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是一个包含有多种意义的概念。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西南曾是一种与中原文化相异的异类文化的代称；从地理与方位角度看，西南则是以中原为中心的西南方向的地域，尽管该区域随历史的变迁而有过不同的范围指代，但总体说来，狭义的西南多指现在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一市的范围，而广义的西南则还要加上西藏、广西与湖南、湖北西部的广大区域。站在跨文化的心理学研究角度，我们选择的西南少数民族则主要集中于川、渝、滇、黔，是从狭义角度来定位的，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地区自古以来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这一地区成为文化碰撞的特殊区域，成为有30多个民族聚居与融合的特殊区域，这一切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现场。
一、我国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基本状况
跨文化的心理学研究最先源于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研究。就国际范围而言，1859年民族学家魏茨的《自然民族的人类学》可以说是较早的专门论著，在书中魏茨认为种族智力间存在差异是种族主义的偏见。此后，1900年～1920年间冯特的10卷《民族心理学》出现，使跨文化心理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为人们所接受。此后以弗洛伊德、荣格等人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者对原始风俗与宗教的深入分析促进了跨文化心理学的发展，也引起了以马林诺夫斯基与M·米德等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家对不同文化功能的研究，从而使得20世纪30年代以后，探讨文化与人格成为一种重要研究思潮。二战后，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互相结合，以美国为中心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出现新的特征——也就是从各个民族文化影响的角度，重新考察各个民族性格等心理特征产生的本质规律，其中以耶鲁大学怀特与查尔德等人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等研究最有影响。60年代后，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从人格问题的考察，逐步过渡到对整个心理过程的研究，从而研究领域大大扩展，影响也日益扩大。
我国跨文化研究，源远流长。一方面，传统的“一点四方”的文化结构，让我们的先人早就关注周围各种少数民族。而且历史上，周边的少数民族也曾多次入侵中原，甚至在中原地区建立过强大的王朝，生存的竞争与合作，使得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从一开始就注意了对外族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历史上曾有一大批的文人、游客，记录与编纂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如《诗经》《史记》等书中就有专门的关于各地其它民族的生活习惯、行为规范的记载。甚至《南越春秋》、《华阳国志》、《蛮书》、《大唐西域记》、《瀛涯胜览》等专门论述其它民族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著论也不在少数。进入近代，随着我国与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广泛，国际跨文化心理学与中国本土的民族学研究逐渐结合起来。20世纪以后，一批批留学生的回国，我国一些研究民族学的学者与心理学者开始介绍与研究跨文化心理学，如1928年童涧之发表《论民族意识》，1942年阮镜清发表《原始画之心理》、《民族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及其研究方法》，吴江霖也于4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相关论文。另外，在此期间以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学者利用社会学的田野工作等实地考察的方法，也开始了对中国少数民族（如广西花瑶）的研究。社会学者的介入，使跨文化心理学更进一步引起了国人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50年代的民族调查，民族学与民族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得到政府的重视，然而，不幸的是紧接着的反右与文化大革命运动，使这门学科受到严重的打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跨文化心理学得以复苏，一大批中国学者，迅速将国际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引进中国，开创了我国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新局面，其中尤以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与华南一带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影响为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大陆与台湾、香港学术交流增多，也因为跨文化心理学学科本身的发展，在我国，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出现了“本土化”研究倾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心理学研究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方向。
综观整个跨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探讨文化与心理的研究，源远流长，其意义也极为深远。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本民族文化的本质与特征，加深对本民族特征的理解，而且也有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与民族的凝聚力。同时，这种研究也可以为民族传统心理向现代化转化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有的研究者指出，就具体的研究而言，对文化与心理的研究，基本是沿着四种模式而展开的。其一是探寻普遍适用于全人类不同民族之间共同心理活动规律的研究。这类研究在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最为突出，是占主导的研究模式。其二是对特殊地域或特定民族群体心理活动规律的研究。这类研究通过特定心理活动（如语言，行为等）的分析，揭示心理现象产生的内在机制。其三是对社会环境，主要是社会文化环境是如何影响个体心理现象的机制的研究。这种研究希望在文化与心理之间建立较为内在的联系，从而指导人们，尤其是亚文化群体有效地适应主流社会，实现现代化。其四是对全球有代表性的文化群体进行研究，建立起各具特色、又互相关联的人类心理整体理论。
在我们看来，虽然对文化与心理的研究模式多样，但作为自然界中的同一类物种，人类尽管由于自然的与社会的多种原因，而表现出了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心理现象，但其相同的自然素质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神经与大脑机能的心理现象之间应存在某种内在的共同规律，因而跨文化心理学无论在哪种条件下，都应有其存在的意义。也正是基于此，当我们选择我国西南广大的少数民族文化群体的智力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时，我们选择了跨文化的研究模式。
二、西南少数民族智力研究的一般概况
西南地区的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是我国跨文化研究中开展得比较早的。就典型的智力研究而言，有左梦兰教授对云南省境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5岁～11岁、10岁～15岁儿童的认知发展的研究；张世富教授对基诺族、拉祜族、真木人的调查研究；沙毓英对云南汉族和少数民族初中学生的概括能力的比较研究；傅金芝对云南地区初中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等。综合这些研究，我们发现，西南少数民族的智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儿童认知发展规律的研究
皮亚杰关于认知发展的阶段性的论述是20世纪最重要的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成果之一，随着跨文化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皮亚杰理论是否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就成为跨文化智力研究的重要课题。左梦兰等人从80年代开始就利用皮亚杰设计的一些典型实验类型对云南省昆明地区与西双版纳地区的5岁～15岁的汉族、基诺族、摩梭族、白族、纳西族儿童的具体运演阶段与形式运演阶段的特点进行了考察。其研究结果表明：①儿童的认知发展的确存在阶段性，表现为从6岁、7岁开始出现守恒到12岁、13岁完成具体运演阶段的各项目；②10岁左右出现形式运演的萌芽，14岁、15岁形式运演有明显的发展，具体运演与形式运演之间有重叠，表现儿童认知发展的连续性与渐进性；③认知发展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表现为文化发展缓慢地区儿童认知发展有“滞后现象”；④认知发展的文化差异在不同认知发展阶段上表现不同，在形式运演阶段，认知发展的差异，很显然文化发达地区的昆明被试高于文化相对落后的景宏与楚雄，但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水平。
（二）对民族语言与认知发展关系的研究
西南地区聚居着30多个民族，其中大部分的民族仍然保留着本民族的语言，这种民族语言对民族的智力（认知）发展有什么影响？对这个跨文化研究中引起了广泛争论的问题，西南地区的许多研究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这方面的研究总体上可以分成几种类型：其一，分析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如有语言，没文字，或者发现具体名词较多而抽象名词较少；其二，分析其文字的特点，如象形为主，形声次之，或属拼音文字，或仅存于僧侣之中等等；其三，探讨双语与单语对民族学生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等。
（三）关于民族儿童某些具体思维能力的比较
无论是思维，还是智力，其包含的成分肯定是多样的，在总体考察难以进行的情况下，沙毓英等人对云南不同地区（如城市、乡镇）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学生的概括能力进行了比较研究，突出了对智力的某一方面的研究。
（四）关于某些少数民族总体智力水平的研究
在对云南省境内基诺族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时，傅金芝、韩太忠等人利用瑞文测验与韦氏智力测验对基诺族8岁～15岁儿童的一般能力（智力）进行了测查。他们选择了基诺乡中心小学和基诺中学的在校学生170名，分8个年龄段进行了瑞文团体（8岁组进行个别测试）测验，以及在其中随机抽取了30名进行韦氏学龄儿童智力测验。将测验的结果与全国农村常模进行比较，结果在儿童智力总体发展水平与智力结构（主要是言语与操作方面）两方面，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现象，具体说来，他们的测验结果表明：基诺族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符合儿童（主要指汉族儿童）智力发展规律，智商分布呈正态分布；但与国内城市儿童（主要指汉族儿童）相比，基诺族儿童的智力发展明显滞后，特别是在常识、词汇、理解、类比、算术等方面表现最为突出；与全国农村儿童（主要指汉族儿童）相比，则没有显著性差异；与其它少数民族相比，如与甘肃的藏族、蒙古族相比，基诺族儿童在瑞文测验的平均得分明显高于这两个民族。
（五）民族文化对儿童认知的影响
民族文化对儿童认知到底有哪些影响呢？是如何实现这种影响的？这是跨文化智力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1988年，左梦兰等人对昆明与瑞丽两个地区的汉族、傣族、景颇族儿童概念形成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文化环境对不同地区儿童概念形成有明显影响，尤其在颜色概念、面积大小概念、数目概念、自然数列概念、反义词概念等五个不同性质的概念形成过程中，文化差异影响极为显著。
（六）民族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近年来，部分研究者开始对高年级的不同民族学生的学习能力进行跨文化研究。这种情况首先是针对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需要与民族学生学习成绩低下的矛盾而展开的，在这些研究中，傅金芝等人对初中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发展进行了跨文化研究。他们采用多因素实验设计，选择了云南昆明和远离昆明800公里的偏远地区——澜沧县的初中三个年级的13岁、14岁、15岁三个年龄段的汉族、拉祜族共180名学生，作为实验对象，就他们对初三教学中涉及的电阻定律的推导与发现的抽象能力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初中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多个层次，约有65%的初中学生对较复杂的问题无法进行较好的抽象概括，此时有针对性的启发提示有助于问题解决；学生的年龄、智力、学业成绩、教学方式和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着问题解决的水平。
除了上述较典型的研究以外，就西南地区的跨文化智力研究而言，还有些针对记忆力等认知能力的研究，以及理论上对影响民族儿童智力发展因素的分析讨论。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总的来说，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智力研究开展得比较好，这表现在：
（1）研究的起点较高，开展得也早。左梦兰教授等人从70年代末就开始跟上国际跨文化智力研究的步伐，对皮亚杰理论进行验证性研究。
（2）研究涉及的范围较广，从智力的总体特征到具体能力成分（如概括能力、记忆等）都有研究。
（3）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如语言与能力，文化与智力，学业成绩与智力的关系。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已有的西南少数民族智力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1）就研究对象而言，涉及的民族与地域太狭窄。目前大部分研究都是以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为对象，而且涉及的民族主要是基诺族、摩梭族、白族、纳西族。对贵州、四川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及西南少数民族中占很大份额的苗族、布依族、彝族、藏族、傣族尚缺乏深入研究。
（2）就研究的内容而言，有待进一步深入。就传统的智力成分而言，已有的研究主要考察了概括能力，而对观察能力、推理能力缺乏实验研究；另外，随着智力理论的发展，对元认知能力基本没有涉及。
（3）就研究手段而言，定性分析较多而定量分析较少。例如，许多研究都提到文化对智力的影响，但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也包含很多成分，那么是不是文化的所有成分都起同样的作用？或者哪一些更为重要？文化可否以量的形式予以规定呢？这些内容已往的研究很少涉及。
（4）就研究类型而言，大部分研究都属于智力的外显研究，对西南少数民族智力的内隐概念没有涉及。
（5）就研究的实际意义而言，已有的研究基本上属于理论研究，对智力培养的途径与方式缺乏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