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即位之后，之所以会发展到汉王朝最强盛的时代，是因为他成就了中国历史上许多的“第一”。其中，最为有代表性的，当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深入研究会发现，汉武帝不但是政治家，而且是一个学术思想上的领导者。这主要表现在他将儒学地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让儒家思想主宰政治、经济和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汉帝国的政治越来越强盛，经济越来越活跃，社会越来越稳定。但这些只是汉武帝施展政治才能，运用思想意识的具体表现，而他这样做的动机，更值得我们深思。
早在汉景帝初年，朝廷就发生过一场关于刘氏江山合法性的争辩。一派以儒家门生辕固为代表，一派是黄老学说的弟子。黄老学说的弟子坚持认为，商汤、周武得到天下的手段不正当、不光彩，并非天子所归，而属篡逆。辕固则非常谨慎地认为，夏桀与商纣荒淫无道，天下人心都归商汤、周武，商汤、周武凭天下人心归顺而战胜了夏桀、商纣，这不是天命所归又是什么？但生老学说代表步步紧逼，站出来反驳：帽子再破，也应该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应该穿在脚上。这就是所谓的上下之分。夏桀、商纣虽然是无道昏君，但却是君上；商汤、周武再怎么贤明，也只是臣下；天子有过错，臣下应当去力谏匡正，岂可将其推翻杀害？
双方这样辩论下去，让汉景帝的神经提得紧紧的。依据当时的情况，大汉王朝正处于窦太后一手遮天的时代，属黄老思想占据上风。但看到黄老思想不为大汉朝辩护时，汉景帝心中已很不满意，但大环境如此，汉景帝自己也爱莫能助。当儒家与黄老思想辩驳到僵持阶段时，汉景帝心中再次产生了动摇。其主要出发点是：如果黄老思想能胜利，那他就会继续坚持大汉王朝开国以来的一切政治主张，继续取悦窦太后；如果儒家思想能胜利，那朝廷无疑会爆发一次政治地震，并深深影响国家和民间的一切行为。如果儒家思想真的胜利了，那汉景帝将承担改变政局和治国理念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其压力是无法想象的。
因此，汉景帝内心处于极度的矛盾状态。就当时来说，儒家思想是先进的，汉景帝认为符合汉朝的建国思想，但黄老学说根深蒂固，而且有窦太后全力支持。因此，改变以为着牺牲，意味着被皇族抵制，意味着为权臣弹劾。但儒家思想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不喜权威。跟黄老思想比起来，儒家思想显得平庸，不能成为帝王将相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背景。所谓的“中庸之道”，就是藐视一切权威和极端的思想。它能给民间代来极大的好处，同时，也会为朝廷贵族带来很多消极的影响。
儒生们看到黄老弟子终日在皇权的庇荫下生活，地位崇高，风光无限，心中很是嫉恨。因此，儒生不得不寻找突破口，将自身的治国思想与当时联系，并上升到王权法律地位的高度，竭力为汉帝国辩护。但由于黄老思想在汉王朝根深蒂固，儒生一时无法撼动它。汉景帝看到这一点，心中越来越不稳定，最终得不出结论。他站在绮兰殿上，仰望天空，不禁一声长叹，然后摸了摸额头，心声自语道：“好了，我不想想了，让我的皇子皇孙来处理它吧！”
汉景帝似乎看到了他的儿子刘彻是位有作为的君王，随意处处教育他，希望他能将刘氏江山发扬光大。汉景帝自己认为，刘彻不但身材魁梧，而且聪慧过人，属文武全才，能力一流，一定能成为一个万民拥戴的好皇帝。很小时，汉武帝就接触朝政。熏陶之下，他渐渐有了天子风范。汉景帝将他未完成的政治课题交给了刘彻。而刘彻的确未让汉景帝失望。登基之后，他便对国家思想进行了调整。之后，从国家合法性入手，汉武帝确定了儒学的地位。这并不是汉武帝的政治理想，而是汉武帝的政治统治方式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将汉朝的糜烂的生活风气整顿过来，并将官场清理干净，让自己有更大的作为，实现刘氏江山的远大抱负。
汉朝发展到汉武帝时，官场已显示得非常腐败。很多官员都是凭借人情关系走上去，根本不需要自身努力。社会上往往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家族在官场上有一位出人头地的官员，那他所有的亲人都能收获政治前途，根本不需要什么努力，而且家族之间存在明显的倾斗，社会关系异常复杂，而且无法正常运转。
为了改变汉王朝的官员仕途发展方式，并转换到正常的、良性的运转轨道上来，汉武帝急需儒家政治以及治民思想来统治整个汉朝。发展到汉武帝时代，已经历五代帝王，其时出现了众多“官二代”、“官三代”。他们整天游手好闲，不问世事，却生活得比任何人都好。而那些寒窗苦读，终日劳顿的人，却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正是看到这一点，汉武帝才结合自身利益，将儒学尊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还有一部分人，那就是有必然成才能力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渴望获得政治成就，但由于国家没有合理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使得这些知识分子无法实现正规的政治生涯，终日游走在王公贵族的门廷之下，怀才不遇，但却裹足不前，很难为社会代来巨大贡献。由于缺乏体制上的稳定性，新人才往往思想放任，对朝廷缺乏忠诚度，对百姓持鄙视态度。因此，他们成才之后不但不为国家做贡献，反而成为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害虫。
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稳定和自身利益的需要，汉武帝没有理由不接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力。早前，汉武帝就答应儒生，在长安城内修建明堂。明堂为周天子当年接见诸侯之地。很明显，这是为了顺应自高祖皇帝以来诸侯地位不断上升而做出的有效措施。但它却是儒生提出的，因此汉朝廷不得不接受儒生地位的上升和影响。明堂施展的礼数为周礼，而黄老弟子施展的是道家殷礼。明堂的建立，让儒家有机会在政治和社会两方面影响国家，殷礼渐渐感到压力。在此情况之下，道家殷礼面前树立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儒学思想背后是无形汉武帝精神的支持，而道家黄老思想则是以有形的国母和国舅等人支持。
在窦太后及其家族面前，汉武帝显得力不从心。为了能获得皇权的权威，汉武帝急需一种全新的政治思想来施展自己的抱负。自小，汉武帝就接触儒学，得出众多心得。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渐渐酝生出需要儒学思想为基础的治国理念。他一直认为，大汉江山要有所作为，就必须让皇帝的权威树立起来，然后才能将国家的地位提升到新层次。无论怎么样，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多意识形态的社会，但真正成为主流，并被汉武帝承认的，只有儒家思想。
在这种情况之下，汉武帝使用儒家思想，是因为他政治抱负上的需要，也是个人理想上的一部分。在政治方面，汉武帝从来都是以自我地位为中心，因此，儒家不过是自己的统治工具。他们渴望通过儒家思想，将长期归属于女戚的皇权夺回来。这些母舅干政的风气会毁灭汉室江山。汉武帝认为，女权是最危险的政治，女权者一旦离世，国家会发生一系列无序的变化，给百姓带来苦难。其实，汉武帝就是渴望利用儒家思想，将汉朝廷君权重新确立起来，并将女戚权力削弱。就这一点来说，汉武帝只会利用儒学。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谋略，他不会轻易承认一种事物的价值，只会认为它是自己的利用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窦太后去世之后，汉武帝依然未将“尊儒”的政策动摇。由此可见，汉武帝是有其政治决心的。就一般人看来，汉武帝在寻找一种“普世”治国理念。在这一点的作用之下，更多的人支持他的政治主张。更重要的是，汉武帝在为汉朝国基奠定理论基石。根据黄老学说的观点：臣子不应该推翻主子的政权，否则是大逆不道，无法顺应天理。而儒家思想却相反，臣子为了正名，推荐暴政是理所当然。因此，儒家将汉朝的国家形态上升到“天人合一”的地位，因此，很让汉武帝赞赏。
凡此种种，汉武帝的政治理念以及治国思想都与儒学就紧密联系。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更渴望获得政治工具，而不是思想本身能给天下人带来多少好处。就汉武帝来说，获得自己的政治成就才是第一位，然后才是天下人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