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Y（经济）。我对此一无所知。按照常识，一个人应该耕种自己的土地，蓄养自己的牲口，以此获得自己所需的食物。但是对于某个特定国家的人们来说，生活并不仅限于此，他们还得相互买卖——这已经够可以了，但还有一整套有关供求规律的知识。有人献身于这门“科学”（？），还能拿到诺贝尔奖。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同事德布罗和哈撒尼（一位法国人，一位匈牙利人）就得到过这个奖项。
可我至少应该了解一点点经济，因为在维尔诺时我还通过了有关这一学科的考试。教这门课的是扎瓦兹基（Zawadzki）教授。与其说他是一位理论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实践者。不管怎样，他曾一度担任财政部长。他习惯于从兜里掏出个小镜子，看看自己的舌头是否由于夜间的豪饮而发白。他块头挺大，黑眼睛黑头发，就像维尔诺那位姓扎瓦兹基的书商（他出版过密茨凯维支最早几卷书）的所有后代一样。人们说他们是犹太人。我的同学尤雷克·扎瓦兹基（Jurek Zawadzki）与教授有相似的体貌特征，也是黑头发黑眼睛，且有超重的趋势。连他漂亮的姐妹们也像他。我想他们的父亲是一位银行行长。不管他是干什么的，他们家很阔绰，地上铺着抛光的拼花木地板。我穿着家里做的衣服去他们家觉得很别扭。扎瓦兹基一家住在城里，但他们在乡下也有地产。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是当地最上层知识圈的人们长期以来家庭生活的模式，你可以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读到——比如密茨凯维支的《城市之冬》。
毕业以后，尤雷克上了华沙理工学院。1939年苏联军队开进波兰之后，他便丢了性命。
我夸大了我对经济的无知，因为我早年便完全从非理论的角度对它有所了解，那时对我来说，经济就是缺钱。二十岁时我便发现了它的恶兆之力。它一如命运，铁定了人们的归宿，不管他们愿望如何、欲望如何。1929年美国大萧条，把波兰移民劳工从法国的矿井和工厂驱赶到大街上，我第一次到巴黎，便汇入了那移动的人群。在德国，经济危机剥夺了千百万人的工作，让他们准备投票给希特勒。我在美国发现，社会肌体何其脆弱，其运作是多么容易被打乱。自从1929年市场突然崩溃，人们就像经历了大地震的加利福尼亚人那样行事：地震随时会发生。我们不能确定针对来年制定的计划和打算会否突然受阻。无怪乎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预测灾难的经济科学（或艺术？）会被高度重视，并且有人会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EDIFYING READINGS（益智阅读）。在选择益智读物方面，我真是我外祖母库纳特（Kunat）的孙子。她的智识范围窄一点，而我的宽一点，但这无关紧要。在此我必须做出一个区分：我为千百种不同的理由读书，但我对我称之为“益智”的读物却抱有明确的目的——强化我自己。与我同时代的大多数文学作品并不能强化而是弱化读者，因此不适用于我的目的。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对小说没有特别的喜好。一般被归为美文学（belles lettres）的东西也不能怎么使我受益。
一切放大了人类的书籍，一切描摹出人的多维存在的书籍，都使我们壮大，使我们得到强化。人不仅仅是一具肉体，他还是超越尘世的另一个世界的居民，通过他的祈祷频繁造访——要理解这一点有些困难。因此我选择各种不同宗教的虔诚读物，基督教与非基督教的——既有圣奥古斯丁和伊曼纽尔·斯威登堡的著作，也有《佐哈尔》[1]和其他卡巴拉[2]选本，还有圣徒的传记。此外还有哲学，如果它足够虔诚。在这一点上，我对法语的掌握帮了我的忙。战前我钟爱宗教哲学家路易·拉韦尔[3]，战后又读上了加斯东·费萨尔（Gaston Fessard）这样的神学家的著作。英语方面，战争刚一打完，我便在美国发现了一本14世纪的冥想手册《未知之云》（The Cloud of Unknowing）。
身在异国，我阅读克拉科夫出版的天主教期刊《标志》（Znak），在其中发现了大量材料供我深入思考。我向该杂志的编辑致以敬意，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影响所及竟如此之远。
从我提到的这一切，人们可以探知一种对真理的实用主义态度，因为这些多样的、互不相容的文字滋补了我的想象力。对此我没有异议。我在维尔诺上预科学校时读过威廉·詹姆斯的《宗教体验的多样性》，这对我影响巨大，詹姆斯本人就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但我必须紧接着补充一点：对实用主义者来说自然而然的宽容，并不非得指向“新世纪运动”所谓的各种信仰与信念的混一。看来我有能力使自己免于此道。
在开启我心智的阅读中，我还应举出几位不那么严峻却又能使人精神振奋的哲学家：叔本华，尼采（某些作品），舍斯托夫。
ENGLISH（英语）。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法兰西文化在欧洲的影响力。在此之前，说法语意味着你属于上流社会。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语还是存活了下来，只是到那二十年快结束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学习英语。我尝试过各种自学教材，尤其看重那些情节简单的双语小册子的价值——比如吉卜林的书。不过我真正开始学英语是在战争期间的华沙。我和扬卡跟着她在斯达特电影工作室的同事图什·托普利茨（Tus Toeplitz）学习。托普利茨后来成了沃兹电影学校的校长。他当时在华沙四处游荡，授课，好像世道如常。他避免去想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正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他这种态度在我们身上奏了效，我们也不去想他身处的危险。仅仅是以防万一，他揣着意大利的身份证。我们的另一位老师是玛丽·斯克利沙林（Mary Skry?alin），一个英国女人，贵格会教徒。她一战后随一个贵格会慈善组织来到波兰，嫁给了一位俄国侨民。她育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儿子认为自己是俄国人，女儿认为自己是英国人。玛丽的戏剧性事件始于德苏战争爆发。她儿子参加了某个由俄罗斯人组成的打击布尔什维克的部队，隶属于德国军队；她后来再未得到儿子的音信。玛丽·斯克利沙林是一位善良和蔼的人，她大概死于华沙起义。
英语方面的长进给了我勇气，我从埃德蒙·维尔钦斯基（Edmund Wierciński）那里接受了一项委托任务，为地下戏剧理事会翻译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实话说，当时已有的法语和波兰语译文给了我帮助。我翻译得最成功的是剧中那些歌词。歌曲唱出来，我们也高兴，我们的朋友也高兴。T．S．艾略特的《荒原》我是在1944年上半年翻译的。
居住在美国，我迎面碰上了翻译问题。很明显，任何国家的文学和语词，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翻译成本国语言的作品的影响。拉丁文和法文在波兰即是如此。我们同技术文明与其英文术语的不可避免的接触，迫使我们思考什么东西应当维持原样，什么东西应当归化波兰语；比如说，“大众传媒”（mass media）是否应当按其字面意思翻译成“大众传播手段”（means of mass communication）？我翻译了巴黎《文化》杂志“大众文化专号”里的文章，恐怕就是在那次翻译中，我第一个采用了波兰化的译文形式。
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过一个诗歌翻译的研究班，用上了我在维尔诺预科学校的拉丁文老师阿道夫·劳热克（Adolf Ro?ek）班上学到的东西。那是一种集体翻译的民主方法。我带着学生们翻译，结果编成了一本波兰战后诗选。我喜欢翻译其他诗人的作品，翻译我自己的作品要难一些。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某些圈子里，我以《被禁锢的头脑》的作者而知名，而在另一些圈子里，我是诗歌翻译者，尤其是兹比格涅夫·赫伯特的翻译者。只是到70年代后期，人们才知道我是一个诗人。
注释
[1] 《佐哈尔》（Zohar），意为“光辉之书”，卡巴拉经典，犹太神秘主义对摩西五经的注疏，成书于13世纪晚期。在犹太神秘主义者中，该书的地位可与《圣经》和《塔木德经》相提并论。
[2] 卡巴拉（Kabbalah），希伯来神秘主义宗教和哲学思想，公元前在诺斯替教派的影响下产生，并在塔木德时代成形，中世纪时又受到伊斯兰苏菲派的重大影响。否定理性，倡导“灵魂移植论”，即灵魂能摆脱肉身而移植他物，最终通过神秘途径摆脱物质世界，与神合为一体。
[3] 路易·拉韦尔（Louis Lavelle, 1883—1951），法国哲学家，代表作为《永恒存在的辩证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