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章惇回到苏府，苏轼见章惇皱着眉头不说话，便遣退仆人问道，“子厚临时变卦，某非此时又后悔了？”
“子瞻取笑了。”章惇自失一笑解释道，“吾观沈括亦有王者之气，但其命格中却并无独特之处，章某在回想望气之术是否有失。”
此时徐子平的四柱法推算命理已颇为盛行，邵雍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通过生辰八字进行命理推算百发百中，从无缺漏，故又称神仙术。章惇年轻时游访于西京洛阳，拜师于邵雍，深得其四柱命理真传，己亥科省试之前，章惇曾测算过沈括的四柱命理，得出的结论是虽有封侯拜相之命，但当科并不能中，沈括只当是玩笑，并未当真。待省试过后，心灰意懒之下，沈括只顾听欧阳修训话，哪里还记得章惇为他算的命理。
“那子厚是真要去耽罗了？”
“当然，北辽必会讨伐耽罗。”
“前几日，君实先生也这么说，你和君实先生都猜测到北辽的举动，难道沈存中猜测不到吗？”
章惇想了想，笑了起来，“子瞻，整个朝廷都被沈存中骗了。沈存中此次出使耽罗，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招降匪教，而是战胜北辽，夺取耽罗。”
“果真如此？！我大周刚与大辽议和，如此作为，却是为大辽兴兵找下借口。”苏轼不愿相信沈括有此想法。
“若是北辽主动进攻我大周使臣呢？如果北辽进攻耽罗，沈存中自然有办法将毁约的责任推到北辽一边。”
“何必如此？何需如此！”对于可能到来的战争，苏轼并不乐见其成。
“这也是章某前往耽罗的原因，熙河开边，我大周国运已变，封侯拜相，只向兵戈铁马中取，子纯（注：王韶，字子纯）一战封侯，仅费百日之工。西夏、北辽、高丽、日本，任一藩国何止百州之地。”
“今日方知子厚与存中、子纯为同道中人也。”苏轼怅然若失道。
“非也，非也！子瞻与吾等亦同道之人，所求之道同，所行之路异也。”章惇认真言道。
苏轼听了也不答话，他自然也有封侯拜相的追求，但一直以来，他能想到的就是精诚王事，做一地方主官，使一方百姓安居乐业。战争，意味着全天下都被绑上一辆通往深渊的战车，每个人都必须做不愿做的事情，到最后还是同归于尽。如果能够保持和平，缴纳一些岁贡如何，让出一些偏远荒芜的土地又如何？但与沈括、章惇等人的接触让他又多了另一种思考，如果进攻他国能换来本国的长治久安，是否要违背初心，“侵略”他国呢？情感上，他拒绝这种不义的行为，这种行为会陷万民于水火，会使亿万生灵涂炭。但理智上，他又不得不承认，此时的大周正是历史上华夏最兴盛之时，如果从官员到百姓只是贪图安逸享受，只怕来自草原和荒漠的蛮夷迟早会将华夏国土撕个粉碎，解决这种危机最好的方法，就是占领与征服。
一直以来，苏轼都以士大夫尊崇为荣，他的诗词传诵于庙堂殿陛、瓦栏勾舍；他的文章闻名于九州四海、异域八荒。但这些虚名真的是他的追求？他与弟弟子由自幼习文，所为就是卖于帝王家，成千秋功业。第一步目标已经实现，但成千秋功业，靠写诗文却并无可能。有时真羡慕沈括、王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拜相封侯，现在就连心高气傲，淡泊功名的章惇都情愿附骥于沈括之下，而自己与诸辅政大臣均有不错的交情，何必为一时清名虚渡时日？
苏轼竟患得患失起来，第一次对自己的坚守产生了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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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吉十八年九月十五日，皇帝柴勐下达了以沈括为正使，章惇为副使出使耽罗、招降张天端的诏令，早已准备齐备的沈括持兵部下发的虎符点起一千禁军，带着二百多使臣、杂役出新曹门，于开封城东二十里安营扎寨。大军出行，不住驿馆，但沿途驿站自然少不了奉承巴结，城东驿的驿丞早就准备了一桌酒菜，殷勤伺奉。
待酒足饭饱，沈括、章惇两人在沈括的行军大账中秉烛夜谈。两人师出同门，对于章惇的才干，沈括早已领教，两人便省了相互的恭维试探，直接评点起西夏和北辽的局势来。沈括是经济、工艺方面的专家，在大周朝廷无人出其右，但在整军治军方面，却是生手，看过无数兵书，熟知各兵圣军神典故，如无杀伐果断之决心，也无法带领一支精兵。章惇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但外放州县时便带领所部厢兵剿灭山贼，颇是见过些尸山血海，杀起山贼来也从不手软，哪里还有仁者风范，他的举止作派惹怒了上司，一封言官关于其行为乖戾，性喜滥杀的弹劾，将其罢了官职，回京城担任著作郎的闲散差使。
沈括大致知道章惇的经历，这次交谈让他对章惇刮目相看，原本以为王韶乃大周文武全才第一人，没想到章惇之才华犹胜于王韶，特别是对山川地理，天文星相的掌握更让沈括叹为观止。
沈括听说章惇依据星相的精确定位绘制了大周疆域地图后，更加感兴趣，因为他本人就是制图的高手，连忙请章惇回营帐取来一观。
章惇取来地图在沈括帐中的几案上展开，这是一张四尺见方的地图，里面标明了大州二百六十七个州的位置，还有主要的山峰、河流，关隘，沈括仔细查看，发现与自己所绘之图各有所长，有些地方却也并不完整，他便随口指了出来。
章惇微笑道，“此图乃章某早年四处游历所得，实际去过的州县有上百个，位置均取自于星相，相对准确，其它州县便以相对位置描绘，仅做参考。倒是关于临近西夏和北辽的边地，各州县章某均仔细测量过，应准确无误。”
沈括又仔细看了一下，果然如此，幽蓟路、新云路、京兆府路、延庆路、秦凤路的描绘更为精细，州县之间的驿站及里程清晰可见。
“此图真乃无价之宝，子厚深藏至今，实为暴殄天物，若使边关诸将得之，则大周江山稳矣。”沈括叹息道。
“沈计相言重了，各边地诸将均有地图沙盘，但未参考星相，稍有误差。章某之图好在囊括大周所有州县，于边将使用略有不足，但如宰辅得之则事半功倍。”
沈括点点头，又埋下头看此行的目的地耽罗，耽罗在地图标在密州东南方向，图中标明约五日航程。他们这支招抚队伍需要去京东东路路治青州与光明圣教在密州的负责人潘平会面，然后前往密州胶西县，转乘海船驶往耽罗国都星城。
此地离青州尚有一千二百里，禁军差役皆步行，日行八十里，尚需十五日才能到达青州。青州至胶西县约四百里，需五日，胶西乘船同样需要至少五日，这来回至少需要两个月，若运气“不好”，正好遇到北辽进攻，这个年就需要在耽罗过了。
胜吉十八年十月初二，沈括一行终于抵达了青州。青州这几年由于施行新法，变化颇大，大街上商旅众多，车水马龙。沈括便向京东东路安抚使韩琦施礼道，“这青州百姓如此富庶，实乃韩相之功。”
韩琦，字稚圭，早在二十年前便任参知政事之职，与范仲淹同掌朝政，人称“韩范”，柴勐登基后，将与之交恶的仁德旧臣逐一外放，转而重用文彦博、富弼、欧阳修、司马光等人。自此，韩琦便为大周镇守边关，使西夏不得东犯。四州之乱后，朝廷为遏止密州军的势头，不顾韩琦年事已高，令其转任京东东路安抚使。如今，韩琦年已六十一高龄，虽然精神尚好，但也呈现疲态。
韩琦面对这位有权有钱又有势的当朝计相也不敢倚老卖老，回了一礼道，“这都是陛下洪福齐天，诸位相公辅佐之功，青州岁入较十六年翻了一番，密州则增加了两倍有余。”
沈括听了很是惊讶，变法以来，他便离开中枢，实不知这两年竟有如此大的变化，“韩相，其它路州也有这么大的改善？”
“据吾所知，北方比南方好，匪乱四路比其它路好，四州又强于其它州县。”
沈括大致知道原因，但还是问道，“韩相可知其中缘故？”
“四州之乱早已将乡绅恶霸扫荡一空，搜捡出来大量的隐户与侵占的田地，以密州为例，农户增加了六成，缴纳赋税的田地增加了三倍，若非新法降低了百姓的税赋，只怕密州岁入还会增加。再加上，密州有光明教所派遣官员担任州判，新法施行起来也比其它地方彻底。”
沈括想起两年前与潘平的交谈，果然如潘平所料，四州之地反而是变法最成功的地方。沈括想了想说道，“韩相，新法如此有效，就京东东路而言可谓功成名就。”
韩琦摇了摇头道，“此正是吾欲向沈计相商量之事，待进了抚司再做详谈。”
片刻之后，韩琦将沈括、章惇引入正堂，下人侍奉了茶点退了下去，韩琦身后却站着两名青年才俊。沈括问过方知，其中之一为韩琦长孙韩睿，另一个则是齐州人士李格非，字文叔。
对于自己的长孙，韩琦随意介绍了几句，反倒是这个李格非，大加推崇，并取出十余本书册供沈括、章惇观看。
“文叔乃是我一入室弟子之子，其父早亡，文叔家境贫寒却勤于经学，这《礼记说》十二卷便是文叔所作。吾年事已高，无力教导，还忘存中、子厚相教。”
沈括与章惇翻看一下李格非的著作，暗中点点头，互视了一眼，沈括笑道，“韩相正值春秋鼎盛，老马伏骥，志在千里，何需自谦。文叔之才干，沈某亦深赏之，然沈某才力不逮，恐误人子弟，不如沈某将文叔荐于苏子瞻门下，如何？”
“如此甚好！”韩琦喜道。韩琦虽然也曾贵为宰相，但苏轼等人高中进士之时，他早已外外，与苏轼等人并无交情。李格非也异常惊喜，持弟子礼向沈、章两人参拜，两人谦让了一下，也就坦然接受了。
“此次出使耽罗，还望沈计相将我这两个孙辈带上，让他们开开眼界，见下世面。”
沈括和章惇一路上早就互通了消息，都知道是奔着与北辽打仗去的，带了这两个年轻人，万一有了闪失便不好交待。两人正犹豫间，韩琦笑道，“沈计相可是担心北辽军的动向？”
“正是，耽罗已是险地，若去耽罗，韩公子与文叔会有危险。”
“有一事，吾尚未告知沈计相，密州军已于前月调至耽罗，耽罗易守难攻，吾韩家三代为大周镇守边关，正想打探北辽与密州军虚实，此正是良机，若非职守所限，老夫都想去耽罗一观。”
“密州军已出动了？难道北辽有什么动静？”
“密州那边传来消息，耽罗已擒获了高丽的细作船只，其中还抓住几个辽国的斥候，此行沈计相身犯险地，还望能保存实力，勿牵涉太深。”
韩琦哪里知道，沈括章惇二人就是奔着打仗去的。沈括尴尬地笑了笑，“那两位公子便做好准备，明日就动身。适才韩相就新法之事似有隐情，可否相告。”
韩琦了了一桩心事，轻松了一分，关于新法，他有一肚子话要说。
“沈计相，新法可出自朝中诸相公之手？”
“正是！”
“此法破坏伦理纲常，坏我大周根基，实非善法。”韩琦一句话便将新法置于乱命位置，对于这样的言论，沈括听得多了，也见多不怪，继续听韩琦解释。
“适才，沈计相询问新法得失，从岁入上看，确有增加。但计相可知，这些增加的部分原本都是属于士大夫的私产，此法损害士绅利益，而使国库殷实，已动摇了我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根基。自春秋起，天子便与士大夫共有天下，天下之大，天子如何能管得过来，分封制乃是保障礼法的根基，自汉时起，虽然渐渐取消了诸侯的封地，但自有士绅帮朝廷管理乡间田陌。圣人立儒教，便是为了维护家国纲常，如今，密州一地士绅被屠了干净，其它州县士绅人人自威，敢怒而不敢言，试问二公，家之不在，国之安存？”
“其二，岁入增加，看似极多，但后继乏力，如今人口田地已至极限，土地肥力有限，加上每年旱涝蝗灾，一旦有灾，原本还有士绅开义仓救济，现在仅凭百姓自济，吾恐京东京路百姓将流离失所，饿殍满地。”
“朝廷有水利、常平、均输的法度。”沈括并不同意韩琦的夸大之词。
“这就是吾要讲的第三点，若有乡绅作为根基，水利、常平等法自有乡绅来牵头支应，但新法之后，百姓势壮，根本不服管束，州县衙役岂能逐户催办，我大周也养不起更多的衙役。百姓瓜分完乡绅的田产后，因其性惫懒，不知进取，每年岁入，反而比十六年以前乡绅与朝廷岁入之和少了两成。”
沈括想了想，便明白其中关窍，新法之前，乡绅雇用佃户耕种，为了有更多的收入，自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新法之后，百姓有了土地，但所受教育有限，所见世面也有限，加上部分百姓生性懒惰，每亩产量反倒不如从前多，这些弊端被人口、赋税土地的增加所掩盖，并不显著。一旦有了灾难，将不可收拾。所以变法根本不是头疼医疼，脚疼医脚能解决的事。如果想彻底的将新法执行成功，还得兴办教育，提升百姓的能力；兴办交通水利，提高防灾应变能力；兴建各类工坊，将岁入来源分散，同时节省大量土地。这些事情都是早就思量好的，但却不可能下一条政令便一蹴而就。如今之计，只能边走边看，见招拆招了。而且，就算不变法，遇到灾年就能过得好吗？苦的永远只会是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