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对于他人的苦难有同情心，这是仁；做了不正当的事，内心就会感到羞愧，这是义；面对尊长，言语行为自然恭敬，这是礼；对于自己的言语行为，内心自然会判断出对错，这是智。这些道德情感不是有环境和教育从外面强加给人的，而是人心中本来固有的。孟子将人的道德情感当做人的本性，所以说人性本善。《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孟子对于性善论的最有力的论证，是通过人的心理活动来证明的。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以上理论的出发点就是——性善论。
分析孟子的性善论，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孟子讲人性，是从人的社会性来说的，其道德情感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的。孟子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理解人性，并且给各种人际关系提出相应的处理原则，反映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时代的必然要求。在孟子当时，春秋战国纷争已经数百年，人们普遍渴望社会的安定，一个稳定的大一统社会成为人心所向。孟子的人性本善论就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理论反映。二是孟子的性善论突出了人的理性能力，并且要求着一种崇高的道德。孟子强调人的“大体”（理性思维）与“小体”（感性欲望）之分，并强调人应该遵从“大体”成为“大人”。《孟子·离娄下》：“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意思是人应当认识到作为道德心的仁义是人的内在本性，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内在本性，且自得于仁义本性，因而一切行为都是从仁义出发，而不是把仁义当做外在于自己的要求而勉强为之。从现在来看，孟子是把真正的道德行为和符合道德的行为区分开来，他从人和动物的区分来论述人性善，赋予了人的本性以崇高的品格。
性恶论
针对孟子的“性善论”，荀子提出了“性恶论”。荀子否认人性中具有先天的善端，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性中并无礼仪道德，人性生来就是恶的，一切善端的行为都是后天教育和环境影响的结果。他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息”，这是人生下来就知道的事情。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生理方面的欲望和要求，就必然互相争夺，这就是人的本性。
性恶论以人性有恶，强调道德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论以人性向善，注重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二者既相对立，又相辅相成。
荀子认为，人之命在天，“无天地，恶生？”天地者，“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既然人是由天而生的，人情也就出于天情，同于天情。出于天情同于天情的人情就叫做“性”。所以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
荀子说：“好恶、喜怒、哀乐，夫是之谓天情，”又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食色喜怒等是人的先天性情，是人情之所不能免，是人所共有的。但是，在性情与仁义的关系上，荀子则与孟子不同。孟子把食色和仁义都看做是出于先天的人性，其中仁义是大体，食色是小体；仁义好比是熊掌，食色是鱼。荀子则认为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人之生也固小人”就叫做“性恶”。至于仁义，则是由后天所学、所行、所为而获得的。《荀子·荣辱》：“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音声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执注错习俗之所积耳。”“汤武存则天下从而治，桀纣存则天下从而乱，如是者，岂非人之情固可与如此，可与如彼也哉？”“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之为，待尽而后备者也。”
《荀子·性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荀子认为：“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性、情欲都源于天，因此人对于性、情、欲最多只能是“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天不能治人，叫做“天人之分”。既然有“天人之分”，就可以有人治，有人与天情、天性的对抗。所以，荀子学说最后的关键是聚焦在了“天人之分”这一点上。《荀子·正名》：“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
“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伪即为，意即人类的作为。性和情是天生的，人不可干涉，也不应该干涉。但人的后天选择、思考、学习、行事，却完全取决于人，应该由人自己承当，“天”也同样不可以干预人事。“伪（为）”与“虑”与“学”与“行”，正是荀子思想中所最终强调的部分。荀子著《劝学》、《修身》诸篇，并以此作为《荀子》全书的开始，是有着特殊含义的。
荀子认为，礼义是出于圣人君子之伪（为）。《荀子·儒效》：“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伪（为）是建立仁义、消化性情的关键，是在否定了孟子之后，礼义和人治赖以重建的新的根据。“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说：“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为与不为。《荀子·性恶》：“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能行，能止，能为，即是君子。小人循性而不知为，君子明天人之分，化性起伪，不舍于性而求有为，性与为既是有区别而对立的，又是一致而并存的。性虽具有欲望，但性本不怎样恶，不加以节制才乱，才恶。所以荀子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
有了“为”的概念以后，“性”之“恶”的情况就得到了淡化，以至于在《荀子·礼论》中，“性”与“为”趋向于一致，即“性伪合”。“性伪合”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表现在方法上，是“学”的方法和途径。“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积善成德，圣心备焉。”“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为”不舍弃“性”而独在。“为”与“性”相联结的关键环节，就是“学”。其二，荀子往往以礼义并称，区别于孟子的以仁义并称。荀子对礼学有着重要的阐述，“性伪合”表现在具体内容上，就是礼。如果说孟子是在孔子“仁”的概念之后着重建立了“义”的概念，那么荀子就是继孟子之后着重建立了“礼”的概念。冯友兰先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先秦儒家三个重要的人物，是很正确的。
性恶论的社会影响
荀子背负性恶的恶名，但却具有更多的合理性。性恶论并非一定会给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试以法家韩非为例：
韩非主张人性恶比荀子更加鲜明彻底。《韩非子·奸劫弑臣》说：“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人为婴儿也，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韩非子·备内》说：“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既然人性本恶，那么就只有接受其恶的本性，唯其如此，才合乎天意。所以韩非认为，人性是自然而成的，所以现行政治政策就必须以人的本性为依据，要因循它，而不是对它加以否定。“因”或者说“循名责实”是法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则。韩非又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法家明确表示不要亲情，不要恩惠，因为亲情和恩惠会连带出许多复杂的因素，把社会秩序搞乱。人是自为的，亦即利己的，因此不可能使人利他。但是恰恰是因为有人的利己，才可以使人由自为转为为公和利他。因为人为了利己，就必须依循国家政策的引导，也必须躲避国家法律的惩罚，于是，利己转而成为了利他。法家是最强调国家秩序的，而法家的人性论理论基础则是毫不隐讳地承认利己，承认性恶。
对于荀子性恶论的本意，学术界也曾有学者予以理解，甚至支持荀子的观点。
冯友兰先生说：“荀子最著名的是他的性恶学说，这与孟子的性善学说直接相反。表面上看，似乎荀子低估了人，可是实际上恰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养的哲学。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与天、地有同等的重要性。”照荀子所说：“凡是没有经过教养的东西不会是善的。”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就是人为。”“禽兽有父子，有牝牡，这是自然。至于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则不是自然，而是社会关系，是人为和文化的产物。它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精神的创造。人应当有社会关系和礼，因为只有它们才使人异于禽兽。从这个方面的论证看来，人要有道德，并不是因为人无法避开它，而是因为人应当具备它。”
吕思勉先生说：“荀子最为后人所诋訾者，为其言性恶。其实荀子之言性恶，与孟子之言性善，初不相背也。伪非伪饰之谓，即今之为字。荀子谓‘人性恶，其善者伪’，乃谓人之性，不能生而自善，而必有待于修为耳。故其言曰：‘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之能为禹，则未必然也。’夫孟子谓性善，亦不过谓涂之人可以为禹耳。”
人性论的核心问题是：人的本性是什么？而性善论和性恶论分别给出了善和恶这两个截然不同、相互对立的答案，并且争论了两千余年未有结果。就事实而论，性善论和性恶论之所以争论了如此漫长的时间也未有结果，是因为两者在本质上并非是在认识人性，而是在主张人性，也就是根据对人性的主张不同，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相互对立的人性观，并各自提出了应该怎样去对待人。因此，人性无论是归结为（主张）善还是本恶，都无法完美地诠释、演绎人的心理和行为。而众多人在心理学已经很发达的今天仍然在讨论着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去花精力去专研心理学，而人们又需要对人性有一个根本性的认识，我们对人性的认识还只是依赖哲学思考，但继续围绕性善论和性恶论进行思考是无法真正地认识人性的，这只是接受一种观念、一种主张，所以我们需要回到事实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