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安排自己的生活吗？
一九七七年。
从此我就是《春草》的娘了。《春草》是我们的儿子，《地火》是我们的女儿，我们在小说里结婚生子，团团圆圆。这是不是一种文学想象，文学补偿？我们既是精神上的夫妻，又有精神上的儿女。
自从那位一直等了我八年的削木厂工人在刘绍棠屋里看见挂在墙上我的那幅放大照片后，刘绍棠来个干脆彻底，白天黑夜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迎门墙上，不再如从前那样，夜里挂，白天收，而是欢迎外人参观。很多人都来看究竟。来的人每天都有，一传十，十传百，正好替我们宣传。
我倒有些不习惯，我怕对我们有太多的议论。
刘绍棠不担心，他说总有一天要公开的。
我有些忧虑，我说：我们两个人是不可能的，何必让人空谈论？
刘绍棠双手一挥，说：什么不可能！你什么也不必想了，只等我正式娶你，我非娶你不可！你是我心爱的女人，你是我的私有财产，你是我的，是我一个人的。你的丈夫姓刘，名叫刘绍棠，而不能姓别的姓，叫别的名字。
他说话是不是绝对的大男子主义作风？很多人跟他接触，都说他豪迈直爽，像内蒙古的汉子。万事不拐弯、口无遮拦也是他一生的毛病。
我说：这几天很多人对我们俩的事议论纷纷，说落难公子，就要蛟龙飞，快飞上天了。蛟龙飞上天，住的是金碧辉煌的大厅宝座，你这个脚裹泥巴、头上插花的农家女就不适合了。
他气呼呼地说：你相信他们的话了？
我说：我只是把他们的话转给你听而已。
他说：你转这些话给我，说明你也相信，这么多年的情深义重，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知道，很多的男女相交，稍有利诱，或者身份稍有变化，便马上变节。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懂真正的爱情。而我们的相爱，正像沙漠中一棵绿草，放射着忠诚和贞操的光辉，放射着牺牲精神的光辉。我只想在这个运河滩上的小村落里，跟你过一个简朴、清新、宁静而富有诗意的生活，我只想要写作品，做出历史的贡献，而不要眼前的虚荣。
我说：可是——
他说：没什么可是的。我说的话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我说的话也是有预见的。因为我比你站得高，看得远。我曾多次向你预言，中国必定发生变化，果然变化来得如此之快。我更预言我们必将住在一起，这预言也必定实现。我——你的心灵的丈夫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爱情也是大有希望的！
我还能说什么呢？
三月份，他最小的孩子来插队，我觉得他身边有人，有女儿照顾，他平日喝酒吃饭，身体有病，都有人照管了，而且因为政策的好转，他的前途有希望了。于是有一天，我找他还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要安排我自己的生活了。他一听就生气，情绪大变，寡言少语的，又喝酒又抽烟，很消沉，又不写作了，回北京也没告诉我。
后来听人说他病了。我于是坐车到北京城里去看他。我记得先坐我们村到城里的长途汽车到通县北苑，然后坐42路到朗家园，再坐大1路公交车，直接能到光明胡同他的家。在他的书房见了面，我见到他的夫人，清清瘦瘦的，她对我也很客气，不多说话，看我一眼，就走出书房去了。他的精神不好，见了我，脸上也不怎么有表情。我就说，你振奋一点，你写一点，我等你就是了。他说，真的吗？我说不是真的我找你干什么呀！这也是三月份的事。我不得不相信，一切是命注定，仔细回忆，我们之间发生的许多大事，都是三月，或者是国庆节。最后的一个三月份，就是一九九七年的三月，他劳累过度，旧病复发，去世了。
痛苦的三月，唉！那年，他也没写出什么。他是个很有热情，但是又是一个很容易气馁的人，要不停地鼓励，才能振作起来。有的时候，我就像哄孩子一样哄着他，虽然他年纪比我大十五岁。他心里总有事，总情绪不定，老做梦，那段时间他写给我的信，都是关于我和他之间的梦，总是梦见我死了，或者说我妈打他了，这都是日里焦虑，郁积在内心的缘故，读着他给我的关于梦的信，我流了好多次眼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甚至觉得原本从一开始，我帮他，鼓励他写作，都是一种错误了。害得我们如此痛苦，不知如何是好！我的简单开始受到了考验！
令我母亲震怒的提亲
三月二十日，他拉着我的手双双来到我母亲的房间里。我母亲当然很惊讶。说实话你也许会不相信，我母亲以及我的家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母亲整天干不完的活，也去不了他住的小屋，看不到他挂在墙上的我的照片，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俩的事情。就知道我在帮他，对他很好，就不知道我们俩好到什么程度。而我们这么一拉手，我母亲一见当时就恼了，开始骂我，骂得很难听。我只当没听见。
刘绍棠说：我今天来是亲自上门来向你提亲，她是我的妻子了。
我气得瞪他一眼。
他赶紧说：是精神上的妻子。我们是要结婚的。
我母亲说：你是有老婆的人，别给我打这歪主意！
刘绍棠说：你说过你要把你女儿给我的。
我母亲说：那是说如果你没有一个有情有义的媳妇。
刘绍棠说：其实我们的性格也不是特别合，回北京也是吵。
我母亲说：那我广芹也不能给你。
刘绍棠说：我就回京与她离婚！
我母亲发狠了：你敢回北京与你媳妇离婚，我让你鸡飞蛋打一场空！
刘绍棠当时就呆住了，直愣愣地看住我，眼睛有求援的意思。我不说话，转过头不看他，转身往炕上一躺，说：我累了，明天还要去上工呢。一掀被子就躺下了。
刘绍棠手指着我：你，你！
我母亲也恼了，对着我又骂。骂得真是很难听，我不好意思转述。我妈妈在村上可是厉害角色，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事不能做？所以对我更是不留情，母亲骂到最后一句，也哭了，说你可是我的心尖肉，你不要被这个人骗了，你们不会有好结果的，不要落得个坏名声。
不管刘绍棠花了多少口舌，我妈妈就是恶言恶语地对我们一顿臭骂。我夹在中间，让他们舌战，不插话，气得我妈和刘绍棠都是咬牙切齿，还又觉得我没有被对方拉下水，坚定地跟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其实我谁的立场都没站，我就站在我自己的立场上。后来刘绍棠说我在关键时刻不帮他说话，没有积极思想。事实上我这个想法根本就没有，这不是他的人生关键时刻嘛，先由着他干呗！要不然他又该放弃北京原本就有的一切了。
从此以后，我妈再也不招待刘绍棠吃饭，原本一盘拌腌白菜心，一盘炒鸡蛋，一壶酒。现在是进门就冷言冷语，甚至不理不睬。
他回北京也跟他夫人说我们的事，但是一直拖着。他要我等两年，我想，听你的，我再等一等。说心里话，十年的感情，怎么可以说走就走呢？
他还在生产队干活，但是总往城里跑，落实他的问题，我很高兴，但很多闲言碎语也来了。这时就有很多人托媒上门，包括那位六九年时同我打打闹闹的削木厂的同村青年，他上了年纪，也已定了亲，听说刘绍棠不在，他心想机会来了，就又托人来说媒，我还是拒绝他。他是个好青年，是个痴情的人，但是我想，我要是答应嫁给他，六年前就应答应他，而不是让他等了这么多年，虽说我愿意，我心里却是有负罪感。所以他再一次被我拒绝后，终于死了心，与他早已订婚的女孩结了婚，我的这桩心事才落下来了。但是还有一些人也往我家托媒，我的妈妈更是强行命令我必须去相亲嫁人。是的，那个时候我很有压力，在村子里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女孩早就嫁走了，我的弟弟们也都结婚生子，就连我的小侄女都五岁了。还有个老姑子在娘家吃饭，这实在是个尴尬的事。我们村里人也有说闲话，说刘绍棠现在平反了，回城里了就不回儒林村了，说我帮他十年，等他十年，青春都等没了，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些话我倒不当一回事，我想我当时帮他只是觉得他是个人才，人才当然有出头之日，我能帮他等到出头，我觉得我的帮没有白帮就行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很多人上门来提亲。我拒绝了，可是媒人铁了心，天天上门在我耳边说。我妈更是恶言恶语逼迫我。
我妈妈说：古往今来，戏文上我看得多了，那个落难公子，飞黄腾达了，回了京城，谁不忘了旧日相好，何况人家早是有妇之夫，还不上演团圆会？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我说：我又不是为了要嫁给他。
我妈说：那正好，他走他的，你嫁你的。
我说：再等两年吧，等他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再说吧！
媒人说：等？不能等！岁月不等人，你都快三十岁了。女人可等不起，你等他弄妥了，人家夫妻团圆，把你撇一边，到那时，黄花菜可就凉了。
我说：我就不嫁。
我妈说：你不嫁，你这个死性子，娘家饭是好吃的？兄弟、嫂子、子侄，村里哪个姑娘家做死做活，还不是觉着你占着碗吃他们的，占着地住他们的。
媒人都是好口才，说得我无言以对。
我答应了我妈的劝，第二天跟他们几个相亲去了。与男方见了面，说了话，对彼此的印象都还是可以的。
亲爱的春草娘呀
自从《春草》写好后，他就以春草娘叫我。
在这以前，写给我的信没有称呼，没有落款，直接说事谈情，一是非常时期，二是我们并没有在人前明确关系，怕有不妥，留人把柄。到这个时候，他觉得没必要藏着掖着了。这两封信，就是我们双双来到我妈面前摊牌后，给我写的。每次有什么事情发生，他就会给我写信，当面给我讲道理，他好口才，一套一套大道理，怕我没主见，改变主意，我有时听，有时打岔，笑他是个大学教授，给我免费上课，弄得他哭笑不得。
他说我们的往事，说我的缺点，反正他觉得，只有我跟他生活在一起，才是绝配，嫁给别人，绝无幸福与希望。
他那时还抱有希望和想法，给我写信，叫我春草娘。他说，亲爱的春草娘：两天前我刚给你写完一封长信，现在又开始写这封新的信了。晚上，我不喜欢有人串门，只愿自己静静的关在屋子里，看看报翻翻书，想想小说，在纸上向你倾诉微妙的心曲。呵，他就擅长纸上抒情。
那个时候，他从许多讯息里知道形势的好转，但是具体的动作还没有。他对于国家社会发展变化的总趋势，心里有了底，所以不再像过去那么烦躁和苦恼。对于自己的复兴和前途，有了把握，所以并不着急，他对我说急于出头未必好。
二月四日他交给我《春草》的小说，接下来很快写出了一部续篇《鹊桥儿女》后，他又开始整理《狼烟》的残稿。
我对他开始有些刻意地疏远。但是我相亲的事还是被他知道了。不知道谁告诉他的，刘绍棠气呼呼地从北京回来，直接找到我住的西大屋，“哐”的一声把门推开，把我吓了一跳。我说：你什么时候从北京回来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他不回答我，却哼一声：听说你们一见钟情，才子佳人。我知道他来的目的，不知为什么，我的声音一下子低了下来，我嗫嚅地说：我只是去看一眼，也没答应下来。
他就更生气了：你就不应该去，我警告你，你连去的权利都没有。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对我的背叛。你是我的精神上的妻子，我是你精神上的丈夫，我早就说过我要对你的一切实行管制。
这件事也被他写进给我的信里，再三提起，所以我记得是四月七日下午，他气势汹汹，大吼大叫：我要在八〇年前写出三部长篇小说，才觉得有贡献，这是你早所知道的。我的事业就是你的事业，你不能辅助我写作，但是你能够从你的忠贞之爱，给以巨大的助力，不能分我的心，泄我的气。
我说：我拗不过我妈。
他说，最艰难的时刻都过来了，现在政治形势很好，而我们却遭到干扰，使我心烦意乱，不能专心致志。你必须使我放心，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心情安宁平静，把小说写出来。你答应了我，却又惹出这个事来，真应该狠狠地捶你一顿。
我说：你打吧，你打吧！
他说：我不打你，但是如果你还是没有主见，听从你妈的逼迫，我就不写作，不回北京了。
我赶紧说：我等你还不行吗？
他说：你发誓！
我发誓说：我等你！
他小孩一样笑了起来：从今往后，想往一处想，说要一样说。
他笑容满面地回去了。
第二天晚上我收到信，他对我的思想教育又开始了，写的也是我们相爱岁月的经历。我读他的这一封信，才知道我妈，以及别人为什么对我议论纷纷了。九年了，一个人的青春能有几年，我们相爱九年了。他要怎样，我就怎样，一切依着他，一切听他的指挥。仔细回忆一点一滴，我们之间是无比爱恋，无限深情的。他怕对不起我，我怕对不起他，他不肯扔了我，我们两个人都是有情更有义的人。他在信中说：你吃了这么多的苦，流了这么多眼泪，应该得到我。亲爱的春草娘，你是《春草》无愧的母亲。十天不见了，早点看我来。看着信，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我没有像往常一样，一有空就去找他说说话。面对他的探询的眼睛，我不知道我要跟他说什么话了。我一直在想，我实在是不愿意明确的表态，让他们家闹得不可开交的。他离开家，孩子这么小，都是他夫人一个人操持家务，把三个孩子带大，一直没有团圆的日子。现在该是欢聚的日子了。他总是能猜测到我的想法，说：你的意思就是你不等我了。我说：我希望你好。他说你这是伤我的心！一说到这个问题，他马上就气势汹汹了。他说我知道那个男的是谁，你要有这个心思，我明天就去那村里，我去跟他说，你是我的妻子，看他还敢不敢跟你来往。我赶紧说，我不找他了，你不要去了。我为什么听从于他，因为我知道他就是那样的一个人。说到做到，要是我不答应他，他肯定会跑到那青年家，去大闹一场。他还是愤愤不平：你这个小农思想的人，胜利就在眼前，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坚持，一起斗争。我明确告诉你，你去哪儿相亲，我就去哪儿给你搅黄了。我只好答应他。就在那段时间，大约在五月底，《狼烟》修改完成。
他在我面前哭了
后来他回北京城里的次数更多，他说回家后要同他的夫人解释清楚。说心里话，那是我最难挨的时刻，我怕他与夫人有争吵，怕他的夫人同意，又怕他的夫人不同意。因为如果他的夫人同意，我就会感到内疚，如果他的夫人不同意，那么刘绍棠就会很痛苦。我觉得我是左右为难。
我在他回北京之前，再三地嘱咐他，不要因为我的事情争吵，缓一缓再说，不用着急，我都等了十年了，我不在乎了。
但是那一次，他回家摊牌没有成功，因为刚巧他的夫人带学生到密云水库去种一个月的树。他说他不愿意在她临行之前，给她一个突然打击，却因为另一个女同学的来信引起了风波。这位女同学因为生活与身体上的不如意，经常跟刘绍棠写信倾诉心事。他的夫人也知道。这次的来信也是这样的内容。但以前的心情跟此时的心情不一样了，因我的变化更加激起刘绍棠的焦虑情绪。于是读着女同学的信不去上床睡觉，却坐在沙发上唉声叹气。
他的夫人见他不上床睡觉就哭了，说：你心里有什么事，为什么不跟我说呢？他不回答她。她问：你在想过去那个女人吗？你们通信谈情说爱我不管。他仍然沉默着。她又说：你现在爱的是乡下那个女人。你对我，对过去那个女人，都没有像对她那么温柔体贴，她究竟好在哪里？他不回答。她说：你告诉我，我愿意把你让给她。可是你现在正有希望起来，闹离婚对你产生不好的影响。她要是真心爱你，就下决心等你，如果她等不了，那她就不是真心爱你。他说：你要走了，以后再说吧！
但是他说他知道她不会理解我们的这份感情。
这一年我已经二十七岁了，由最初的两心相悦而渐渐转为一种相爱的责任和习惯。我不愿意感情使他为难。他跟我说，因为北大同学的经历，他不能第二次狠心扔下我，造成我的痛苦人生。他说，情有分别，我是在他的困难时期相爱，别人对他的是爱情，而我对他是有恩。我们从那个艰苦年代走过来，是不能忘掉情与义的，因此，他也绝不会像对待别的人一样对待我。他说我是蠢才，说我任性。在他与夫人摊牌之后，他要我等，我还是说，行，我等着。你也等着缓着说，别闹僵了。
那时他已经搬到一个姓杨的小破屋去了。这所房子，原是一对下放知青住的。男青年原本是一个有希望有前途的青年，因为一时想不开，上吊自杀了，老婆带着孩子改嫁了。这房子被大队收回，逐渐成了破屋，所以大伙儿就叫那房子“鬼屋”。一九七七年，刘绍棠表姐的房子要收回重建，他就搬到“鬼屋”里住。房子比较荒凉，平时也少有人去走。
他也没住几回，因为大多数的日子都在北京跑。我去了那小屋，一进门就看见我的照片挂在迎门的墙上。我心里忽然有些难受，看来感情这个东西，不是我想得这么简单，但是如果我不选择自己的生活，还是以他的生活为中心，照我们的计划走下去，对于他对于我，同样对于他的夫人、他的家庭会形成怎样难以预料的波涛，我不知道。
进了屋，他就开始流眼泪。他从没在我前面流过眼泪，哪怕在那个担惊受怕的特殊时期。我有些害怕，不知道说什么好，以前在他面前都是嘻嘻哈哈，用他的话说就是用我的快乐来感染他苦闷的心情。他流着泪说：你陪着我吃了不少苦，我有前途了，我却离开你，我的良心不安，我的农村生活也能过得了，以前我们不是好好的，说要在农村里住下来，你陪着我，要当我的妻子。形势不好你能与我同心同力，形势好了，却要分心，不走一条道，不支持我了，要是这样还不如回到原来的时候。我也不去落实我的政策了。不走了，就在儒林村过一辈子好了。
他的情绪很激动，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说：我的才华终于有用了，我与你的关系终于分离了。我何必要留恋这悲惨的人间！
我也哭了，一下子想起我们以前说过的话、经过的事情。哭完了我劝他，我说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我帮你，一切我顶着，现在你终于从冬天挨到春天，千万不要放弃，你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怕他出事，所以就说我不去相亲了。
我还是回绝了那位男青年，也不答应人家的相亲。暂时缓一缓，免得事情弄大了。这可是他的紧要关头。我也不想让他分心烦恼。
于是，我还是如往常一样去看他，找他借书，或者是还书，坐下来，他都会跟我讲一些名人名家的故事，使我提高了一些文化艺术修养，也算是另一个意外的收获。当然他的用意与目的就更明显，每一次说完故事，他都会引申到我们自己身上。
“我等你”
那一次他给我讲贝多芬的爱情故事。
贝多芬在三十五岁那一年，跟一个十几岁的贵族少女丹兰士·勃伦斯维克相爱。在丹兰士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曾请贝多芬教他学钢琴。那时候，小小的丹兰士就爱上了贝多芬，贝多芬感觉到丹兰士那初恋的心弦之音，于是产生了爱情的共鸣。
贝多芬死后，丹兰士在她的晚年文章里，回忆他们最初相爱的日子，写道“母亲已经睡去了，——我的心被他（贝多芬）的歌和目光渗透了。感到生命的丰满。——明天早上，我们在花园里相遇”。
贝多芬跟丹兰士相爱了五年，在爱情的美好影响下，他写出了《第四交响乐》、《第五交响乐》和《田园交响乐》、《热情之曲》、《幻梦之曲》，在每一部作品的扉页上都题着“献给不朽的爱人”。不朽的爱人，指的就是丹兰士，只是为了保守秘密，没有写出丹兰士的名字。在《贝多芬书信集》第十五，保存着贝多芬写给丹兰士的一封信：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心头装满了和你说不尽的话——呵，不管我在哪里，你总和我同在，——我爱你，像你爱我一样，但还要强得多——没有你是怎样的生活啊——咫尺，天涯。我只能同你一起过活——永远无人再能占有我的心，——永远，永远！”
后来丹兰士由于得不到母亲的同意，要求贝多芬长期等待，贝多芬那暴烈而高傲的性格，感到受了屈辱，因而撕毁了婚约。
贝多芬虽然一怒之下，跟丹兰士宣告决裂，并且由于高傲，不想再恢复来往，但是，他仍然爱着丹兰士。在他四十六岁的时候，他怀念丹兰士，说道：“当我想到她时，我的心仍与第一天见到她时跳动一样的剧烈。”并且写下了六阕《献给遥远的爱人》的歌寄托他对丹兰士的思念。
刘绍棠说完这个故事，对我说：你就像丹兰士一样，给我以爱的动力、创作的动力，我为你写出《春草》。接下来，我还会写出很多好的小说。
他突然很悲伤地问我：贝多芬和丹兰士的爱情悲剧，也会在我和你的身上重演吗？
我回答：不知道！这不但是我嘴上的回答，我想这也是我多年来，内心深处的问号。
他说：我不能撇下你，去争取个人的好转。不为你争取一个美好的生活归宿，我的良心便不能安宁。相爱九年，难道要到此为止吗？
我的心又刺痛了一下，每一次他一说我们相爱的年份，我心中的酸甜苦辣就涌上来，堵住我的胸口，忍不住要流下泪来。
七月份的时候，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告诉我，西安电影制片厂让他当编剧，他说，你跟我走吧！我就把我的工作落实到西安去。
我说你多跑跑吧，回北京更有照应。所以他也就没去西安了。
就在这个暑假，他和女儿一起回到了北京，因为那一年是邓小平提出全国恢复高考，以前是推荐上大学，一九七七年是全国统考。知识青年老三届，都在那几年重新有了上学的机会，他是陪他女儿回北京准备高考的，第一年没考好，第二年考上了。所以他那一两年基本上都在北京跑。
大约在十月份，他在“鬼屋”里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二十几年来在儒林村下乡务农的情况，以及自己的思想认识，并强烈地表达了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良好愿望。
胡耀邦很快给他回信，并高度肯定与评价他一直坚持写作，精神可嘉。后来，他告诉我，他收到信后，不知道看了几遍，越想心里越甜，走路也快了。他更加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阅读《人民日报》，“等待春天的雷声响起”。
从此他没在“鬼屋”住过。暑假参加夏收后，他就没有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我送他回北京去了。他要我又一次向他发誓：我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