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是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旋律？面对一幅多文明、多色彩的新的世界蓝图，如何确定中华文明的坐标，如何选择我们未来的方向与道路？这也许是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和责任感的中国人都不由自主会关注的问题。
由于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超过了其他文明，以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少中外学者都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把工业化、信息化等现代科技进步看作西方文明的必然产物。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寻求真理，甚至抛弃本民族的传统，从制度到生活方式上全面模仿西方。然而，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告诉我们，西方文化同样存在着自己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例如由于祟尚征服与战争造成的信仰与人道危机，由于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引起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抗，由于工业化和过度开发带来的环境危机与资源危机，由于工具理性、物质主义盛行带来的价值危机，由于非理性与欲望的张扬和对现代性的质疑带来的理性精神的危机，由于对经典艺术范式的颠覆带来的消费文化的泛滥……正因为此，20世纪西方相继兴起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都举起了反传统和批判主流文化价值的旗帜。相反我们看到，东方文明中也存在着推动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人们从20世纪后期东亚经济的崛起中看到的儒家精神的驱动便是一例。由此可见，文化的多元化及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通便已成为全球化必然的趋势。于是，文化之间的对比与互动开始成为人文社科领域关注的一个焦点。
自有文明以来，人类曾经历过各种形式的文明间的碰撞与交流。从丝绸之路到唐僧取经，从十字军东征到成吉思汗的西征，从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郑和下西洋到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东渐……仅最近的数百年间，影响较大的文明间的碰撞即有16世纪以来的西方殖民化运动，中国的鸦片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二战后的中东战争与伊斯兰革命，20世纪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等等。此中东西方文明间的交往与冲突尤其令人关注。
我们知道，在人类千差万别的生存模式中，东方与西方两大迥然相异的文明形态的对立与冲突极其富有戏剧性的历史命运，早已激起各国有识之士的认真思索。而这当中，古老而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同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的欧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歧异与消长则更为关心人类前途的学者所注目。从汉唐的丝绸之路到四大发明的“西化”，再到启蒙时期的中学西渡，在1000多年的文化交流史上，中华文明的灿烂果实曾经对欧洲文化的进步作出过不朽的贡献。然而近200年来，随着西方在近代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迅速崛起和强盛，西学东渐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为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所不齿的“夷狄”文明终于凭借着从中国引进的罗盘和火药轰醒了闭关锁国的沉寂中土，近代中国这才不得不开始认真了解和接纳西方文化。从“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等无可奈何的权宜之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全方位介绍与吸收，从马克思主义的东方化到今天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我们总算摆脱了闭关锁国的历史阴影。而在西方，从对丝绸、瓷器的猎奇赏玩到十七、十八世纪景仰东方礼仪之邦的“中国热”，从以武力为后盾的文化征服与掠夺到今天重新从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寻求发展的潜能和精神的依托，同样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总之，这两大文明漫长的发展中经历的一次次交流与冲撞，无不给人以这样的启示——从隔绝到沟通，从冲突到交融，每一株人类文明之树的壮大与成熟都离不开全人类文化土壤的滋养，每一种文化结出的果实都会对人类共同文化的建设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开放吸收方能发展，保守封闭必致衰亡，这正是世界各国文化进步的历史总结，也是痛定思痛的历史反省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启迪。
如今，人们再也不可能闭目塞听地满足于天朝上国的自尊、日不落的傲慢、原始丛林的丰饶自足乃至超级大国凌驾一切的垄断。无论是一厢情愿的国粹主义、东文文化救世论，还是风靡一时的欧洲中心主义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人们已懂得不再轻易地以“异端”、“没落”、“野蛮”之类的有色眼镜去打量某一种处在边缘的异域或异族的文化。在惊异于人类文化形态的斑驳陆离之余，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全球意识和文化眼光去关注自己生活天地之外的世界，开始冷静深入地思索造成人类千姿百态的文化差异的根源和条件，考察和推测每一类文明模型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以求从这五色的文化圈中找寻一条通往新世纪人类文明版图的最佳路径。
正基于此，当今天我们为古老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孜孜求索的时候，就不能不把探求的视野扩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也就不能不站在新的高度上以新的目光重新审视世界，也审视我们自身。因为，开放吸收的第一步便是了解和识别。文化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我们要了解任何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都必须将它放到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和对照中去认识，否则，我们将可能把那些仅仅属于特定社会的价值和习俗当作人类固有的信念和行为。这也许便是当今世界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跨文化研究及跨文化比较等研究领域方兴未艾的内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