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子的弊病
任子制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副产品，它以官吏的职品为纽带，联结着世代相传的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它虽是选官制度的一项内容，可使大量的官僚子弟进身于统治集团，但由于不经考试、选拔，仅凭门第出身就可为官，使其具有强烈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它最大的特点是“不以德选”，以无德之人执掌权力，对国、对民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一，任子制度使大量庸人成为国家管理人员，严重影响政权效能的发挥。封建社会前期，选官途径狭窄，通过任子虽产生了一些优秀人物，但由此登上政治舞台的多是庸碌之辈。早在任子初行之时，一些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它的弊端。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曾指出：“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未必贤也。”汉宣帝时王吉进一步指出：“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骜，不通古今，至于积功治人，无益于民。”他建议选拔官吏“宜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封建社会中后期，在各种选官方法并行的情况下，只有纨绔子弟才将人仕希望寄予任子，一些有真才实学的官僚子弟也视任子出身为耻，宁可以考试谋官从政。如《宋史·李昉传》载，宋代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谔“七岁能属文，耻以父任得官，独由乡举，第进土，授校书郎”。通过任子得官，无助于国家政权职能的有效发挥，这种人越多，政权职能就越弱。
其二，任子制度严重阻碍有才之士的晋升。古代官员定额是有数量的，最多的朝代不过几万人，在数额限制下，无能之辈增加，有才之士就相对减少。世代均行任子之制，占据了官员数额的相当比例，就会使德才兼备之人无用武之地。若一官仅荫一子，数量已经不少。宋代一官竟可荫数十人。无怪宋高宗时的中书舍人赵思诚感叹道：“孤寒之士，名在选部，皆待数年之缺，大率十年不得一任。今亲祠之岁，任子约四千人，是十年之后，增万二千员。科举取士不与焉，将见寒士三十年不得调者矣。”通过任子可一蹴而就，而科举入仕者几十年不得升迁，作用也得不到发挥。政治上极端的不平衡，不仅破坏了正常的人事制度，而且给“孤寒之士”造成的心理负担势必影响统治集团的内部稳定。
其三，任子制度增加了大量的冗官冗员，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的困难。在生产规模较小的古代，官吏俸禄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官俸的作用在于使国家管理者无后顾之忧地尽心职守、努力从公。通过任子得官者无功受禄，国家在他们身上支出大量经费却起不到优贤奖功的作用，纯属无端耗资。宋朝司马光曾讲：“国家爵禄本待贤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无故受官诚为太滥。”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割记·宋恩荫之滥》中也尖锐指出：任子制“乃至如此猥滥，非惟开悻进之门，亦徒耗无穷之经费，竭民力以养冗员，岂国家长计哉”。因此，这种“不以德选”仅凭出身的至劣选官方法是古代官制中腐朽方面的集中表现。
赀纳
“赀”为“赀选”，“纳”为“捐纳”，二者都是古代选官的特殊方式。
“赀”同“资”，财产之意，“赀选”即凭借资财选入为官。“捐纳”即“捐钱纳粟”，即用钱财换取官职。二者内容大略相同，共同的特点就是不以“才”而以“财”取官。中国古代各朝在大灾、大疫、战争时期及国家财政困难时，都行以官换钱之法，聚敛财富。
赀纳的方法
以资财为官，始于秦汉，终于清代，同整个封建社会相始终。
秦代行军功爵制，有爵就有做官的可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政四年（前243）时，秦国因蝗灾造成大疫、大饥，为救急，遂命“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这其实已开纳赀取官之先河。
汉初也有赀选的记载：
文帝时，依晁错建议，“令民人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以资财得官，文景之时已有明确记载，如：《汉书·张释之传》载，著名富商大贾张释之“以赀为骑郎，事文帝”；《汉书·司马相如传》载，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汉书·黄霸传》载，黄霸“武帝末以待诏人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坐同产有罪劾免。后复人谷黎郡，补左冯翔二百石卒史”。当时赀算10万钱才可得官，景帝曾降低国赀算的标准，曰：“有市籍者不得人宦，无赀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赀算四（四万）得官。”
到武帝时期，干戈日滋，财力衰耗，以资产得官之途在此时期最为泛滥。徐天麟之《西汉会要》卷四十五记云：“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财赂衰耗而不赡，人物者补官，选举陵迟，廉耻相冒，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后，府库益虚，乃募民能人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乃入羊为郎，始于此。其后四年元朔五年，（前124，《汉书·武帝纪》作元朔六年），置赏官，命曰‘武功爵’，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元狩四年）除故盐铁官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元鼎二年）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元鼎三年）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召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命曰‘株送徒’，人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
按纳赀为官，虽为选官与入仕之一途，但最初并不为人所重视，只不过借此谋得一种冗散的位置或较低的吏职，作为升迁的阶梯而已。如张释之以赀为郎，10年不得调，无所知名，至欲自免归。黄霸以人财为官，左冯翔不署右职（师古曰：右职，高职也）。这就是说，以资财为官，是被人瞧不起的。此亦可见当时仕途风气之一斑。所以，西汉一代，除了武帝时期因连年战争财政困难而不得不采取人物补官的临时应急措施之外，选官尚未过滥。这时以纳资取官和东汉末公开卖官在程度上还有很大区别。
东汉前期，由于统治者重视整饬吏治，提倡气节，公开卖官的事例尚不多见。至桓帝延熹四年始公开计金卖官，“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土、五大夫钱各有差”。灵帝时更是把卖官钱作为重要的私人财政收入。光和元年（178），“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人钱各有差。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灵帝时卖官之滥是空前的，但是在当时也遭蓟不少正直之士的反对和抵制。下面几个事例可以说明这种情况。
“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先是段颖、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以先输货财而后登公位。（崔）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旁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美）邪！’烈于是声誉衰减。久之不自安，从容问其子钧曰：‘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钧曰：‘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而今登位，天下失望。’烈曰：‘何为然也？’钧曰：‘论者嫌其铜臭。’”
“灵帝欲以（羊）续为太尉。时拜三公者，皆输东园礼钱千万，令中使督之，名为左驺。其所之往，辄迎致礼敬，厚加赠赂。续乃坐使人于单席，举组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资，唯斯而已！’左驺白之，帝不悦，以此故不登公位。”
“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宫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有钱不毕者，或至自杀。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时巨鹿太守河南司马直新除，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直被诏怅然曰：‘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辞疾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世之失、古今祸败之戒，即吞药自杀。”
从以上诸例可见灵帝时卖官、买官已成为一种官场风气。公卿是国家高级官吏，一些有名望的官僚，类似段颍、崔烈等素有功勋名望的官僚，欲得为三公，犹须出钱买官，这是政治腐败之极的表现。类似羊续、司马直等人宁愿丢掉乌纱帽、甚至自杀，也不愿同流合污者，究竟为数不多。汉末吏治的败坏，可想而知。
金座足北魏明帝时，因初承丧乱，仓廪告罄，也曾出卖爵位，“输粟八千石赏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还规定僧人输粟也可授官。
唐初为增加行政经费，让各州主管公廨钱的捉钱令史用公家钱做资本进行市场交易，如每月可交纳4000钱的利息，满1年可授职太学高第。后因大臣褚遂良上言，认为全国600多个捉钱令史“苟得无耻，不可使其居职”，唐太宗遂罢法了这个可用公钱换取公职的职置。唐宪宗元和年间，又行纳粟任官法，规定“钠粟五百石者放优出身……一千石者无官便授解褐官，有官者以资授官”。
宋朝初年，纳粟授官只用于赎刑，与任官不相干。神宗时才行纳粟补官法，“熙宁元年（1068）诏给将作监主簿、斋郎、助教牒，募民实粟于边”。宋高宗时，用税收作为补官的标准，收谷700石补进义副尉，至4000石可补进武校尉。
元朝政治腐败，吏治不清，卖官鬻爵的风气比前代更为盛行。天历三年（1330），河南、陕西等处饥荒，中书省议定：“江南、陕西、河南等处富贵之家，愿纳粟补官者，验粮数等第，从纳粟人运至被灾处所，随即出给勘合朱钞，实授茶盐流官，咨申省部除授。”官品高低视不同地区纳粟多寡而定。同时还规定：凡钱谷官隶行省者，由行省诠注；腹里省者，由吏部注拟，考满依例升转。若无粟愿折纳价钞者，则以中统钞为标准。江南3省每石折价40两，陕西每石80两，河南并腹里每石60两。纳粟补官制度的推行，更促使官吏利用职权贪赃枉法，造成法纪腐败、天怒人怨。
明朝景泰年间，边事纷乱，为增加军费，遂开明朝以资财得官的先例，“军民输纳者给冠带，官吏罪废者输草于边得复职”。英宗天顺年间，因山东大饥，又开纳粟之例，富民可得散官。明朝还可以捐纳国子监的贡生、监生出身，即生员纳马、纳粟入监，初时控制较严，后来则越行越滥。《明会要》卷四十九记述：“我朝宣德以前，科员之途人太学者，犹须精择，至于景泰时，始生员纳粟、纳马人监之例，然是时多不过八九百人。（成化）二十年，山、陕大饥，民相食，大臣以救荒无策，不得已又令纳粟人监，限年余即止，时人监者已至六七千人。正德以后，纳银之途益广，世宗人继大统，诏严止之。嘉靖四年，又复暂开。近太仆缺马，户部缺边费，开例益溢，市井恒人，皆得借俊秀名目输粟人监。”用资财捐出身，是明朝的一大特点。
清代“捐纳”的名目是“吘罗异途人才，补科目所不及”，实质上还是因国力困乏，用此补财政经费之不足。据《清史稿·选举志》载，文官捐纳因康熙十三年（1674）“用兵三藩，军需孔亟，暂开事例”，康熙十六年后停止。3年内收银200余万两，知县捐至500余人。雍正年间因水灾、运米等事又开捐例，文武官均可由捐而得。至乾隆年间，文官可捐至道、府、郎中，武官均可捐至参将。当时捐一个道员定价16400两银，捐一个知府13200两。各种出身也可捐纳获得，捐银200两可获得生员出身，纳银108两可进入国子监读书。乾隆末年始颁诏停止捐纳，诏曰：“前因军需河工，支用浩繁，暂开事例，原属一时权宜，迄今二十余年，府库充盈，并不因停捐稍形支绌，可见捐列竟当不必举行，不特慎重名器，亦以嘉惠上林，我子孙当永以为法。倘有以开捐请者，即为言利之臣，当斥而勿用。”清代对捐纳官任职在任期和范围上都有一定限制，期满即算用毕，其缺再用科举出身之人，并不许在吏部、礼部等重要部门任职。道光年间，曾允许纳资授予副榜举人出身，后因遭到激烈反对，也被迫停止。
捐纳可以捐银、粮，也可以捐草料、牛马、骆驼，标价因时而异。例如：在嘉庆三年（1798），捐一个知县要用5090两银，而在光绪末年只用990两。清初的捐纳始于康熙十三、十四年间。因为清军三征噶尔丹、平三藩叛乱，军费支出浩巨，故靠捐纳以补财政之不足，但3年捐知县500余人，不过得银200万两，不久便停止了。当时的捐纳仅限于监生或贡生，即可取得一个参加乡试或会试的资格，并非取得实权官。到乾嘉年间，捐纳已演变成为一种入仕的手段。咸丰以后大开捐例，社会上有约50%的生员资格者都是靠捐纳而得。到光绪时期，捐官更为便宜，捐纳之风泛滥。清朝虽然规定捐京官以郎中为限，外官以道员为限，但实际上是无官不可捐纳、无人不能捐纳，终于使清代成为买官鬻爵的高峰时代。清代乾嘉以后的仕风、吏治败坏的祸乱，也是由于捐纳招致。明末年崇祯就说过：“有资即可官，才品俱在勿论。”而清代捐纳比明代更精、更烂。赀纳的对象有地主、商人，也有官吏；所得职位有散职，有爵位，有实职不等，还可捐纳出身；赀纳的名目繁多，所需钱物数额及所得职位不尽相同。各代赀纳都不是常制，只是急用钱物时才开此例。
赀纳的利弊
赀选、捐纳是古代选官的一种特殊方式。它以财富为基础，以实物为交换条件，开辟了使地主、商人跻身政治舞台的捷径，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特别是在国家遇到灾害和进行战争时可用来解决财政经费之不足，也是封建政府聚敛社会财富的一种手段。但是，由于中国古代历来有轻商重士的思想，赀纳的做法也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历代政府（除东汉外）对赀纳选官者一般不给以高官、重职，以免矛盾、纷争加剧。许多有识之士也曾纷纷指出赀纳的弊端。
西汉张程之以赀为郎，10年不得调官；司马相如谢病免归成都，家徒四壁。尽管如此，董仲舒仍认为“选郎吏又以富资，未必贤也”。西汉大臣贡禹也讲：“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贪，盗贼并起，亡命者众。”西汉是赀纳初创之期，但从一开始这种做法就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指责。东汉时期，许多正直的官吏都反对和抵制卖官政策，前面提到的崔实、羊续，宁愿不做太尉，也不同流合污。举动最甚的是司马直，以死表示自身清白，反抗腐败政治。
由于以赀财选官既影响士大夫清名，又占去大量官位，士大夫阶层深感不平。他们认为：“农工商贩之徒，不较贤愚，惟财是授，骄亲戚，纨乡里，长非分之心。”最典型的是因明朝景泰年间允许纳粟者世袭武职，引起了靠打仗得官者的强烈不满。给事中曹凯在上书中表达了他们的心声：“近例输豆四千可以上授指挥，彼受禄十年，费已偿矣，复今之世袭，是以生民膏血养无功子孙，而彼取息长无穷也。有功者必相谓言，我以捐躯获此，彼以输豆获此，是朝廷适以我躯命等于荏菽，其谁不解体。”充任官职应以功才是尚，使输豆之人享受同等待遇，不仅不能治事，反而引出许多纷争和矛盾。
赀纳为官必用钱财，其数量之大势必引起地主搜刮、商人豪夺和官吏贪污，给普通百姓增加负担，同时造成吏治败坏。捐纳者不少为钻营之徒、贪婪之辈。有的先借钱买官，当官后拼命搜刮百姓，成了暴发沪；有的是数人集资买官，一人赴任，众人随同得利。更有甚者，捐纳官唯利是图，朝捐于官，夕害于民，捐输十百，取偿千万，而且贿赂、贪污成风，使得严肃的职官选举成了一场卑劣的金钱交易。捐纳人员的大批流入，使正途候选官员壅滞待命。捐纳官常常出钱捐先用、即用、先先用，捐纳一途就要统压三班，使有的进士等候10余年不能分配，举人等候30余年无官可授，使春秋韶华之年白白流逝。另外，捐纳严重破坏了国家财政。捐纳的目的是为解决国家财政窘迫，而官吏营私舞弊，“所捐银两归于朝廷者少，而归于私囊者多”，使得开捐愈勤则吏治愈坏，贪官愈多则百姓愈苦，国家财政也日益困难。捐纳可谓是地道的“以乱召乱之道”。清朝人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痛陈了捐纳过多和吏治败坏二者恶性循环致使国家混乱的状况。他说：“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世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招乱之道。”这句话，是对捐纳、赀纳选官最中肯的评价。
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据《资治通鉴》记载，其主要内容为：“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朝廷在地方州郡设置中正官，由地方的中正官主持当地士人的评定，将所评定的人分成9个等级，即9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由朝廷依等次选授官职。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选拔官吏的主要制度。
九品中正制的创立
九品中正制起始于黄初元年（220），至隋开皇七年（587）被废除，沿用三四百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流行的选官制度，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汉后期，皇室衰微，政局不稳，朝廷内部外戚和宦官两个集团争权，又爆发了黄巾起义，接着是封建军事集团间的连年混战。随着世家豪族势力的膨胀，察举大权已被地方名士所控制，察举征辟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客观上要求创立新的选士办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有志于恢复统一帝国的曹操实行了一条“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他迎汉献帝定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设法招揽能够安邦定国的干练人才。他一改旧制，把才能学识作为选用人才的最主要标准。曹操从建安八年至二十二年（203～217）的15年中，先后颁布过4次《求贤令》，令中列举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土，诸如出身贱人的伊挚、傅说，出身县吏的萧何、曹参，盗嫂受金的陈平，屈人胯下的韩信以及母死不归的吴起等，说他们尽管有负辱之名或耻笑之行，但由于有过人的才能，并得到知人者的推荐和明君的信任，“卒能成就王业，声施千载”。令中还说：自古以来，凡是开国的和使国家振兴的君主，何曾不是依靠有才德的贤能之士呢？要得到这些贤士能人，不亲自到闾巷去寻访，难道能在大街上偶尔碰上吗？有才德的谋士天下是不少的，只是居于高位的君主们不愿去访求他们罢了。现在天下还未安定，正是急需求贤用人的时候，希望大家帮助我举荐出身微贱的贤能之士。只要有才于，就推荐上来，我就任用他们。曹操这种不拘一格的用人度量、大胆革新的措施，为新的选土制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献帝延康元年（220）正月，曹操去世，子曹丕继为魏王，曹丕要保持其父留下的“基业”，并进而篡汉称帝，急需争取地主阶级的支持，丽这时三国鼎立大局已成，北方社会比较安定，建立一套适应新历史条件下的选举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九品中正法最先是吏部尚书陈群创议的，延康元年春被曹丕采纳实行，其后逐步完备，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选任制度。它是察举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式。据《通典·选举典》载：“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各郡置中正，中正由各郡长官推举“德充才盛”、在京任官的本籍人兼任，由司徒选定任命，负责郡间的人才品评。
西晋建立以后，为了取得门阀官僚的支持，又设立州大中正，大中正的任命直接由朝中司徒掌握。《晋书。刘毅传》载：“置州郡者，取州里请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不谓一人之身，了一州人才，一人不审便坐之。”西晋统治者本欲以此反对地方郡姓操纵选举，不料却给世族垄断选举开了绿灯，使九品中正制逐渐走向为巩固和发展门阀势力服务。正如《晋书·卫玠传》所言：“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请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以劝踺犹有乡论余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这里所讲的“计资定品”和“以居位为贵，显然是说九品中正制到晋朝已经完全代表了门阀世族的利益。南朝宋齐间，随着庶族地主力量的壮大，重新恢复孝廉和茂才的选举。北朝周武帝时也罢门资之制，九品中正制日渐受到冲击。隋朝建立后，于开皇七年（587）便明令废除九晶中正制，不久即以科举制取而代之。”
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方法
九品中正制包括3个组成部分：一是机构设置，即郡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中央有司徒正，任官有吏部尚书；二是以九晶评定人物；三是以品授官，授官时主要依据品第，品高则官高，品低则官低。
九品中正制的选官事宜主要由各级中正官主持，因此各级中正官在这一选官制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中正官的选任务有不同。曹魏时，各州郡的中正官一般由州郡长官推举，“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两晋时，则须由朝廷中的司徒选授各州郡的中正；郡的中正也可由州中正推举，报请司徒批准。
各州郡的中正一般都是由现任官员出任的，而且其品第相当高，基本上都是由二品担任，偶尔也以三晶充任，因为只有中正的品第高，才有资格去品评他人。各地中正多由本地人担任，因其熟悉当地土人情况，便于标定品级。
中正官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向朝廷提供本籍土人的资料有3项：一是家世，称作“簿阀”或“簿世”。家世的尊卑与品第的高低必须相符。凡一贯望族其品必高，寒门庶族其品必卑。若祖父不是官吏，则很难人品选。正因为重门第家世，谱牒成为专门学问。二是状，即士人道德才能的总评语。《晋书·刘颜传》云：“名状以当才为清，品辈以得实为平。”北魏肃宗时，吏部尚书崔亮对此评论说：“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书，尚书据状，量人授职，此乃与天下群贤共爵人也。”可见状是吏部授职的依据之一。三是品，即参考家世、状评定的品第，共分为9等。但是，这里的品并不是官品，而是指乡品，即基层评定意见。一旦求得了乡品，也就取得了人仕的资格。对于乡品，每3年调整一次，“其有言行修者，则升进之，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称作“清定”。《晋书·石季龙载记上》载石虎诏曰：“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斯则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可见，“三年一清定”已成制度。
隋三省六部制简表最后，中正官将晶第士人的有关材料造成表册，送交司徒府，以供吏部选官参考。通常是官位尊卑与品第高低必须相符，即上品者任高官，下品者任卑职。升官要同时升品，而降品即等于免官。应该指出，中正评定人物优劣的“九品”与表示职官品秩高下的“九品”是两码事。前者指的是“人品”，后者指的是“官品”。例如：晋代县令的最高品秩是六品，而担任六品县令的人，其中正品第则为三品（个别有以中正四品者担任的）。
魏晋时期，负责选任官吏的官员有内外官之分。《通典·选举二》载：“晋依魏氏九晶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若吏部选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员。”吏部需要选用官吏，则由州郡中正负责推荐，将各品第人物的详细情况上报吏部，由吏部授予职务。
中正的主要任务是评定人物，还有委任州主簿以及其他州属官的权力。“大中正选州里才业兼主簿、从事迎刺史。”
九品中正制的官职任用
九品中正制的任用是依据中正官所评定的品第，分别授予不同的官职。
9个品级中，上上为第一品，但一般没有人被评为“上上品”，所以实际上只有8个品级，而“上中”就成了第一等品级。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把这实际上的8品级分为上、下2等，以“上中”即二品为上等、上品，其余都是下品，也称“卑品”；有时也偶尔把三品即“上下”归入上品。
魏晋南北朝的品第并非只是一种褒贬的虚名，它与人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般情况下，品第与官职相互吻合，品第高则职位高，品第低则职务低，降晶就要降官或免去官职。
二品为上品，所授职务与三品以下完全不同。根据有关两晋的史料，凡俸禄在2000石以上的官，其品第必须是二品。这就是说，州郡长官一般都是二品。上品士人的政治特权不仅表现在仕途上，同时也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例如：二品士人有资格参与选举中正官，司徒任命中正时也要听取上品士人的意见。
三品至九品皆为下晶，但各级仕进也各不同。就一般情况看，三品至五品可充任县令一级的官职；其余各品士人或任州县小吏，或为公府掾属，地位既低，又很难升迁。下品士人升迁官职也不乏其例，但升了官必须同时升品，魏晋时下品升为上品尚非易事，南朝时则已绝无仅有了。因此，下品士人欲仕途通达，只有从军立功一条路。
九品中正制将人分为9等，以为授职的依据，但在选授官吏时则还需要一些具体的途径才能实现，这些途径基本沿用两汉察举、征辟等方法。这时期的察举一般只有孝廉、秀才两科，南朝时增多了明经科，而且不用考试对策。这时的察举一般都依照已经评定好了的品级予以推荐，被察举的基本上属于上品，他们凭借着品级门第高而获得官职。被征召的也多为上品士人，下品之士则与之无缘，只能辟除为公府或州郡官府内的小官小吏。
吏道
吏道是历代下级文官的一个重要来源。西周戈以下的官府办事人员和贵族家臣极少有升迁的机会。战国以后，高级官员的家臣或僚属经过他人推荐或自荐，升迁比较容易，是许多士人入仕的重要途径。从大官僚属中选拔官员，一般称“吏道”。这种情况在汉代尤为常见，如“王吉以郡吏举孝廉为郎”，“尹齐以刀笔吏稍迁至御史”。东汉“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掌握朝政大权的藩王或大臣，其幕府称为“霸府”。一旦夺得皇位以后，其僚属都转化为国家重要官员。
隋代自九品至一品官称为“流内”，不入九品的职官称“流外”。唐宋沿袭此制。经过考铨，流外可以递升流内，称为“入流”。节度使的幕僚，经过举荐，也可以变为国家的正式官员。
宋代胥吏人数既多，其势亦强。由于皇权的高度集中，政事的处理，长官不能自行裁决，而只得依照成例。对成例最熟悉的，莫过于吏，因此长官常常受制于吏。吏是入仕的重要途径之一。元代的吏有掾史、令史、书写、铨写、书吏、典吏等名目，一些较高级官员多出身于吏。
明代选官三途并用，吏员是三途之一，规定“外府、外卫、盐运司首领官，中外杂职入流、未入流官，由吏员、承差等选”。藩（指布政使）、臬（指按察使）、府、州、县吏员任主官自辟，由掾史达显贵的不乏其人。
清代吏员升迁较难，须服役5年才能议叙。吏员考职，一等用正八品经历，二等用正九品主簿，三、四等用从九品、末流。因吏员品秩卑微，升迁又难，所以一般士人皆不屑于吏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