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乡下写小说，还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一、
有关乡下，或者我可以说一说健生。
健生，是长怎么样的孩子呢？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一下子想到的，是成年后的健生。
这样的健生脸上干干净净，不戴眼镜。
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近视，在乡下，不戴眼镜是很正常的事，戴着眼镜的要不是学生，就是有钱的大老板和当官的，或文化人，而文化人在乡下是很少很少的。
不过我猜健生其实是个近视眼，他来车站接我的时候，下着雨，我冒着雨向他走过去，提着行李袋，很重，我以为他应该把他的女装摩托车开到我前面来，可是他没有，他定睛看着我，似乎有些眯眼。
当时雨下得狠，下车的时候我以为我回不去了。
我跑进车站旁新开发的商业城，里头空空落落，店铺只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出租率，过道上没有逛着的人，头顶的塑料蓬雨点响亮，那是砸下来的，哔哔卜卜砸得人心涣散。
我靠在贴瓷的墙上看雨，超市侧门传出放着的歌，歌是王菲的老歌《约定》，但唱的是张学友，好像是演唱会的录音，那节奏比雨声缓慢。
可能是歌的忧伤，也可能是雨冷，冰冰的几点撒到我裸露的肩膀上，我忽然感到寒冷。我那时还没想到找健生，我想先等等吧。我于是等。
如果是天晴的时候，这里大概会有摩托车夫，在乡下这是很时兴的，比城市时兴。
因为乡下的公交系统不发达，不如城市便利，而且实行按站买票制，比城市的不论远近自动投币贵多了。
于是人们更惯于自己开着摩托，而不会开摩托或者买不起摩托的人成了摩托车夫的主顾——这里主要指外来工了，某种程度上，有摩托成了乡下人的一种自我标识。
不过今天摩托车夫几乎没有，雨天，都避到某个店子的屋檐下了。
大概要等公交了，我掏出硬币，这是城里的习惯，其实在乡下没有必要，售票员会帮忙把大票子找开，我反正掏出了，就把玩着。
然而车站离我避雨的穿堂很有一段距离，不少于50米，车到的时候雨更狠了，我犹豫了一下，硬币哐铛一声从指缝间掉下了一枚。我追着硬币，追到我不远处停的一辆垃圾车旁。
我知道那垃圾车停着，可是我一直没留意着它底下还呆坐了一个垃圾佬，这不怪我，他一动不动一声不响，他也在看雨。
是了我叫他垃圾佬，文明一点的叫法是环卫工人，不过文明的叫法在乡下是很别扭的，没有人会这样叫，除非是乡下电视台那些操着乡音白话的新闻主持人。
我们叫他垃圾佬也没有一点歧视的意思，就好象卖面包的我们叫面包婆，卖鱼的我们叫鱼佬一样。
回不去了。但叫健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其实叫谁都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我不喜欢烦着别人，我怕别人会因此讨厌我。只是没有办法了。
健生一下子还没有听出我的声音，他连问了两声谁，我坚决不报我的名字，我觉得他是要记得我的，我说：“是我，是我！”他终于说：“好，好，我马上就来！”
我不知道当时的健生做着什么。他在乡下很流行的制衣厂里上班，据妈说因为是亲戚，老板很重他，常常派到别的地方出货，珠海、江门、深圳、广州都去过。
他来广州也找过我，约我在馆子里吃饭，我没去。
记得那天是复社的周年庆，从早上开始我一直守着体育馆，忙布场，忙组织彩排，忙走来走去，健生的电话显得不合时宜，我则显得烦躁不安。
我差点把电话挂了，健生说：“我也不是天天来广州，你在忙什么呢，晚上也要上课么，出来吃个饭没所谓吧？”
健生似乎认为学生都应该上课，我想跟他说是复社的周年庆，但想想，我如果这样说了，我还得解释复社是什么，解释我和复社的一切渊源，我不想说很多很多话，我终于只是说：“学校有点事情，走不开，下次吧。”
下次健生再来广州没找我，一直到我回去。
我直直地走向健生。足足一分钟时间他向我直瞪着然而看不见我，我走到他面前，很近很近的距离，他才恍然起来，他向我弓起背伸出手，我不理会，重重将行李往摩托的前踏板上一搁。
他有说话，我听不清楚也不愿意听，我转到他身后撩起他的雨衣钻了进去。他身上有乡下男人常有的那种烟草和体油混合的味道，还有制衣厂里揩在布上的那种机油味，还有他的体温很热，这和大学里出来的男生很不一样。
我感到他回头看我，我颇不耐烦，看什么看呢，我说：“开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