帝的征召活动中我们尚能总结出大致的规律来。
其一，名士与现任官吏同为征召对象。一类是所谓品学兼优的名士，他们虽无一定的官职，但名气很大，在地方上有相当的影响或势力。《后汉书·逸民列传》载：“韩康家世著姓……遁人霸陵山中……桓帝乃备玄纁之礼，以安车聘之。”杰出的科学家张衡由于精通天文、历算，善为机巧，海内闻名，汉安帝征他为郎中。《后汉书·张衡传》载：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另一类人则是现任或曾经任过职的官吏。这些人的官职一般都比较低，但颇有才干，有一定的知名度，被皇帝慕名征召。《后汉书·儒林列传》载：谢该“仕为公车司马令，以父母老，托疾去官……诏即征还，拜议郎”。
其二，征召与臣属荐举相结合。封建皇帝身居深宫，根本无法直接了解宫外人事。因此，皇帝征召的对象一般都是由臣下推荐的。这种推荐与征召相结合的选官方法与察举不同，它只是臣属以个人名义向皇帝荐举人才，然后再以皇帝个人的名义将人才礼聘来，授以官职，比察举制更具有灵活性。《后汉书·郑兴传》载：侍御史杜林向皇帝推荐郑兴，于是皇帝征郑兴为太中大夫。《汉书·何武传》载：“大司马曲阳侯王根荐（何）武，征为谏大夫。”《汉书·彭宣传》载：“（张）禹以帝师见尊信，荐（彭）宣经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由是人为右扶风，迁廷尉。”
其三，征召只是皇帝针对个别人而进行的选官活动，不像察举制涉及的范围那样广泛，但两汉时也仍然发生过规模较大的征召活动。例如：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0）曾下令“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又如：王莽秉政时，曾“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其四，对于征召礼聘来的人，所授职务大体有两种。一种授予博士等职，作为皇帝的顾问。例如，《史记·叔孙通列传》载：“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又如：西汉夏侯胜善于讲说礼服，被召为博士。贡禹以明经洁行闻名于世，被征为博士。像这样被征召来备为顾问的人，一般都是文人学者。另一种则授予握有实权的高职。《宋书·自序》中有这样的记载：“秦末，沉逞征为丞相，不就。”《汉书·隽不疑传》载：隽不疑被“征诣公车，拜为青州刺史”。《后汉书·张堪传》载：东汉张堪有志操，为光武帝刘秀“召拜郎中，三迁为谒者”。
征召，这种由臣属私人荐举、再由皇帝礼聘授官的方法，虽然比察举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但很容易为臣属提供相互勾结、营私舞弊的机会，因为谁也不会向皇帝推荐自己的仇敌，总要将亲友推荐上去，如果被征召授官，就能与自己互为依托、彼此照顾。另外，被征召的人都是来自地方世家或在任官吏，贫寒小户之家的人很难得到这种荣幸。因此，这种征召选才的方法很难说能选上多少真正有才干的人。可以说，征召不过是封建最高统治者摆出来的所谓礼贤下士的一种姿态，以此笼络收买人心、换取一个好名声而已。
辟除
辟除又称“辟举”“辟署”“辟召”等，是公府或州郡选用属员的一种制度。一般说来，辟除人仕要分两步进行，即先辟为掾属（即助手），然后再由掾属升转。它与征召的区别是实行的主体不同，实施征召的主体是皇帝本人，而实施辟除的主体是中央和地方的官吏。所以，辟除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三公府辟除（有关两汉史书中提到的公府辟除，就是指三公之府对属官的选用），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中央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赊（有关文献中常有“仕郡辟州之语”，就是州郡长官所辟除），由州郡佐吏积功久次，或试用之后以有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中央官吏或做地方长吏。
中央各部署辟除
在这一类型之中，主要是公府辟除。所谓“公府”，《后汉书·灵帝纪》注云：“公府，三公府也。”丞相（司徒）府、太尉（司马）府、御史大夫（司空）府简称“三府”。汉朝还有所谓“四府”“五府”之称。《后汉书·赵典传》注：“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府也。”《后汉书·樊准传》注：“五府，谓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府也。”由此可见，广义的“公府”，当是三公外加太傅及大将军的统称。
《后汉书·百官志》“本注”记载：“汉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后皆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云。”这就是说，两汉的辟举，除了“汉初”一段时间外，“皆自辟除”。不过，对这里的“皆”字只可理解为“大多”之意。因为据史籍记载，皇帝有时也敕令公府辟召，《后汉书·寒朗传》的一条记载就很典型：“寒朗……好经学……举孝廉。永平中，以谒者守侍御史……免官。复举孝廉。建初中，肃宗大会群臣，朗前谢恩，诏以朗纳忠先帝，拜为易长。岁余，迁济阳令，以母丧去官……章和元年……帝至梁，召见朗，诏三府为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迁清河太守。”
另据《后汉书·杨震传》可知，朝廷如欲令三府辟召，必有“尚书敕”。
为了进一步说明公府辟除的情况，兹略举若干实例如下：
《汉书·孙宝传》：孙宝以明经为郡吏。御史大夫张忠辟宝为属。
《汉书·薛广德传》：萧望之为御史大夫，除薛广德为属，数与议论，器之，荐广德经行，宜充本朝，为博士……迁谏大夫。
《汉书·诸葛丰传》：诸葛丰以明经为郡文学。贡禹为御史大夫，除丰为属，举侍御史。
《汉书·萧育传》：萧育少以父任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为郎，病免，后为御史。大将军王凤以育名父子，著才能，除为功曹，迁谒者，使匈奴副校尉。
《汉书·匡衡传》：匡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调补平原文学……乐陵侯史以外属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辟衡为议曹史，荐衡于上，上以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
《后汉书·杨秉传》：杨秉年40余，乃应司空辟，拜侍御史，频出为豫、荆；徐、兖4州刺史。
《后汉书·李膺传》：李膺初举孝廉，为司徒胡广所辟，举高第，再迁青州刺史。
《后汉书·杜抚传》：杜抚少有高才，后为骠骑将军东平王苍所辟，及苍就国……辟太尉府。建初中，为公车令。
《后汉书·尹敏传》：尹敏少为诸生……建武二年，上疏陈洪范？肖灾之术……令敏待诏令公车，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后三迁长陵令。
《后汉书·郑众传》：郑众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经给事中。
《后汉书·缪彤传》：缪彤仕县为主簿……太守陇西梁湛召为决曹事史……辟公府，举尤异，迁中牟令。
《后汉书，韩韶传》：韩韶少仕郡，辟司徒府……尚书选三府掾能理剧者，乃以韶为赢长……子融声名甚盛，五府并辟。
《后汉书·王允传》：王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为侍御史。
《后汉书·袁绍传》：袁绍少为郎，除濮阳长，遭母忧去官……后辟大将军何进府，为侍御史、虎贲中郎将。
以上各例表明：被公府辟除者，或为处士，或为州郡吏，或为孝廉，或为郎，或为其他官吏，或为免官居者，个人资历多种多样。其被辟后出仕大概有两途：一由辟主私人荐举。一经各种察举科目，进而出补中央官或外主州郡。由于公府属吏地位比较重要，故其出仕升迁一般都十分迅速。诚如崔实在《政论》中所云：“三府掾属，位卑职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例如：李膺被司徒胡广征辟后，举高第，再迁青州刺史。王允为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为侍御史。再者，汉法规定“三公得举吏”，这无疑也是造成公府属吏升迁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看出，公府州郡辟除为汉选官的一条重要途径。
两汉三公以外的九卿及其他中央长官亦可辟除属吏。由于时人以公府辟除为上，英才俊士均争相依附，故史籍所录绝大多数都是公府辟除，而九卿等中央长官辟除的实例极为罕见。据《汉书·王嘉传》记载，王嘉免郎曾被光渌勋于永辟除为掾，后“察廉为南陵丞，复察廉为长陵尉”。从这一实例可以看出，九卿辟除后出仕大多是经由察廉一途。《后汉书·张酺传》关于执金吾窦景移书辟河南尹部吏杨章等6人的记载，固然说明了外戚的擅恣跋扈，但却不失为反映执金吾辟吏的一个实例。
地方各州郡辟除
汉代地方州郡长官亦拥有辟除之权。汉碑里经常可以看到一句话，叫作“仕郡辟州”，其意就是说曾被州郡长官所辟除。不过，郡守自辟除掾属，“汉初”以后即为通制，而州的辟除较晚一些。盖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初置之州郡刺史，仅为秩六百石的监察官，几乎没东汉官印有什么用人权。据应劭的《汉官仪》载：“元帝时，丞相于定国条州大小，为设吏员，治中、别驾、诸部从事，秩皆百石。”估计自此之后，州刺史才开始拥有较大的用人权。至东汉灵帝时，为镇压农民起义，重设州牧，并提高其地位，居郡守之上，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这样州的辟除之权也就大大超过郡守了。关于州郡辟除的实例，史籍中记载极多，这里仅举数例如下：
《汉书·王尊传》：王尊年30，求为狱小吏。数岁，给事太守府，问诏书行事，尊无不对。太守奇之，除补书佐，署守属监狱。久之，尊称病去，师事郡文学官，治《尚书》、《论语》，略通大义。复召署守属治狱，为郡决曹史。数岁，以令举幽州刺史从事，而太守察尊廉，补辽西盐官长。
《汉书·朱博传》：朱博迁琅邪太守……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问其故，对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辄遣吏存问其致意，乃敢起就职。”博乃召见诸曹史书佐及县大吏……博尤不爱诸生，所至郡辄罢去议曹。
《后汉书·方术列传》：任文公少修父术，州辟从事……后为治中从事……辟司空掾。
《后汉书·方术列传》：李邰袭父业，游太学，通五经，善河洛风星……县召署幕门候吏……太守奇其隐德，召署户曹史……岁中举孝廉，五迁尚书令，又拜太常。
《后汉书·谢承书》：周景为豫州，辟陈蕃为别驾。
从以上的实例可知，州郡辟除后的升迁途径主要有二：一是经过察举，被授以官职；一是再辟公府，然后从公府掾属走上仕途。上述王尊事略可视为既辟郡又辟州的实例。《汉书》如淳注引《汉仪注》文曰：“刺史得择所部二千石卒史与从事。”从朱博一例不难看出，汉时郡守不仅有权辟除掾属，而且对于诸曹设置亦可酌情变更。汉代县亦可召署属吏，然而县吏人仕，一般仍要经由州郡，故州郡辟除里面实际上已经包含着县之召署了。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就辟除之制的发展来看，两汉的情况还不尽相同。西汉之权以丞相为最大。据《汉书·田蚣传》载，蚣居相位时，“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以至武帝竟对他说：“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当时丞相除了署置除吏之外，且可大开客馆以招四方之士，公孙弘拜相后“开东阁，营客馆”即其例证。至东汉以后，相权大大削弱，正如仲长统所言：“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不过，社会上辟除人仕的风气明显较西汉更加盛行，什么“九辟公府”“四府并命”“五府俱辟”的史实俯拾皆是。这无疑是东汉以来豪族地主势力大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用人之权更多地转移到私人之手，自然有损于中央集权制度。东汉末年分裂割据局面的酿成，与此不无关系。
征辟，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选官制度，在两汉时期是察举制的补充措施。征辟，可以为统治者搜罗一批被察举所遗漏的人才，同时公府州郡的试用也可以检验被辟除者是否真正具备才干，以保证选官的质量。但是，这不过是某种良好的意愿而已。正如察举制一样，征辟（尤其是辟除）也与吏治好坏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两汉时，被辟除者尚算国家官吏，而东汉中后期，公卿牧守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纷纷利用手中的辟除之权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也不得不投靠权势。正如《东汉会要·选举》中所说：“名公巨卿，以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秉为重。”被辟除者对辟主感恩戴德，辟主则利用被辟除者扩大个人政治力量；辟主成了被辟除者的主人，被辟除者则变成唯辟主之命是从的私属。于是，逐渐发展成类似君臣关系的集团，促成地方势力的极度膨胀，从而为分裂割据培植了温床，进而导致了东汉末年中央集权力量的四分五裂。
任子
“任”，注家一般释为“保任”。“任子”，即“子弟以父兄任为郎”或“大臣任举其子弟为官”之意。这里，“任”就是“保任”和“任举”之意。颜师古注《汉书·哀帝纪》除任子令时说：“任者，保也。”“任子”，即高级官吏可以保任其子弟为官。任子制就是依靠前辈的官位（地位）、功劳保任后代为官的制度。这是一种任人唯亲的选官制度，不分贤愚，不论德才，只要父祖达到一定的官品就可入仕。
任子制度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是世袭制的残留。作为古代选官方式之一，它在官吏制度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它使官僚子弟不按才学、能力，仅凭借门第和父兄的职位跻身于政治舞台。以“任子”入仕，是做官的终南捷径。
任子的发展
封建制度确立后，职官世袭制已瓦解，但新兴地主阶级出于其阶级本质，也希望永远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正如秦始皇幻想他的子孙永远为帝一样，官僚阶层亦渴望世代为官。西汉时，由于官吏制度还不成熟，选官制度不尽完善，“任子”作为一种选官方法应运而生。封建社会初期，它在选官制度中占相当的比重。随着选官范围的扩大和选官制度的完善，任子选官又成为保护地主阶级既得利益和维系统治集团内部稳定的手段，使这种无益于人才选拔的做法为后世沿用，并与古代官制和整个封建制度相始终。
秦是否有任子制，史无明文，但从有关记载分析，应该是“汉承秦制”。首先，郎官制度是从秦开始的，而史籍中又有吕不韦任李斯为郎的记载。据此，官吏“任子”是完全有可能的。其次，云梦秦简中有关于“葆子”的记载。
《司空律》规定：“葆子以上居赎刑以上到赎死，居于官府，皆勿将司。”
《法律答问》：“葆子以上，未狱而死若已葬，而（甫）告之，亦不当听治，勿收，皆如家罪。”
又：“葆子狱未断而诬告人，其罪当刑为隶臣，勿刑，行其耐，有（又）（系）城旦六岁。”
这里，葆子犯了罪不同于其他罪犯，享有一定的特权。此种“葆子”疑即为“任子”。
从秦简中这些记载来看，可以推知秦官吏是可以保任其子弟为官的。
在汉代，任子一般首先保任为郎官，但也有不尽为郎的。
西汉初年，功臣、高级官员子弟一则可以继承其父爵位，二则年纪尚小，不存在任官问题，故汉初很少有“任子”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子弟逐渐长大，而且越来越多，于是就开始了任子弟为郎这一条途径。《汉书·袁盎传》载：“孝文即位，盎兄哙任盎为郎中。（如淳曰：‘盎为兄所保任，故得为郎中也。’）”以后任子弟即成为通制。
东汉时又推及祖孙，如黄琼为司徒，琬以公孙拜童子郎。除此之外，还有“以族父任”、“以宗家任”乃至以姊任者。如《后汉书·侯霸传》云：“族父渊……元帝时，佐石显等领中书，号曰大常侍。成帝时，任霸为太子舍人。”此即以族父任。
《汉书·宁成传》云：“周阳由其父赵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阳（师古曰：封为周阳侯），故因氏焉（师古曰：遂改赵姓而为周阳也），由以宗家任为郎。”此即所谓以宗家任。
《汉书·义纵传》云：“纵有姊，以医幸王太后（师古曰：武帝母）。太后问：‘有子、兄、弟为官者乎？’姊曰：‘有弟为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义姁弟纵为中郎，补上党郡中令。”这是以姊任为郎。
两汉时期，任子制日益发展，东汉时尤盛，无论保任者还是保任的对象都在不断扩大。对象除了上述子、弟、孙等等之外，又扩大到了“门从”，如顺帝即位，“除（邓）兄弟子及门从十二人悉为郎中”。保任者，则不仅现任官吏的子弟可以得官，死亡的官吏也可以任子，如《后汉书·刘茂传》载：“朝廷愍（严）授等（死）节，诏书褒叹，厚加赏赐，各除子一人为郎中。”更有本非官吏，因有义行也可荫其子弟得官者，如《后汉书·索卢放传》载：“（索卢放有义行），除子为太子中庶子。”宦官亦可保任其子弟为官，如《后汉书·杨秉传》载：桓帝延熹年间，“宦官方炽任人（注：任，谓保任）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有时且由诏令特除，如《后汉书·安帝纪》载，安帝建光元年二月诏：“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各一人为郎、舍人。”《后汉书·献帝纪》载，献帝中平六年九月“赐公卿以下至黄门侍郎家一人为郎，以补宦官所领诸署，侍于殿上”。
汉代任子制是官僚子弟做官的重要途径。最初，保任多数为郎官，或者与郎类似的太子洗马、庶子、舍人等官。如苏武、王骏、陈咸、张安世、冯立皆以父任为郎，爰盎、杨恽、霍光均以兄任为郎，皆以郎官步人仕途，然后再迁升为朝廷大官；类似郎官者如：汲黯以父任为太子洗马，冯野王以父任为太子中庶子，董贤以父任为太子舍人，萧育以父任为太子庶子，史丹9男皆以丹任并为侍中诸曹，伏湛以父任为博士弟子；还有为其他官吏者，如辛庆忌以父任为右校丞，杜延年以三公子补军司空等等。
还需一提的是：东汉时期在任子制下，宦官子弟也乘势居官掌权，胡作非为。顺帝阳嘉四年（135），朝廷竟公然规定，允许“中官得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汉代旧制本是“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执”、“中官子弟不得为牧人职”。但是，到了东汉桓帝时，已是“宦官方炽，任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竞为贪淫，朝野嗟怨”。这对于导致东汉末年宦官秉权操政的局面自然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任子制到唐以后称“门荫制度”。《通考·选举七》云：“任子法始于汉，而其法尤备于唐。汉唐史列传中凡以门荫入仕者，皆备言之。”这说明唐代的门荫制度已经十分完备。
明清时期实行的荫叙制实际上就是任子制，它只用于官僚子弟，尤其适用于三、四品以上的高级官宦子弟。
任子的条件
在通常情况下，一般是任子弟1人。《汉书·哀帝纪》注引应劭曰：“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相当于郡太守一级）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这就从制度上规定了任子的条件及名额限制。但是，从事实上看，保任多人者也不少。例如：《汉书·苏武传》载，西汉时，苏武“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汉书·冯奉世传》载，冯奉世之子野王“少以父任为太子中庶子”，立“以父任为郎”；《汉书·韩延寿传》载，韩延寿“三子皆为郎吏”；史丹“九子皆以丹任为侍中诸曹”。东汉亦如此，如《后汉书·冯鲂传》载，冯石“为安帝所宠……拜子世为黄门侍郎，世弟二人皆为郎中”。由此可见，保任2人、3人乃至多人者也不少。
东汉时任子制度略同西汉，所特殊的是允许宦官任子。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斗争激烈，在双方势力的消长变化中，宦官为保全地位和利益，亦效仿官僚阶级，让子孙袭官。宦官本无后，只能“认子”，先“认子”后“任子”。宦官势力强大时，阿谀之辈纷纷认阉作父，以谋职权，其数量之大，如史书所载：“宦官方炽，任及子弟为官布满州县。”
魏晋南北朝时，由于门阀政治占统治地位，从制度上就可使望族子弟世代为官，世袭制的残余远比任子制浓厚。
唐代，科举制的实行瓦解了门阀政治，却使任子制得以复苏。这时选官途径大为扩展，许多有才之人不分门第高下，都可通过各种考试取得名位，那种能使既无才学又想做官的官僚子弟承袭父业的任子制遂成为朝廷的一种恩典，通过荫庇子孙的方式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目的益加鲜明。唐代从制度上对任子作出详细的规定：“凡用荫，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从七品上；从三品子，从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从四品子，‘一人得道，鸡夭升天’正八品下；正五品子，从八品上；从五品及国公子，从八品下。”这是一种按品降荫的方法，保证了五品以上大员可享受任子的特权。
宋代任子制畸形发展。从《宋史·职官志》可以看出，为官无论大小均有恩荫特权。恩荫的范围有子、孙、期亲、异姓亲、门客等，大大突破了，任“子”的限制。恩荫的数额：宰相10人，执政8人，侍从6人，中散、至中、朝仪大夫3人。如遇高官去世则恩荫数额更多，如太尉“王旦卒，禄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数十人”。恩荫的名曰：大凡新皇登位、祭祀、大典、逢年过节都是朝廷恩荫百官子弟的好时机。宋代任子多为郎官，虽是散官，但因数量之多，也是造成冗官冗员的直接因素。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南宋绍兴年间，一次皇帝亲祠之岁便任子4000余人，数量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宋代任子制已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宋之滥者。”
元代任子如唐制，承荫人按父祖官品高下定荫官的晶级。据《新元史·百官制》记载：正一品子荫正五品，从一品子荫从五品，等而下之，至从五品子荫从九品，正六品至从七晶子则分荫上、中、下钱谷官。在这个前提下，元代任子还有血统顺序和民族区别，血统顺序是以嫡系、长系为主，孙比子低一等，曾孙比孙低一等，婢生子及旁荫亦按规定降一等；民族区别是，色目人比汉人优一等荫叙。
明朝任子制初承元制，明叫“荫叙”。“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荫一予以世其禄，后乃渐为限制，在京三品以上，考满著绩方得请荫。”所荫之人为国子监生，称为“官生”。如遇特恩，不限官品也可荫子人监，称为“恩生”。据《明会要·选举二》记载：到洪武十六年（1383）任子范围又有所扩大且成为固定的制度，“正一品子，正五品用；从一品子，从五品用；递降至从五品子，从九品用；正六品至从七品子分荫上、中、下三等未人流职内叙用”。为体恤忠臣、功臣，还规定“文武官死于忠谏者，一子人监”，“守土死节，皆得荫子”，“凡储闱辅导及死于王事者，不限官品，皆得议荫”。但是，在补荫方面亦有一定限制，如荫子未仕而死，许补荫，但只许补一人，如已补而又故者，不许再补。
明代的荫叙有两点比较明确：一是受荫封的子弟官晶不能高；二是文官职务不能世袭。这多少还算是对任子的约束。
清代任子均从恩，叫“荫生”，有“难荫”“恩荫”“特荫”3种形式。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难荫”始于清初，“官员殁于王事者，依应升品级赠衔，并荫一子人监读书，期满候选”。雍正年间规定，官员因公出差，在大洋、大江、黄河、洞庭湖、洪泽湖遭风遇难者，应升品级荫赠；在内洋、内河漂殁者，减等荫赠。光绪朝规定，现任官员如遇贼殉难或在军营病故，可升阶升衔赠给实官补荫或依现任官荫赠。“恩荫”，实际上是任子之常制。顺治年间，“恩诏满汉文官，在京四品，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各送一子入国子监读书，学习期满根据父辈的品级分别授予官职；护军统领、副都统、何恩哈尼哈著、侍郎、学士以上之子为荫生，余为监子”。乾隆年间规定对得“恩荫”者行考试之法，如文理通者，交部引见，荒谬者发回原籍读书，3年后再试。“特荫”，就是明朝的“恩荫”。乾隆三年（1738）规定：“皇考酬庸念旧，立贤良祠于京师。凡我朝宣劳辅治完全名节之臣，永享吥祀，垂誉无穷。其子孙登仕籍者固多，或有不能自振，渐就零落者，朕甚悯焉。其旁求贤良子孙无仕宦者，或品级卑微者，各都统、督抚择其嫡裔品行才质可造就者，送部引见加恩。”可见，荫生是根据特定的政治需要，为一些名臣勋卿的后裔封官表恩，它的对象是“宣劳辅治，完全名节之臣”的子孙。
关于荫生的授官，《荫生授官例》规定：公、侯、伯一品官荫生以部院衙门五品缺用；二品官荫生以六品缺用；三品官萌生以七品缺用；四品官前生以八品缺用。雍正三年的《考试之法》规定：令萌生到部年20以上者，奏请考试引见。乾隆十一年规定：定考试以古论及时务策，凡文理优通者，交部引见；荒谬者则发回原籍读书，3年再试。光绪三十一年，下令免除汉荫生考试如满员的规定。此例一开，各贵族官员均由后裔继官；尤其是八旗子弟，皆因先祖的功勋地位而轻易得官。这一特权培养了一大批纨绔官僚，同时又为清朝吏治败坏埋下了祸根。
总之，任子制不断扩大，实行此种“不以德选”、完全由父兄荫庇而得官的制度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官僚新贵的既得利益和特权。两汉时期许多人由此踏上仕途，多数人无真才实学和相应的能力，但也产生过苏武、刘向、霍去病等名垂青史的优秀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