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书人书事(5)
书的形式与内容
现在的书做得越来越漂亮了，从整体设计到版式、用纸越来越丰富多彩，其中民间出版工作者或者说工作室功不可没。但装帧、封面设计、开本等毕竟是形式，书的质量最终是由内容决定的。比如说《管锥编》、《政治的罪恶》等学术经典，封面设计都很简单、淡雅，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巨大的魅力。文学名著如译林版精装的《蒙田随笔集》（三卷本）《卡尔维诺文集》（六卷本）等，版式、封面等也很简洁，光是书名就使嗜书者趋之若鹜；上海译文社的翁伯托?埃柯《波多里诺》，封面设计素净，又加上了腰封、塑封，可谓锦上添花，一上市就受到了热烈欢迎。
与版式的多样化相比，书的开本比较单调，一般是国际３２开，现在小１６开越来越风行。小１６开用纸分多种，作家社的《黄河十四走》是８５０×９６０毫米；山西古籍社的《老北京的３６０行》是８８９×１１９４毫米；百花文艺社的《现代小说技巧讲堂》是７４０×９７０毫米；春风文艺社的《深喉》是１５０×２３０毫米。本着节约、高效原则，各出版社尽量迎合读者需要，如“百家讲坛”系列书，基本是７８７×１０９２毫米的小１６开本。
用国外进口的蒙肯纸做成的书很轻。现在流行使用轻型纸，可以使篇幅不大的著作显得很厚。国产轻型纸吸水性太强，无论印制彩图还是黑白图都会走样，所以有黑白图的书最好用胶版纸印，全彩的书就用铜版纸印，照片保真效果好，比用轻型纸贵不了多少。
现代人买书不仅为了读，而且为了藏，不少人主要是为了藏或赶时髦、随大溜，导致注重形式甚于注重内容，甚至本末倒置，如不读《论语》而读什么《××〈论语〉心得》，这不是买椟还珠吗？
好书主要靠内容吸引读者，如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黑色封面庄严、大气（黑色成了百花文艺出版社建筑类图书的标志），先是出国际３２开本，发行了几万册；后来做成小１６开本，又发行了２万多册。有了好内容再有好形式当然更好，没有好形式光有好内容问题也不大，毕竟多数读者（专业人员除外）是读书而不是读封面、读版式、读开本。形式可能影响到购买，不太可能影响到阅读。
书?友
上海有《文汇读书周报》、《文学报》、《书城》、《上海书讯报》等有关读书和出版的多种报纸、刊物。同为直辖市的天津，仅仅有一份四开四版的《天津书讯》（周报），后来还因故停办了。《天津日报》一度存在过“书林”专刊，也被经济洪流冲没了。虽然天津没有专门的读书、出版的报纸、刊物，但读书人却很多。作为图书编辑，我接触过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下面几位。
二十一年前，我在天津轻工业学院（现在的科技大学）工作，刘运峰在天津财经学院任教。晚饭后我们都愿意去逛小海地旧书摊，就在那里认识了。刘运峰什么书都买，我们互通有无，他曾送我《四库简明目录》、《狄德罗哲学选集》、《物理学》（亚里士多德）……
刘运峰是著名书法家孙伯翔的得意弟子，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就是学生书法协会会长。曹禺先生来南大访问，刘运峰代表学生会写了一幅字——“剑胆琴心”送给曹老。他本科念的是政治学，但却是位十分称职的财税工作者，多年来担任《天津财税》编辑部主任，可见他知识面之宽。
刘运峰对鲁迅、孙犁的著作下的功夫尤深，写了长长的校勘记投给出版社并在报刊上陆续发表，受到了有关人士的认可。近几年他出版了《鲁海夜航》、《书林独语》两部读书随笔。他搜集、编辑的《鲁迅佚文全集》，共50多万字，因故没能留在本市，2001年由群言出版社出版，印了8000套（上下册），很受“鲁迷”们的欢迎。他自己又特意装订了十部精装本馈赠亲朋好友。此书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鲁迅全集》很有参考价值。2004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编辑的《鲁迅序跋集》（上下卷）。编书、写书，都是他的业余活动。2003年底，刘运峰被评为天津市德艺双馨工作者，这是对他几十年读书、实践生活的充分肯定。
刘运峰的硕士、博士学位，都是在职读的，可见来之不易，也可以看出他的毅力。2006年调入南开大学，任文学院传播系主任。他可以同时开几门毫无关系的课：政治学、传播学、书法史、财经史……南大调入此人真正是一举多得。几年来他先后出版了《中国书法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卷摩崖?石刻》（上下）《鲁迅书衣百影》《鲁迅著作考辨》《鲁迅全集补遗》《读书与做人——近代名人大学演讲录》《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等著作。2008年即晋升为教授，可谓实至名归。
1998年，我因为编辑《说文谈史丛书》而认识了南开大学的来新夏教授。来先生曾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来先生德高望重，著作等身，是陈垣先生、启功先生的高足。他的《林则徐年谱新编》及其他好几部著作，都是由启功先生题写的书名。
对我这样的史学门外汉，来先生没有不耐烦的表示。每有新著问世，就打电话召我去聊天，顺便将新书签名送给我，使我很受感动。来先生的《邃谷谈往》随笔集由我编辑在百花文艺社出版，在送给我的样书上，来先生写道：“高为先生 雅藏 感谢您对本书所付出的辛劳”。
几年来，来先生送给我的书有《林则徐年谱新编》、《冷眼热心》、《路与书》、《依然集》、《枫林唱晚》、《一苇争流》、《北洋军阀简史》及台湾版的《来新夏书话》等多种。
2002年，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授予来先生“杰出贡献奖”。同年6月8日，“来新夏教授八十寿辰暨来新夏教授学术研讨会”在美都大酒店举行。来先生的同事、弟子、再传弟子及各种媒体共一二百人到场。天津市邮政局当天特为此会发行了首日封。我也躬逢其盛，收到了来先生的《出枥集》及启功先生题签的厚厚两册共170万字的《邃谷文录——来新夏自选文集》。
来先生是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家、地方志专家、文献学专家，以前是南开大学为数不多能够讲通史的教授，其学术研究成果，在下不敢赞一词。前辈学人的知识水平很难达到，但老一代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处事态度，是我们后来者应该努力学到的。
去年春节，我给来新夏先生电话拜年，提到本市某出版社老总有一部本行业改革的小说问世，87岁的来先生马上表示很有兴趣一读。如此好读不倦的老人毕竟不多了，就我所知。我从网上购来两本《惑》，自留其一，另一本送给来先生，又获得来先生的《邃谷师友》作为回赠。
来先生已届米寿，思维清晰，精神矍铄。愿来先生健康长寿，读书著述不辍。
电视连续剧《潜伏》红遍大江南北，甚至在台湾也受到了关注，有人在为它设想续集。它是根据天津作家龙一（李鹏）的短篇小说改编的，原著的点击率超过1600万次，龙一也为广大读者所熟知了。
不是2001年就是2002年，天津作协组织天津市第一批签约作家去汉沽采风，我也随队前往，在那里认识了作家李鹏。我记得他那时好像还不是签约作家。李鹏脾气很好，总是笑眯眯的，打扮、做派都像个古代文人。头一次见面我就同他开玩笑：你是有鸟的鹏还是无鸟的朋？他连忙说：有鸟，有鸟！
李鹏在南开大学念的是中文系，对历史兴趣颇浓，曾出版过历史小说集《我只是一个马球手》。他的中篇小说《没有英雄的日子》在《中国作家》发表后，本市老作家王昌定兴奋地向作协负责人推荐：龙一的这篇小说非常值得看，但不知作者是谁。那位负责人乐了：那就是咱们的李鹏啊！2003年“《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共评选出3部长篇、2部中篇，包括大红大紫的《水乳大地》（范稳），但李鹏的《没有英雄的日子》是唯一全票（18票）通过的获奖作品。
也是在2003年，李鹏的长篇小说《另类英雄》由我责编出版了，《没有英雄的日子》只是其中的一章。作品写天津一位阔少革命家的传奇经历，在波谲云诡的局势中屡建奇功的故事，浓浓的书卷气使人不忍释手。如果拍成电影、电视剧肯定也非常好看。
还是在2003年，我奉命寻找《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作者商衍鎏，清朝最后一届科举考试的一甲第三名，光绪皇帝钦点的探花。此书南大图书馆没有，市图书馆也没有。一次聊天谈起我要编辑重新出版此书却找不到原书，李鹏应声说道：我那就有。我大喜过望，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李鹏借给我的是三联书店1983年的第二次印刷本（初版是1958年），大大地方便了我的工作。
2009年是龙一人气飙升的年份。随着电视连续剧《潜伏》的播出，同名的中短篇小说集出版了。六年前《另类英雄》出版后反响不大，现在更名为《暗火》就真火了，成了“明火”了。今年刚过去五个月，他已经出版了五部书：《潜伏》《暗火》《暗探》《刺客》《代号》。每月一书啊！真是火得不能再火了！
古人说：人无癖则不可交。龙一喜欢美食，也擅长烹饪。我与他有一个共同点：酒量不大，但碰到知己一定要喝个尽兴。龙一好客，记忆中到他家喝过两次酒，同伴中有著名编剧、一级作家。有个哥们很搞笑，中午招待外地作家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到了龙一家还没吃饭就喊：我要睡觉！我们喝到一半了他醒了，头一句就是：我要喝酒！好在龙一每次请客都提前把妻女送到岳父家，我们愿意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第二天早上作鸟兽散各奔东西，龙一要先睡一觉，然后再起来收拾。俗话说：要想一周没好日子过，那就请客。虽然很麻烦，但下次龙一还是照请不误！
喝酒前参观了他的书房，那些漂亮的书柜和上万册藏书连我这样的专业编书人都艳羡不已。我明明知道爱书人怕别人借书，还是忍不住找龙一借了欧文?斯通的《希腊宝藏》。那是欧文?斯通诸多传记之一，描写的是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传奇的一生，是他发现发掘了特洛伊古城，使荷马史诗的传说变成了现实，震惊了世界。
龙一修养很高，彬彬有礼而不咄咄逼人，对人对事有主见而不当面辩驳让人难堪。跟他交往我获益匪浅。前几天我给他打电话，他问：藏策编的《法国大学128丛书》我都买了，后来又出了几种？他的话让我想起了身边的书友。
藏策是青年人中不多见的学者型编辑。《法国大学128丛书》是一套面向法国大学生的学术前沿普及性丛书，每本书都是128页，内容涉及西方人文科学各个领域，至今已出版了上百种。藏策从中精选了7种，作为第一辑推出，受到国内学者们的欢迎，现在成了出版社的品牌丛书。他还策划了《法兰西语境丛书》，也是一套学术译著，已经出版了《女人需要什么》《多元文化素养》。2003年在三联书店韬奋中心举行了研讨会，乐黛云、李洪岩、张颐武等专家到会并赞扬了这套丛书。
2001年，藏策在《中国摄影报》连续发表了7篇论文，用西方现当代文论思想阐释摄影艺术并分析中国摄影界的若干现象，提出了摄影是一门“提喻”艺术的观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和《中国摄影报》联合主办了西方文论与摄影艺术专题研讨会。中国前驻法国大使馆商务处一等秘书、符号学专家张智庭教授在研讨会上说，藏策的“提喻”理论完善之后，我愿意把这种理论翻译成法文介绍到法国去，因为法国是符号学的大本营。史忠义研究员和刘俐俐博导都对提喻的说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2004年1月，《淮南师范学院》以头题的显著位置全文发表了藏策近三万字的论文《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用西方现代文论重新阐释了20世纪“左翼文学”的性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特辟专栏全文转载，这在那家国家级核心刊物是前所未有之事，可见此文的重量。藏策策划组稿的《徐志摩全集》（八卷本）已经出版。
藏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作协签约作家，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著有《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等著述，从事文学与摄影两个领域的“元理论”研究，创立“超隐喻理论”。2009年获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理论批评奖）。
版本闲话
喜欢聚书，也爱读。一卷在手，出于职业习惯，总是先找到版权页，看看印数。当然，也就是看看而已。按祖国大陆的规定，正式出版的书是要打上印数的。但现在搞活了，许多出版社更多遵循的是国际惯例，不打印数，认为那是商业机密，畅销书除外，就像国外的畅销书，尤其是袖珍本，封面会打上几百万册已上市的字样以广招徕，如《教父》。可即使有印数又能如何呢？您会相信吗？中央统计的GDP与地方汇总的竟然有几万亿的差距！数字是靠不住的。
无论如何，有数就比没数强。以我的经验，印数在3000册以上的，可能是本版书，低于此数的多半就是自费书。正如上面所说，不能相信数字。有些人为了面子好看，明明只印了300册，版权页标示的却是3000册。数字只是数字，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读书先看印数只是习惯使然，也许就是此习惯反倒使人上大当。
看版权页也是为了看版本。如译著，就是看译者是根据哪个版本或哪种语言翻译的，是根据原文，还是根据其他语言而转译的。有时候直接根据原文翻译和根据其他语言转译会有很大差别。没标明来源的译本，总让人觉得可疑。
记得刚上班拿了工资，就兴冲冲地去书店买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1956年第一版，1965年10月北京第三次印刷。版权页上没有印数，定价2元。马、恩照片后、目录前有一页说明，其中有这样的文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在中文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这段说明当时没上心，现在一注意好像就有了问题。
马、恩的著作为什么不根据德文原著翻译，而要通过俄文转译，这不是舍近求远吗？“在中文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这有点像主客颠倒，“恶仆”篡权，“主人”给仆人打工，“小姐”伺候“丫鬟”。参考：“利用有关材料帮助了解情况：仅供参考。”（《现代汉语词典》）我们考大学时有所谓“参考分”，如考外语专业，数学是参考分；考中文专业，外语是参考分。我数学考了35分，上学后问问同学，有的根本就没参加数学考试。可见，“参考分”也就是说说而已，基本不起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
根据俄文转译，如果马、恩著作不符合“苏联国情”，有违“苏联特色”而做了删改，中文版是照猫画虎还是参考原文予以纠正呢？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因为俄文“第二版说明”承认：俄文第一版“译文有许多歪曲原意和不确切的地方”。谁能保证第二版就没有这些情况呢？任何事情（人物）只要有了垄断没了监督，那就可以为所欲为。只要能根据原文直接翻译，就绝不用转译版本。中文1995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其《编者的话》有这样的文字:“编入选集的全部文献都根据原文重新校订。”这就比原先只“参考”原著好多了。
由此，我想到了风靡一时的《基督山恩仇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结束了长期的闭关锁国，外国文学经典开禁。同学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名著，包括经济学教授蒋学模从英文转译成中文的《基督山恩仇记》。四卷一套，四个同学同时看，哪怕从第四卷开始也毫不在意，读得如醉如痴。现在想想，文学作品，最好能读直接从原文翻译的译本，原汁原味保留得或许多一些。如果是转译，尤其是经过“创造性”的转译，可能剩下的只有故事了，细微之处往往译不出来。如法文的“喜剧”一词，还有“戏剧”的释义，英文的这个词则无此意思。
我稍微留意了一下，可以举出许多影响很大的转译著作。如楚图南从英文转译的斯威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原文是德文，下同）、从英文转译的涅克拉索夫《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俄文）；周扬从英文转译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俄文）；朱光潜从英文转译的维柯《新科学》（意大利文）、从英法文转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希腊文）；王造时从英文转译的黑格尔《历史哲学》（德文）；谢德风从英文转译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希腊文）；高觉敷从英文转译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德文）；贺麟从英文转译的斯宾诺莎《伦理学》（拉丁文）……囿于各种条件，不能直接从原文翻译，毕竟是种遗憾。
2010年3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超级畅销书《玫瑰的名字》，这是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翁贝托?埃科的第一部小说，也是第一次直接从意大利原文翻译过来的。此前的三个译本：1987年重庆出版社版，1988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版，2001年作家出版社版都是从英文转译的，里面有不少“译错的专有名词、大段删而未译的拉丁文引文。（张大春）”
说到译错的专有名词，这大概是转译本容易出现的错误。如萧天佑先生所译卡尔维诺《美国讲稿》，在注释中提到方平、王科一两位从英文转译了薄伽丘《十日谈》，“我曾对照过意文原版，应该说意思基本无误，但译名失误太多。如这里的纪度实为圭多。（《卡尔维诺文集?美国讲稿》326页）”但“为人剃头者，人亦剃其头”，二十多页以后，萧先生自己也出了错误，大概也是转译的问题。
同书363页：“我（卡尔维诺）还没有选到比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都?蒙特罗索写的这篇小说更短的小说：‘当我感到绝望时，那条恐龙依然待在那里。’”
秘鲁-西班牙大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在《中国套盒——致一位青年小说家》中，两次引用这篇小说，并像做语法练习一样，五次改变了时态和人称（54-56页，65页）。这篇著名的一句话小说根据西班牙原文应译成：“当他醒来时，恐龙仍然在那里。”“他醒来”怎么变成了“我绝望”呢？可能同转译有关。
虽然我不懂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但“绝望”放在此处绝对说不通。一个悲观主义者可能一天绝望一百次，可这并不妨碍他睁着眼睛看世界。而“长眠不醒”“昏睡百年”“睡美人”“黄粱梦”等传统说法中蕴含的世事虚幻、沧海桑田之变，不是“绝望”所能包容的。华盛顿?欧文的名篇《瑞普…凡?温克尔》，主人公一睡几十年，醒来时已经改朝换代，林纾当初就译成了《李迫大梦》。我曾特意请教了西班牙文专家：“醒来”一词有无“绝望”的意思？专家说肯定没有，但词头与绝望相似。也可能萧先生看走眼了，把“醒来”看成了“绝望”。
萧先生翻译的同一部《卡尔维诺文集》第402页，提到了意大利小说家加达的《梅鲁拉纳街上一场可怕的混乱》。在根据英文翻译的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合译）一书中，加达的这部作品被译成了《梅鲁拉纳大街上的惨案》（229、233页）。我当然更相信萧先生的译法，因为萧先生是根据意大利原文翻译的，更接近作者本意。
《为什么读经典》第4页：“我们总要一再推荐读第一手文本，而尽量避免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根据原文翻译的译本是否比转译的译本更接近第一手文本？“精确或准确，除了指对事物的描写（这在译文中还是能领会到的），主要还指词语在其语言传统的脉络里的精妙。因此，译文所见的精确，可能只是原文的太阳的余晖，甚至连余晖也够不上。（254页，译注）”说得太到位了！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老子》）”“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郑板桥题竹诗）”“ 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 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山海关孟姜女庙对联，可以有十几种句读和读法）。”“人过大佛寺 寺佛大过人”、“烟沿艳檐烟燕眼”、“近世进士尽是近视”。“王干干王蒙 王蒙蒙王干”等等妙语，是无法翻译的，即使勉强翻译了，原文韵味也会消失殆尽。换句话说，能翻译的是表达的内容，不能翻译的是表达的形式。
“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钱钟书《管锥编》1-2页）”相信每一种语言里都有只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表述形式，类似汉语的谐音词、句、回环诗、对偶句、一词多义、一语双关等等无法翻译的东西。因此，能读原文当然是最理想的，退而求其次读根据原文翻译的译本，转译本应当是最后的选择。
当然，还有等而下之的所谓“百衲本”，就是从已有的同一种原著的几种译本中东抄一句西掠一句，然后拼凑在一起的译本。这种情况只发生在重译本中。也有几个译本同时出现的情况。如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1900-1938）的名著《天使，望故乡》，2009年一下子就出版了四个译本，因为70年的版权期刚过，不用支付版权费了。我手里的是范东生、许俊东译本，江西教育出版社版，朋友魏力赠送的，煌煌47万言。
林纾（林琴南）同助手共翻译了一百八十余种外国文学名著，而且多数都另拟了书名，如柯南?道尔《歇洛克奇案开场》（现译《血字的研究》，下同）；狄更斯《孝女耐儿传》（《老古玩店》）；斯托夫人《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兰姆姐弟《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斯威夫特《海外轩渠录》（《格列佛游记》）；华盛顿?欧文《拊掌录》（《见闻札记》）；孟德斯鸠《鱼雁抉微》（《波斯人信札》）；雨果《双雄义死录》（《九三年》）；托尔斯泰《现身说法》（《童年 少年 青年》）；塞万提斯《魔侠传》（《堂吉诃德》）……林译小说“漏译误译随处都是。”如果根据林译小说转译（除了英美文学，其他语种的小说，如法、俄、德、西班牙文，林译本身就是转译），那就离原著愈来愈远了。这就像《吕氏春秋?察传》所说：“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转译也是如此，数转而面目全非矣。
钱钟书先生的重要论文《林纾的翻译》，全面精到地评价了林译的是非功过。钱先生承认林译“漏译误译随处都是。”，但林纾一方面删节原著，另一方面增补原著，“他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恰恰是对原著的删节或增补，使林译的可读性超过了后出的更忠实的译本，甚至超过了原著。“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钱先生还举了其他例子：波德莱尔之于爱伦?坡；弗莱理格拉德之于惠特曼；伊巴拉之于博尔赫斯。
从文学的角度说，译文可能优于原文。高手可能提升或美化了原著，而拙匠可能降低或丑化了原著。从翻译的角度说，过度翻译（增补、阐释）和不足翻译（删节）都是不可取的，都是对原著的不忠实。过度翻译者或不足翻译者都是在以原作者的老师自居，对原著删删补补，以显示自己比原作者高明，挖出了原著的深层叙述结构。所谓“创造性”翻译，往往是在深层叙述结构上各显其能，见仁见智，言人人殊。因为表层叙述结构在那明摆着，没什么折腾发挥的余地。丑化固然使原作者不满，但美化也未必能使原作者领情——孩子是自己的好嘛。你想借原著之“尸”还魂，赋予原著新精神，原作者还未必甘心献出“臭皮囊”呢！没准还会告你曲解作者歪曲原著呢。
对已故领导人的著作，还是保留原样为好，不能“与时俱进”地不断做“技术性”处理，以显示他们的“高瞻远瞩”“富有预见”。那样就使历史文献变成了当代文件，这与修改日记以紧跟形势一样，都属于造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