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二月下旬，正是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季节。上海外滩上的洋人已经率先除下臃肿的冬衣，换上清爽的单衣，招摇的洋女人已经穿起短裙来。汽笛长鸣，一艘巨轮向黄浦江西岸靠过来，船桅上迎风飘扬的是上海人俗称的“膏药旗”——日本邮船会社的商轮“西京丸”到岸了。
随着人们鱼贯下船的四个人显然是一行，前面两个都是四十多岁的年纪，也都是西装革履。前面的一个显然是主人，左手拿一顶洋礼帽，右手拿一根被称为“司的克”的洋拐棍，而大箱小包的行李全都不用他操心。他身后同样穿西装的人与他低声交谈，并向远处指指点点，他们说的是朝鲜话。后面一个是长袍马褂的中国人，一个是日本人，两人都三十岁上下。日本人显然是仆从，一手一个大皮箱。
他们招来四辆东洋黄包车，一人一辆，直奔美国租界日本人开设的东和客店。店主热情的接待，问客人从哪里来，要住多少天。为首的用日语道：“从大阪来，到这里旅游，总要住个十来天。”
接下来登记，店主一一询问姓名，还是为首的用日语代为回答：“我叫岩田周作，这是我的朋友，洪钟宇。”又指指那个中国人道，“他叫吴升，我的中文翻译。那个是我的仆人，北原延次。”
“我叫吉德，很荣幸接待四位。”店主又扭头对垂手站在一边的中国小伙计说道，“把客人领到房间去。”
小伙计帮忙拿着行李，带客人去了二楼。安排妥当，洪钟宇来到“岩田周作”的房间问：“古筠，坐了几天船太辛苦了，你先休息，到晚饭时我来叫你。”
古筠是金玉均的号，不错，他正是流亡日本多年的开化党人金玉均。他对洪钟宇道：“羽亭，尹佐翁已经从美国回到上海了，听说在中西书院教学，拜托你设法去通知他一声，就说我晚上前去拜访。”
尹佐翁就是尹致昊，也是开化党人，甲申政变时他并未参与政变，但因为与金玉均关系密切不得已逃到日本，后来又辗转到上海，入美国教会学校中西书院学习。毕业后赴美留学，去年底从美国回到上海重新入中西书院，担任英文教习。
一个多时辰，洪钟宇就回来了，告诉金玉均他已经见到了尹致昊，说晚饭后他将前来拜访。
“你没约他一块过来吃晚饭？”金玉均问道。
洪钟宇解释道：“他在教，有诸多讲究，不便与我们同席。”
因为有些晕船，金玉均等人简单吃了一顿清淡晚饭。吃过不久，尹致昊果然如约前来，西装革履，一丝不苟。他首先解释道：“我已经入教，饮食方面有诸多不便，今天又是礼拜五，只吃一餐，因此实在无法做东以尽心意。”
金玉均微笑道：“哦，你也入教了。我理解，咱们这样清谈更好，省得喝了酒说话反而不着边际。”
尹致昊问：“古筠兄怎么到中国了？”
“一言难尽。”金玉均摇头苦笑。
的确是一言难尽。金玉均逃亡到日本，寄人篱下，日子并不好过。虽然有福泽谕吉等日本友人关照，但甲申政变后日本政府与中国和朝鲜都签订了相关条约，行的是韬光养晦的策略。朝鲜和中国驻朝总理袁世凯都向日本提出，应当引渡金玉均回国。日本政府为大局计，打算应中朝所请引渡金玉均，却受到在野力量的强力反对，所以不得不把金玉均留在日本。期间朝王派杀手前往日本暗杀金玉均，被其发觉，他屡屡上书伊藤博文、井上馨要求保护，两人不予理睬，他又投诉到法院，而且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责朝鲜和中国。中朝两国都郑重交涉，认为日本在纵容一个发动政变的叛乱者。这样一折腾，日本政府觉得金玉均真是个麻烦，就以保护为名把他流放到太平洋中的小笠原群岛。小笠原群岛离日本有两千余里，人烟稀少，形如荒岛不说，最让金玉均受不了的是湿热天气，他浑身生湿疹，眼睛上火，不思饮食，一场大病下来险些要了他的命。他一次次上书请求转移居住地，两年后日本才把他迁到北海道的札幌。在札幌住了两年，到1890年才恢复自由，重新回到东京居住。经两次流放，他对日本政府不讲信义极其愤恨，依靠日本人帮助朝鲜开化富强的信心大为动摇。他提出了“三和主义”，主张中日朝三国和平相处，共同抵御欧洲列强。他还上书李鸿章，表明了他不再依赖日本，也不与中国为敌，而是希望中朝互相尊重、和平相处的政见。当时清廷驻日本公使正是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其实是养子，其父是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他与金玉均过从甚密，并建议他访华，并请公使馆的日语翻译吴升教他中文，为出访中国做准备。去年汪凤藻代替李经方出任驻日公使，但李经方并未食言，继续欢迎他访华。金玉均的算盘是通过李经方的斡旋，借助李鸿章的力量重回朝鲜，进行温和的开化改革。他天真地以为，有李鸿章的支持，重新得到李熙的信任并非不可能。他此次到上海就是打算在这里先与李经方详谈，然后再启程北上。
尹致昊对金玉均此行大不以为然，连连摇头。他虽然居住中国多年，但一直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崇拜的是西方文明，对中国反而偏见极深：“古筠兄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人身上大错特错。中国就如同一栋老屋，虽然它曾经有很好的结构，但由于老屋拥有者的漫不经心，现在它的墙面已经脱落，它的栋木也已经腐朽不堪。中国就好比是一个又盲又聋又衰朽的老人，他唯一灵活的就是舌头，唯一剩下的就是舌头上的功夫。他的声音非常大，事实上，他就是靠制造很大噪音来恐吓邻居，他们把朝鲜和日本都当听到大声呵斥就害怕的孩子。中国人还是自高自大，视他人为蛮夷，依然活在虚幻的梦想里。”
“佐翁，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你可以不喜欢中国，可你还是朝鲜人，应当像当年一样振作起来，为朝鲜的开化富强而斗争。我之所以与中国人交往，不过是想借助他们对朝鲜的影响力，重新启动朝鲜的开化大业。我希望届时你能够回到朝鲜，我们携起手来干一番大事业。”
尹致昊认为金玉均的想法不切实际，近乎异想天开。怪不得当年甲申政变三天就告败，就是因为金玉均空有一腔热情，虑事不周，行事冲动。但他懒得给金玉均泼凉水，只得道：“我去过日本，也到过美国，拿国外的政体与朝鲜比，真是让人绝望。如果朝鲜继续维持现状，那么一切免谈。你想在朝鲜现政府的基础上搞开化，无异于缘木求鱼。”
金玉均劝道：“佐翁，你比我年轻十几岁，心态何以比我还老？只要我们能够执掌朝鲜实政，让我们来改造它好了。”
你心态倒是年轻，可是如儿童一样不成熟。尹致昊想反唇相讥，但他终于忍住了，而是极其诚恳地劝谏道：“古筠兄，你向来是古道热肠，我佩服。但请原谅，我现在无意回朝鲜。我还想劝你一句……”显然说话有顾虑，欲言又止。
“劝我什么？直言好了。”
“古筠兄对身边的人不要轻信，我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尹致昊担心隔墙有耳，蘸着茶水在桌上写一个洪字，当然是指洪钟宇。
“绝无问题。”金玉均说得十分肯定，“我们已经有几个月的交往，他像我一样希望朝鲜开化富强，而且还与我义结金兰，怎么可能有问题？”
尹致昊见金玉均如此不受劝，笑了笑道：“也许我多虑了，我只是做个友好的提醒。”
送走尹致昊，金玉均对洪钟宇道：“他出过洋，见识广，本来指望他能够与我们同志，一起振兴朝鲜，没想到他已经一蹶不振。”
“人各有志，强求不得。他在这里过着安定有尊严的生活，已经把朝鲜的苦难抛到脑后了。”洪钟宇话锋一转又道，“不过，他毕竟是出过洋的人，见识一定差不了，对朝鲜的开化富强一定会有好的建议。”
金玉均摇头道：“他把朝鲜看得一团糟，除了怨天尤人，没任何建议。而且竟然还……”
洪钟宇问：“还怎么了？”
金玉均稍有犹豫，但面对洪钟宇诚恳的目光，觉得不该有所隐瞒，所以道：“君子坦荡荡，没什么不好说的。十分可笑，他竟然认为你可能是密探。”
“啊，我是密探？”洪钟宇先是十分惊讶，继而十分生气，“真是岂有此理。我如果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他说我是密探也就罢了，我们只是一面之缘，他凭什么说我是密探？我得去问问他，凭什么血口喷人。”
金玉均一把抓住他道：“羽亭，算了。你这么去一闹，把我也弄得不好。我都不信他的话，你又何必这样上心。”
洪钟宇气呼呼地坐下，沉默了一会儿，气小了些说道：“古筠，朝鲜开化富强，没那么容易，我们与李鸿章父子的交涉恐怕也没那么简单。咱们不宜贸然北上，必须有个长久打算。”
“是的，我也有此意。不过，如何长久打算，你说来听听。”
洪钟宇从怀里掏出一张支票道：“这是我这几年攒的一点钱，存在汇丰银行，我打算取出来，咱们合伙在上海做生意，以免坐吃山空。”
金玉均十分感动：“这实在太好了，我暂时没钱入股，我先认三分之一的股本，将来一定还你。”
“咱们就各算一半的股份好了，将来赚了有你的红利，赔了算我的。”
“没有这样的道理。”
两人争执很久，最后达成协议，金玉均算三分之一的股份，以红利陆续归还股本，若万一赔了，则算洪钟宇为开化大业的经费赞助。两人畅谈良久，楼下大堂的西洋钟敲了十一下洪钟宇才离去，金玉均紧紧握一握他的手说道：“羽亭，如果像你这样的同志多起来，何愁大事不成！”
第二天上午，洪钟宇出门去英国汇丰银行取款，半个多时辰后回来了，中文翻译吴升道：“洪先生总算回来了，上海有位朋友约我吃午饭，我现在就出门去，多年不见了。”
洪钟宇回道：“那是应当的，你尽管去好了。岩田先生呢？”
“岩田先生有点头疼，大约昨天夜里受凉了，正休息呢。”
洪钟宇回到自己房间换衣服，再出来时已经脱掉了西装革履，头上戴一顶黑纱笠帽，身上罩一件白色长袍，脚上穿的是一双黑布鞋。他对金玉均的日本仆人北原延次说道：“岩田先生病了，你出去买点治感冒的药。”
北原领命而去，洪钟宇这才上楼去见金玉均。金玉均正在靠窗的竹榻上看书，看来刚刚睡醒，还没起身，说道：“我没事，何必去买药。”又看了一眼洪钟宇道，“你怎么穿上朝鲜衣服了。”
洪钟宇道：“我已经几年未回到朝鲜了，有点想家了。”
“是啊，这毕竟是朝鲜的衣服。可是，太过肥大，不便于劳作。”金玉均说罢，他翻过身，把一床薄被裹在身上，打算继续睡一觉。
洪钟宇突然从宽大的长袍里掏出手枪，向金玉均头部开枪，虽然距离不远，但因为紧张，子弹仅是擦伤了金玉均的左颊。金玉均翻身而起，把手里的书扔向洪钟宇，夺门而出，洪钟宇向他当胸开了一枪，又追出门去向他被背部连开数枪，一面大骂：“逆贼，逆贼！”
洪钟宇枪中子弹已经射尽，又看金玉均倒地不动，便仓皇下楼，与上楼察看情况的店主吉岛撞个满怀。
“刚才是什么声音？”吉岛问道。
洪钟宇不理他，直接跑出门去。吉岛到了二楼，见走廊中已经聚了不少人，他挤过去一看，金玉均身下淌出一摊鲜血。
吉岛下楼去找吴升，不在，又找日本仆人北原，也不在。他出门招一辆黄包车，要去日本领事馆报告，在门口正遇上北原，来不及说话，把他拉到车上就走，路上才告诉他情况。北原告诉他，死的那个人其实并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鲜人金玉均。到了领事馆报告情况，日本领事回道：“朝鲜人互相仇杀，我们不便出面。你们报告英美巡捕房好了。”
巡捕房将消息报告给上海县，县令黄爱棠下令全城搜捕洪钟宇，同时到客店验尸。日本副领事山座元次郎、翻译加藤义三、英捕房麦捕头、美捕房黎捕头都到现场，检验结果，确系枪杀。第二天早上，便在吴淞口的旅店内将洪钟宇捕获。
黄县令在县公堂初审，问：“你是金玉均的朋友吗？”
洪钟宇回道：“谋叛之人，怎能为友？”
“你为何杀他？”黄县令又问。
“大逆不道之人，人人可杀，若任其回国，势必又起风波。”洪钟宇慨然道。
“杀人者死，你知道吗？”
“知道，我是为国除害，死又何惧？”洪钟宇不以为意。
“你何以知道其为金玉均？”
洪钟宇回答：“他时称岩田周作，时称岩田和三，但确系金玉均无误。今奉朝鲜王之命行刺叛臣。”
黄县令问：“你说系奉朝鲜王之令，怎么你身上却没有朝王令旨？”
“我虽没有王旨，但在李大人处看到过。”洪钟宇回答。
洪钟宇所说的李大人叫李逸植，奉朝王之命扮作商人到日本执行刺杀金玉均和朴泳孝的密令。朴泳孝和金玉均两人当初都是发动甲申政变的主谋，但两人早因政见不同，谁也不理谁。李逸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与两个人都能接得上头，并且获得两人信任。但觉得自己势单力孤，怕打草惊蛇，所以迟迟未下手。去年秋末洪钟宇从法国留学回来，顺便去拜访李逸稙。李逸植觉得洪钟宇法国留学生的身份很容易接近金玉均，于是极力劝说他参与暗杀行动，自然是将金玉均描述为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他还向洪钟宇出示了国王给他的委任状，如果能够共同诛逆，高官厚禄不在话下。洪钟宇当场行跪拜大礼，宣誓参与刺杀行动。
不过洪钟宇却另有打算，他的如意算盘是接近金玉均，如果金玉均将来能得势，不妨假戏真做，与他踏同一条船；如果金玉均不能成事，则杀之见功于朝王。他很快发现金玉均的致命弱点，太理想主义，太容易冲动，跟着他只有自寻死路。于是他再与李逸植秘商，决定把金玉均骗到上海伺机除之，而李逸植则在朝鲜对朴泳孝下手。
于是有一天，洪钟宇很诚恳地对金玉均说道：“日本人薄情寡义，如今你在日本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如今中国对朝鲜的影响远远超过日本，我觉得古筠兄借助李鸿章回国的路子很值得一试。”
金玉均表示，他虽有此想，但从前亲近日本，对中国太过疏远，如今反过来去讨好中国，只怕热脸贴个冷屁股。
“不不不，古筠兄大可不必此想。”洪钟宇劝他道，“此一时，彼一时，时变我亦变。从前借助日本，如今借助中国，都是情理之中，都是为了朝鲜。相比较而言，中国人还是比较讲信义的。再说，行与不行，总要试一试才能知道。”
于是，就有了四人的上海之行。
洪钟宇当然不肯把详细经过告诉黄县令，黄县令穷究不舍，洪钟宇只好回道：“大人不必费功夫，我是不是奉王命行事，你向朝鲜发一封电报一问便知。”
黄县令退入后堂与刑名老夫子细商。刑名老夫子认为，如果洪钟宇系仇杀金玉均，则以一般刑案而论，无外乎杀人抵命；但如果他真是奉王命行事，杀掉当年叛乱主谋则是大功一件。因此，此事不必急于定案，而是必须向上面请示。所谓上面，当然就是上海道聂缉椝，他是曾国藩的小女婿，当过江南制造局总办，在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直隶总督李鸿章面前都很吃得开。聂缉椝在洋务上颇内行，出任上海道后修马路、办实业，是有名的能员。由他转电总理衙门以及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如何办理，秉命而行就是。因为事涉朝鲜，总理衙门必定会转电驻朝鲜的袁世凯，向朝鲜政府求证。虽然电报往返非常方便，但函电交驰，等上面指示下来，总得六七天的时间。这六七天间，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都得妥善保护，不能出任何意外。这份责任不轻，因此刑名老夫子建议，案子出在英美租界，人和尸体不妨都推给巡捕房，到时候出了差池，上面也怪罪不到。
黄县令十分受教，完全按老夫子的建议办理。金玉均的尸棺暂存虹口巡捕房，洪钟宇则由巡捕房羁押。金玉均的仆人北原提出异议，主张由他护送主人的尸棺返回大阪，日本领事也持此议。黄县令再禀请聂缉椝，请巡捕房喝花酒，并开销了几百两的红包，由巡捕房出头告诉日本领事馆，案子未结清前，杀人者和被杀者都不得离开租界一步。
第三天李鸿章给聂缉椝转发来袁世凯的电报，请聂缉椝办理：
袁道电：金玉均系朝鲜叛臣，脱逃已久，洪钟宇系官员，此案理合解归朝鲜定夺。闻洪钟宇为美捕获，囚例须交朝员讯办，而沪无朝员，可否饬由沪道以朝鲜所请索出，转解来朝，乞载施云。希酌办。鸿洪钟宇身份确定，且有李鸿章的电报，自然不能再在巡捕房羁押，于是由聂道台出面与租界交涉，然后由黄县令安排人从巡捕房将洪钟宇接到县衙，待若上宾，并严加保护。
这时聂缉椝又接李鸿章发来的电报，还是转发袁世凯的意思：
袁道电：朝鲜廷臣多与金玉均通书，如发觉，必兴大狱。乞饬聂道密将金玉均行李检查，凡文迹均焚之，庶可保全多命云。望照办。鸿。
聂缉椝暗叹袁世凯虑事周详，的确，若因区区几封信在朝鲜兴起文字狱，不知多少人遭殃。他立即把上海县叫来，当然不提李鸿章的电报，而是关切地问：“老兄，金玉均的行囊可否仔细搜检？”
黄县令不知道台是何意图，因此回答十分小心：“已经全部从巡捕房转来，并搜检过了。”于是报告行囊细物，果然有五六封信。
聂缉椝就有些考校黄县令的意思了，问：“这些信，你是如何打算？”
“当然要妥为保管。其他东西无关紧要，届时转交给朝鲜就是，唯有这几封信若如数转交，少不得有人遭殃。正要请示大人，该如何处置？”
聂缉椝听黄县令已有此意，甚慰：“你说的不错，金玉均死则死耳，平白再拉几个垫背的，不值当。我的意思，这些信存下来必是祸患，不如付之一炬来得干脆利索。”
“大人如此措置，便是菩萨心肠，卑职照办就是。只是事涉刑案，如果有一角公事，办起来更方便。”黄县令这是怕将来有波折，空口无凭，讨一纸公文，为自己留余地。
聂缉椝手里有李鸿章的电报，乐得落个痛快：“这是应当的，你放心好了，出了岔子，一切有我。”
处理妥当，李鸿章电报又到，应朝鲜国王所请，朝鲜外衙门协办徐相乔已经由天津乘船南下，负责交接金玉均尸体和刺客洪钟宇。
三月底徐相乔到达上海，租界将金玉均尸体以及洪钟宇正式引渡给上海道台衙门，再由上海道台衙门移交给徐相乔。徐相乔一行希望立即起行，却暂无轮船去朝鲜。天气越来越热，金玉均的尸体已经变味，势所不能久拖。而且夜长梦多，不如早早了事利索。聂缉椝报请两江总督刘坤一同意，专门派出“威靖”号军舰将金玉均送回朝鲜。
军舰临行前，李鸿章又转来袁世凯电报，提醒“威靖”号不宜到仁川，担心仁川有金玉均的余党，而且仁川日本人势力不小，难免节外生枝。建议到仁川南面的南阳海面，他已经通知朝王，届时派轮船在海面上交接。
聂缉椝不得不暗赞，怪不得袁世凯深得李鸿章赏识，其办事的确十分可靠。
金玉均当年发动政变，大开杀戒，仇人很多，他们希望戮尸泄愤。日本公使馆对此十分不满，鼓动各国公使向朝王进言，如果辱及死人，与国际公法不合。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亲自来找袁世凯，希望他出面阻止。袁世凯面见朝王，朝王答应的很好。
金玉均的尸体运到南阳，在马山浦的一处民房中停尸，还派了五十人的士兵守卫。可是第二天传来消息，金玉均被判处谋叛大逆不道之罪，判处死刑，并在其尸身上追加凌迟处斩的酷刑，尸体被千刀万剐以后，首级又被砍下，高悬在汉城西郊杨花津的要冲，肢体则传示朝鲜八道。
袁世凯知道朝王玩了花样，进宫去质问。朝王说当年被害大臣家属不肯饶过金玉均，他不能不顺应舆情。听说朝王还要重用洪钟宇，袁世凯劝他最好不要徒生是非。朝王答应了，但第二天就亲自召见洪钟宇，将其视为大功臣，在汉城赐其宅邸，而且要专门为他开设科举考试，方便他正式进入政界。
消息传到日本，引起轩然大波。金玉均的老师福泽谕吉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凌迟日本人的朋友金玉均是“日本人的感情所完全不能谅解的”，日本“金氏友人会”在东京举行盛大葬礼，在青山公园筑衣冠冢，把金玉均的头发和几件衣服下葬，竟然有数千人参加葬礼。三十多名议员向政府提出质询，认为中国将金玉均的尸体送回朝鲜是对日本帝国一大侮辱，要求对中国采取措施。金玉均的好友玄洋社最活跃成员的野半介登门造访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向他建议道：“中国对金玉均的处置，实为日本之一大耻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政府应对中国宣战，以雪朝、中两国加于我国之耻辱。”
陆奥宗光拒绝道：“为一亡命客而与两国开战，这样的理由你不觉得荒唐？”
打发走的野半介，陆奥宗光立即去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伊藤博文笑道：“你先不要说话，看我猜得对不对？是为金玉均被刺而来吧？”
陆奥宗光点了点头：“是，我家的大门快被人踏平了，人人都喊着要与中国开战。”
伊藤博文感叹道：“是啊，三十多名议员提出质询，要求对中国采取措施，他们也是希望向中国宣战。”
“朝野都异口同声要向中国开战，政府如果没有交代，恐怕不好过关。”
伊藤博文连连摇手：“你可不要动摇。这个借口太勉强，我们会在国际上失分不说，关键是与中国开战有几分把握？北洋舰队便足以让人气馁。”
“此言差矣！”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不请自到，“首相不该气馁，中国的北洋舰队也不必说得那样可怕。”
伊藤博文立即转移了话题：“你来得正好，正要请教你，这是个十分严肃的话题，你不能随口敷衍：日中开战，我们到底有几分取胜的把握。”
“首相不必问我有几成把握，听我说完，您自己判断。”
出身于日本著名强藩萨摩藩的川上操六，在日本倒幕运动中和明治维新后的西南战事中屡立战功，且是陆军中的改革派，十年前随陆军卿大山岩出国，赴欧美考察军制，回国后实行“兵制改革”，主张依德国军制改编日本军队。次年就晋升陆军少将，任陆军参谋部参谋次长，时年三十七岁。随后又赴德国留学两年，归国后复任参谋次长，主持组建了日本陆军大学，在日本陆军中影响极大。参谋总长由亲王领衔出任，他这个参谋次长是实际上的主持者。他又是对华谍报工作的总负责人，因此要与中国开战，他的意见十分关键。
“我先说陆军。中国的陆军总兵力大约有一百万，帝国陆军七个师团，近七万。但，中国一百万军队，八旗、绿营占七十万左右，这七十万，不堪一击，毫无战力可言。那么剩下的还有三十万，主要包括李鸿章的淮军、曾国藩创立的湘军余部以及各省的练军、防军。我要提醒首相注意的是，中国国土面积极大，这三十万军队，是分散在各省的，主要是为了防备内乱，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军。临战能够有效调动的有十万就不错了。十万对七万，差距是不是已经很小了？”
伊藤博文微微颔首：“说的有几分道理，可是如果战事拉长，中国的后备兵源总胜于我们很多倍。”
川上操六继续道：“单从人数上说，的确差距巨大。但人数多未必战斗力就一定强，中国的军制要比我们落后得多。比如，帝国陆军最高战斗单元是军，一万人左右，适于大规模兵团作战。为了适应大规模作战，平时经常进行演习训练。而中国最高作战单位是营，五六百人，比较适合维护治安，诸军平时各驻一地，互不隶属，缺乏训练，也从未配合进行军事演习。如果大规模战事发生，则临时拼凑数十营，交给一位将军指挥。互不统属的营伍凑到一起，指挥错乱，龃龉百出，内部摩擦，战斗力又打折扣。两位请想，指挥统一的一万人对付临时拼凑的一万人，结果会如何？再比如，两国征兵制度不同。帝国实行兵役制，符合条件的公民都有义务应征入伍。而中国实行的是临时募兵制，固定员额的常备军人数较少，就是这些常备军也往往是吃空饷十之三四。战事发生了，这才四处招募军队，稍加训练就上战场。若论军队素质，帝国更胜一筹，帝国陆军高级军官有一半或进过本国军事学校，或到西欧学过军事，或到欧洲考察过军事，而中国陆军高级将领没有一个进过新军事学校，他们大多是行伍出身的旧式武夫而已。至于普通士兵，帝国士兵受教育程度远远高过中国，中国士兵多是无知农夫出身。帝国严格训练的军队，对付刚抛下锄头的农民，不说以一当十，以一当五总有可能。”
这么一解释，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都禁不住连连点头。见状，川上操六话锋一转道：“至于海军方面，北洋海军实力的确不可小觑，这也是悬在国人头上的一把利剑，但经过近十年的奋起直追，帝国海军也是长足进步。从总体规模看，帝国海军有军舰32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59000余吨；北洋海军有军舰22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41200吨，帝国略占优势。从战舰性能看，帝国海军成军时间晚，战舰新，航速快，非北洋舰队可比，尤其是速射炮多，更是北洋舰队望尘莫及。”
伊藤博文打断川上操六的话道：“川上将军，你别只拣好听的说给我们两个。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舰，巨炮坚甲，亚洲无出其右者，这也是事实吧？”
川上操六应道：“首相所言极是，的确这是事实。不过，近年来帝国新造了‘严岛’‘松岛’‘桥立’三景舰，也都是巨炮坚甲，装备的火炮口径与定镇两舰相比毫不逊色，足可以对付定镇两舰。”
伊藤博文又驳道：“这一点我听海军说过，不过我还听到一种声音，说我们的三景舰巨炮不比定镇两舰逊色，但吨位却小得多，有些头重脚轻，未必是两舰对手。”
川上操六回道：“这也只是担心，孰优孰劣，只有战场上较量了才知道。”
陆奥宗光见伊藤博文似乎无话可问，就问：“川上将军，中国除了北洋舰队，还有南洋、广东水师，你只与北洋舰队做比较，恐怕不合适吧？”
“我正要说的就是这一点。帝国海军政令军令统一，而中国海军并未形成统一指挥，互不统属。如果战事一开，在直隶作战，南洋和广东水师未必肯参战，所以，帝国海军其实只与北洋力战而已。中国虽然成立了海军衙门，但海军衙门五大臣都是兼职，并无一人专营海军。不仅如此，海军大臣中无一人出身海军或受过海军训练，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是马队出身。而帝国海军要员大都是出过洋的海军军官，这又是中国无可比拟。”川上操六见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都专心静听，信心大增，“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差距在士气。我陆海军将士无不枕戈待旦，都盼着与清军一战。而中国海陆军，军官多是贪财好色之辈，以吃空饷为能事，都积聚了可观的资财，甘心为国牺牲者寥寥无几。我去年考察了朝鲜的釜山、仁川、汉城等地之后，乘船经烟台转赴天津。在天津停留了一个月，参观了天津机器局，访问了武备学堂，观看了炮兵操演炮术和步兵操练步伐。这次中国之行，我发现中国对战争毫无准备，而帝国在中国情报网可以说疏而不漏，一旦两国交战，他们将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我可以告诉首相，如今若日清开战，帝国必胜无疑。”
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两人听了后都沉默无语，各有所思。伊藤博文提醒道：“川上将军，军方急于一战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我不得不提醒将军，战与和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不可不慎之又慎。而且我发觉，帝国军队已经滋生了轻敌思想，这是极其冒险，而且极其危险。”
川上操六并不完全赞同伊藤的观点，笑道：“战争从来都是冒险，要想百分之百的把握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像帝国这样四面环海的岛国，要实现大陆梦想，也不能不冒险。就好像赌博，赌注大，风险大，但收益也同样大。”
伊藤博文连忙摇手道：“川上将军，你这种话当玩笑来说尚可，如果陛下问我，我总不能拿赌博这样的荒唐话来回奏吧？”
陆奥宗光也附和道：“川上将军，如今日中开战时机尚不成熟。为了区区一个亡命政客，帝国与中国翻脸，便是师出无名，将引来他国干涉，与帝国非常不利。所以，还请将军多给军方泼泼冷水。战争就是政治，也是外交，师出有名，不招他国干涉，至关重要。”
川上操六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军方已经做好准备，军人只知道为国牺牲、奋勇杀敌，为战争找个合理的借口，那是你们外交的事情。”
伊藤博文见状，还是劝慰：“川上将军，军队必须听从天皇的召唤，也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在没有正当的出兵理由前，还是以安抚军心为上，不然，便是徒寻烦恼。”
川上操六悻悻回到参谋本部，玄洋社的野半介已经等了很久。玄洋社是日本极力主张对外扩张的民间组织，不仅办有报纸，而且中国的间谍有相当一部分是该组织成员，他们向往的目标是“破中国，胜俄国，吞并朝鲜”，与川上操六关系一直十分密切。
的野半介与川上操六熟不拘礼，急切地问道：“将军与首相谈得怎样？”
川上操六摇头叹气道：“不怎么样，首相与陆奥大臣都认为当前时机尚不成熟。”
“中国对我们如此无礼，帝国正应趁势与之开战，何谓时机不成熟？”的野半介大吃一惊，“大家无不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时机，错过太可惜。”
“壬午、甲申两次教训太深刻，用中国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此一时彼一时。帝国卧薪尝胆十年，已非十年前可比。”
“首相和陆奥大臣的意思，必须师出有名。如果朝鲜能够自乱起来就好了，中国必然出兵，按照条约我们也可以出兵，就名正言顺了。那时候两国陈兵朝鲜，要寻衅开战便十分方便。”川上操六为难地说道。
的野半介惊喜道：“当前倒有一个好机会，听说东学党已经起事了。”
“这不失为一个绝好的机会。贵社人才济济，难道没有一放火之人？若能在朝鲜举火，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军方好了。”
两人又为如何点起这把火，密议良久。
的野半介出了参谋本部，匆匆吃过晚饭就去拜会玄洋社的当家人平冈浩太郎。平冈家里已经有两位客人，一位是头山满，平冈的好友，两人都经营煤炭发财，也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同时也是玄洋社经费的主要赞助者。另一位的野半介并不熟悉，经平冈介绍才知道也是玄洋社成员，在朝鲜釜山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从事谍报活动的大崎正吉。
平冈微笑道：“大家都想到一块去了，现在就有一个最好的时机，朝鲜东学党正在起事，大崎君有个很好的建议，希望组织一部分同志渗透到东学党中，引导东学党向利于帝国的方向发展。”
据大崎介绍，朝鲜东学党已经创立二十余年，创立者是位不得志的儒生。他自称采纳儒、道、释精髓合而为一，称之为“东学道”。近年来朝鲜百姓负担沉重，诸闵贪污腐化，今年正月里，全罗道古阜郡东学党首领全琫准振臂一呼，先是占领古阜郡，如今正在攻打全罗道的首府三南重镇全州城。但东学党的起义对日本十分不利，他们提出的口号是“逐灭倭夷，澄清圣道”“驱兵入京，尽灭权贵”，把日本人和腐败的朝鲜权贵作为打击目标。因为其道义都源自中国，因此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尊崇中国为上国，对中国商人秋毫无犯。大崎的建议是尽快派人入朝，与东学党接触，设法改变对日本不利的局面。这先期入朝的人员称为“天佑侠”，大约十六七人，有浪人、军人、间谍、记者，各司其职。
虽然只有十几人的队伍，但需要筹划的事情却很多，经费、武器、行程以及入朝后与驻日使领馆的联系等等。还需要准备一篇《天佑侠檄文》，说明日本支持东学党举义，支持讨伐暴虐的闵氏权贵，而闵氏权贵的支持者则是袁世凯，从而让举义者将矛头指向中国。这一番密议，直到深夜方才有个头绪。
大清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真如热锅上的蚂蚁，因为前线的战事实在令人心焦。
东学军正在攻打的全州城是全罗道首府，而且供奉朝鲜太祖李成桂的祖庙庆基殿就在那，是李氏王朝的龙兴之地，如果被攻陷，国王脸面何在？而且更怕久乱不止，列国会以商务受影响为借口趁机干涉。所以，袁世凯对尽快平定东学党之乱是尽心尽力。他电请李鸿章批准，派北洋水师平远舰帮助朝鲜将汉城壮卫营八百精兵运到全州，朝王又命二百名京军从陆路向全州进军。袁世凯还派出赵国贤、丁得鹏作为军事顾问随壮卫营同行。临行前袁世凯面授机宜，让壮卫营到金州后不要与东学军正面交战，而是先截断他们的粮道。东学军上万人，粮道一断，不打自乱。袁世凯以为有此一招，然后再派人前往招降，剿抚并用，软硬兼施，应当费不了多少功夫。可是没想到的是，已经二十余天，传来的全是不利的消息。他对着地图分析双方的行军路线，连连叫苦不迭，因为东学军是在拖着官军打转转，恰如当年捻军的策略，拖得官军筋疲力尽后，必然会重兵合围，一击而中。
他把汉城分理黄元良叫来说道：“老黄，前线战事不妙，我有点不放心。”
黄元良问道：“总理有何打算？是不是想让我跑一趟？”
“是，我希望你去找到赵国贤他们，提醒他们不能与乱党打转转，当心中了他们的疲兵之计。最重要的是断敌粮道，他们好像没按我的意思办。”
“好，我立即就走。”
袁世凯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天色已晚，他也只好挽留道：“要不，还是天亮后再走吧。”
黄元良知道不能等，因此推辞道：“军情似火，耽搁不得。总理放心，这几年跑元山汉城这一线，别的没学会，学会了骑马。”
“那好，我给你派两个得力人手保护你。注意安全。”
黄元良是刑名老夫子出身，却很有武人气概。吃罢饭就走，袁世凯亲自送到南门。刚回到公署，听差就前来报告：“总理，赵守备回来了，前方吃了大败仗。”
赵守备就是公署卫队长赵国贤。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袁世凯一跺脚对听差道，“你赶快安排人飞马追回黄分理，不必再去全州了。”
袁世凯直奔签押房，一个衣衫褴褛、满面尘垢的汉子扑通一声跪倒大哭道：“总理，前线大败，老丁也阵亡了。”
“老赵，你先别哭，也不急于这一时。你先去洗个澡，然后吃顿饱饭，咱们再详谈。”袁世凯从声音上听出他是赵国贤。
心事重，袁世凯晚饭也没吃几口，绕室踱步，盘算下一步的对策。前线大败的消息不知朝王是否已经知道，是否需要派人告诉朝王，犹豫再三，觉得还是先听听前线情况，有了个大体对策再说不迟。回到签押房，赵国贤已经等在门外，洗了澡，换了干净衣服，人清爽了许多，但仍见其憔悴。
“怎么回事？你们好像没听我的劝，为什么不断敌粮道，跟着人家打转转？”袁世凯急切地想知道究竟。
“嗐，他们不听劝！”赵国贤恨恨地跺脚。
这次带兵的全罗兵使兼壮卫营正领官洪启薰，因为在壬午兵变中救过闵妃，因此极受信任，得以掌握这支由美国人训练、装备美式武器的壮卫营。他到全州后，全州带兵官就派人送信，希望里应外合，在全州城下大败东学军。双方定于西历5月10日发动进攻。可是全州带兵官为了争功，提前发动进攻，结果被武器极其简陋的东学军打得大败，丢掉洋枪二百余支，狼狈退守全州城。赶到全州城下的壮卫营，已经失去里应外合的机会，晚上观察东学军营地，火把连成一片，声势极其浩大。洪启薰先自胆怯，远离东学军扎营，并接受赵国贤的建议去断东学军粮道。谁料第二天全州城下并无一兵一卒，听附近的百姓说东学军已经连夜撤走，因为害怕壮卫营的枪炮。洪启薰信心大振，提兵猛追。这一追就是十多天，从灵光到兴德，从兴德到咸平，然后转进长城郡，像样的仗一次也没打上。官军长途追击，疲于奔命，士气更为低落。四天前，洪启薰率军追至月坪洞，只见丛林密布，郁郁葱葱。忽然喊杀声起，官军吓得回头要跑，结果从林中冲出的东学军老的老、小的小，手上拿的是大刀、长矛等简陋武器。洪启薰指挥壮卫营冲锋，东学军不堪一击，纷纷逃散。洪启薰督队穷追，结果可想而知，中了埋伏，伤亡二百余人，洋枪洋炮丢弃一多半。
袁世凯生气道：“国贤，你就不能提醒洪启薰一声，任由他中了东学党的计谋。”
赵国贤摇摇头叹气道：“提醒了，可是他听不进去，总觉得他的洋枪洋炮把东学党打怕了。他的军纪太差，兵器再好也没用，东学党走到哪里都是秋毫无犯，可是壮卫营一路追一路抢，百姓都骂官军是匪，心向乱军，根本不帮忙。”
袁世凯治军最讲究军纪严明，因此对壮卫营的军纪败坏十分憎恨，连连顿足：“让洪启薰统军，真是误国误民。”
第二天上午，袁世凯召集会办唐绍仪、汉城分理黄元良商议对策，觉得朝鲜官军如此狼狈不堪，乱军气焰会更加嚣张，仅凭朝鲜官军恐怕无济于事。他的想法是电请李鸿章，派军平乱。
听了这个想法，唐绍仪有些担忧：“派军平乱最大问题是，日本也会趁机派兵。因为根据天津条约的协定，一旦朝鲜变乱，日本是可以派军队入朝的。”
袁世凯摆摆手道：“我也是担心这一点，不过我觉得也不必过虑。其一，我们是宗主国，帮助属国平乱名正言顺，日本人只可以派少量军队前来保护使领馆。其二，如果日本派几百兵来保护使馆，也没什么好怕的。甲申年也不是没和日本人较量，有我袁某人在朝鲜，他们总得掂量掂量。”
黄元良出主意道：“前几天汉城商人已经有议论，希望大清派兵前来。要我说，咱们就是想派兵也得等一等，由朝鲜或者他国来相请，那样出兵就更加顺理成章。”
袁世凯点了点头：“老黄说得有道理。咱们要有出兵的准备，但不能向外人透露一句，总要等时机成熟。”
第二天上午就传来更大的败讯，东学军用缴获的大炮轰击全州城，守军已经弃城而逃，全州城已经易主。汉城一时间人心惶惶，大清商人派代表呈文请求设法保护，英美德三国使领馆都派人来打听，中国是否打算派兵帮助朝鲜平乱。下午朝王派人请袁世凯入宫，商讨的正是请中国出兵的事情。但可以看得出来，朝王心情很矛盾，想请中国出兵，又担心从此更受制于中国，更担心日本也因此出兵。
袁世凯劝慰道：“殿下尽管放心，朝廷出兵帮助平叛，事毕即班师，绝无其他麻烦，壬午、甲申两次平乱都是如此，殿下有什么好担心的？”
“如果日本人也派兵来，就会有无穷的麻烦，如果俄国也借机出兵，鄙邦势必陷入极端困境中。”李熙连忙声明并不担心宗主国有任何问题，他所担心的是日本人。
袁世凯建议道：“当前最主要的是不动声色，摸清日本人的想法。”
李熙恳请道：“此事还有劳总理大驾，外衙门的人都怵与日本人打交道。”
“殿下放心交给我好了。如果殿下需要朝廷派兵，最好能让外衙门具文。”
“这是大事，当然要具文。”
袁世凯回到公署，日本使馆翻译郑永邦已经等待多时。上午，日本使馆已经得到外务省密令，务必设法诱使中国出兵朝鲜，他正是为此目的前来。
郑永邦说起来还有中国人血统，他的祖上便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福建泉州府晋江县豪族，明亡后子孙流落日本，后归化为日本人，世代担任长崎地方官的“唐务通事”，专办中日交涉。郑永邦曾经协助柳原前光公使赴华办理侵台事件，又协助森有礼公使同李鸿章谈判朝鲜问题，十年前跟随伊藤博文谈判天津条约。因为祖上是中国人这一渊源，郑永邦极擅长与中国人打交道，与袁世凯关系十分密切。不过，他具有日本人的特点，交情归交情，绝不以私情害公义。所以他奉命前来，掩饰得滴水不漏，愁眉苦脸道：“东学党一闹，连汉城商务也大受影响。真是受不了，如今汉城商家也都受到警告，说是如果不趁早滚出朝鲜，等他们杀到京城，尽逐夷倭，后悔晚矣。”
袁世凯没摸清他的来意，回答得也是中规中矩：“这个我知道，英美公使馆也都收到东学党的揭帖，要他们识趣一点，尽早离开朝鲜。”
郑永邦又说道：“在各国当中，受损失最大的还是日本。不知东学党为什么独对日本特别不友善。”
袁世凯笑了笑道：“阁下是明知故问吧？岂止是东学党，朝鲜有多少人喜欢日本人？日本人应当自己多加反省才是。”
“如今说这些都无济于事，总理难道就眼看着局面混乱下去吗？从前朝鲜有乱，总是贵国帮助出兵平乱。”郑永邦故意若无其事地说出这句话。
闻言，袁世凯心头一跳，他努力按下激动道：“是的，作为宗主国，义不容辞，但目前朝廷并无此意。”
“总理阁下应当向贵国朝廷进言，出兵帮助平乱。”
袁世凯摆摆手道：“事情还没糟糕到那种地步，也许乱党会自动散去，马上就要农忙了，不能连一年的收成也不顾吧？”
郑永邦临走时又道：“我是奉代理公使之命前来，希望阁下认真考虑我的建议。”
形势越来越紧张，袁世凯把唐绍仪叫来商议：“局势如此，必须早做打算。从目前局面看，乱党不可能自行散去，而乱局持续，日本人、俄国人难免会以保护商民为由要求派兵，那时局势会更加复杂。对付乱局，必须快刀斩乱麻。现在唯一可行的是请国内派兵，尽快平定叛乱，乱局一定，立即将人马撤走，日本人和俄国人想干涉也来不及。我的意思是，请李中堂早做派兵的准备。”
唐绍仪也觉得应当趁早派兵平乱，同意先向李鸿章报告以早做准备。唐绍仪已是袁世凯的主要助手，密电一般也由他起草，袁世凯略加审定，签发就是。但这份电报措辞却很费思量，因此两人预先商议。先说明战事不利，汉城人心浮动，听说日本已经派舰前来保护商民，我国居民也纷纷呈文要求保护商务。朝王及各国公使也都希望中国能派兵。接下来要表明自己的意见，自然是字斟句酌，“朝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顷已嘱如需华兵，可由政府具文来，即代转电请宪核办”。
“文川，应当再加一句，如果大清不派兵，他国人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大清于何地？宗主国不出兵，却要别国代劳，脸面何在？”袁世凯觉得这样还不够分量，不足以说明派兵的重要性。
唐绍仪运笔如飞，一面点头。
袁世凯踱着步，一面想一面道：“中堂所虑，肯定也是日本人会不会趁机出兵的问题。天津条约只是约明，双方派兵的话，必须知照对方，并未说大清派兵，日本也可以派兵。就算倭人多事，依我估计，也不过是调几十人前来保护使馆，也没什么好顾虑的。对了，郑永邦今天来希望我国派兵代戡，这一点务必写进电报。”
袁世凯的电报到天津时，李鸿章校阅海军刚回到天津没几天。
根据北洋海军章程，每三年校阅一次。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时第一次校阅，那一次规模很大，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亲自校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第二次校阅，此时醇亲王已经病殁，李鸿章痛失靠山，这次校阅规模上自然无法与上次相比，更糟糕的是他刚开始检阅，翁同龢主政的户部就上奏建议南北洋暂停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所省价银解部充饷，上谕照准；今年又是海军校阅之期，从四月初三开始，李鸿章率津海关道盛宣怀、北洋前敌营务处山东登莱青道刘含芳、候补道龚照玙进行第三次校阅，总理北洋水陆营务处的周馥已经升任直隶按察司，因为永定河治理工程正在紧张施工，须赶在汛期前竣工，因此未能随同校阅。李鸿章时年七十有三，海陆颠簸，又受海风，结果感冒了。又听到丁汝昌、刘步蟾等人密报日本海军发展迅速，而北洋水师自上次校阅后未添一舰一炮，中枢大员无人可引为援手，极其苦恼。
接到袁世凯的电报，李鸿章不能不强打精神，召集几个心腹密议。周馥在永定河工，不可能呼之即来，洋务方面的帮手便是盛宣怀，对日外交方面则非李经方莫属。盛宣怀手里抓着电报、轮船，还想在矿业上有所展布，野心很大，很希望在朝鲜一展所能，所以极力赞同出兵平乱。李经方自幼学习英语，精通五国语言，任过驻英使馆参赞，后来任驻日本公使，他了解日本人欺软怕硬而又狡诈的个性，因此也是希望朝鲜事件能够快刀斩乱麻，支持尽快出兵。
李鸿章也倾向尽快出兵，他考虑的重点是朝局方面。光绪亲政以来，处处显示欲大有作为的迫切心情，身边以翁同龢为首的亲信大臣事事都想自主强硬，很看不惯李鸿章处处示弱的外交方略，像出兵朝鲜这样的事情，肯定是不亦乐乎。何况今年又是太后六十大寿，如果能够出兵朝鲜顺利平乱，届时像壬午、甲申年一样，朝鲜派专使进京致谢，那也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寿礼。
于是接下来讨论派何人带兵去朝鲜。这也无多大异议，驻山海关的直隶提督叶志超就很合适，一则他率军驻山海关，去朝鲜比较方便；二则他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因为打起仗来勇猛，从不顾惜自己的一条命，由他率军前往，李鸿章放得下心。同时还要派丁汝昌率四舰前往仁川、釜山等地巡航援护。
当天晚上便向总理衙门发一封密电，表示只等朝鲜请援的正式文书一到，就可派兵入朝。
公历六月三日，阴历四月三十下午，朝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平乱的呈文由外衙门督办赵秉稷亲自密送至袁世凯。袁世凯答应立即转电李中堂，不过，大军一到，朝鲜方面必须提供方便，他早已写了一张字条，列明需要协助的事项，包括准备驼、牛、马二百余匹、驳接人马的驳船、健役、翻译、向导以及随军商办人员等等。赵秉稷表示一定照办。
送走赵秉稷，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濬前来拜访。他是日本驻朝使馆的一等书记官，大鸟圭介十天前回国休假，由他代理公使。他与袁世凯也是很熟悉，不必客套，一脸焦急地问道：“东学党之乱已让日本商务大受影响，各国都盼华派兵帮助平乱，不知贵国是否答应？”
袁世凯回道：“朝王希望能够招抚，所以并未提出平乱的请求。”
“如果朝鲜提出请求，贵国是否派兵？”
“如果朝鲜有此请求，当然应该答应。如果我国派兵，按照天津条约应当知会贵国，不知应该如何知照？”
“由总理衙门向敝国驻华公使馆知照，或者由北洋通商大臣处知照我驻津领事都可以，我政府必无他意。我政府所关心者，是商务。如果匪兵北上，汉城甚危，实在可虑，如果派兵晚了，恐怕于事无补。”
两人闲谈到五点多，杉村濬方告辞。临别时又特别叮嘱袁世凯，若朝鲜有请兵的呈文，请及时告诉他一声，“以慰盼念”。
袁世凯自觉已经探到了日本人的实底，来不及吃晚饭就立即给李鸿章发报，全文转发朝鲜请求派兵的呈文，同时特别说明杉村濬来访情况，“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大清驻日公使汪凤藻接到了李鸿章的长篇密电，令他知会日本，大清即将出兵朝鲜：
查光绪十一年，中日议定专条，将来朝鲜若有变乱事件，中国要派兵，应先行文知照，事定即撤回，不再留防等语。本大臣今接朝鲜政府文书：全罗道所辖民习凶悍，附串东学教匪，聚众攻陷县邑，又北窜陷全州。前遣练军往剿失利，倘滋蔓日久，贻忧于上国者尤多。查壬午、甲申鄙邦两次内乱，咸赖中朝兵士代为戡定。兹援案恳请酌遣数队，速来代戡，俟悍匪挫殄，即请撤回，不敢续请留防，致天兵久劳于外等语。本大臣览其情词迫切，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用是奏奉谕旨，派令直隶提督叶选带劲旅，星速驰往朝鲜全罗、忠清一带，相机堵剿，克期扑灭。务使属境又安，各国在朝境通商者皆得各安生业，一俟事峻，乃即撤回，不再留防，合亟照约，行文知照。应请照以上各节，速即备文知照日本外务衙门查照。鸿。
汪凤藻立即着人备录一份，马上送至日本外务省。照会很快递到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手里，他看完全文，对属下道：“总算盼来了，我要立即去见伊藤首相。不过，照会中有‘保护属邦旧例’说法，帝国从来未承认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你立即与他们交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