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是他的小名儿,他的大名儿叫蔡祖忠,我从来不叫他大名儿,小的时候小名儿叫惯了,以后总也改不了口。
他的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嘱咐他长大了要热爱和平,不要热爱斗争。然而他还没有长大,他刚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咕咚一声,就掉在了阶级斗争的旋涡里。那个年代,光你爱好和平是不起作用的,人家都要搞阶级斗争。和平的父亲会做一点生意,就成了资产阶级投机倒把分子,又叫资本主义的尾巴,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两人都下决心要把这根尾巴割掉。听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一到没饭吃的时候,有人就把他一绳子捆起来,脑壳上扣一顶纸糊的高帽子,押到台上进行批斗。不过批了斗了,贫下中农还是没有饭吃,灵个狗屁。
因为是资本主义尾巴的儿子,和平初中读完以后,就不能再读高中了。再读高中必须要大队党支部推荐,大队党支部怎么会推荐一条资本主义的小尾巴呢?别做梦了,挖地去吧。问题是和平太小了,不懂事,他还想读高中,还想读大学呢。
和平小时候长得好,大眼睛,浓眉毛,虎头虎脑。心眼又机灵,手脚也麻利,乒乓球打得很凶,呼哧一拍子杀过去,想落在哪里就落在哪里,老师都接不住。但他越是这样越是上不了学,资产阶级那边的人,让他学得又能文又能武的,一颗手榴弹扔到无产阶级这边来了怎么办?
他在家里闹着要上高中,闹得鸡犬不宁,他的姐姐怀着一线希望,跑到学校来找我,问我能不能帮忙想个办法。那时候我在东方红学校带初中,本人也是初中毕业,我说连我都没有上过高中,这个办法怎么想呢?
她说你是老师,你能想的。
和平的姐姐叫陕湖,因为母亲是陕西人,父亲是湖北入。她也是读完初中,在父籍湖北读不了高中,后来高中是在母籍陕西读的。这件事有点怪,只隔着一道残缺不全的楚长城,秦国那边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比楚国这边要友好得多,还允许人家的后代多学点文化。,不过陕湖还是希望和平的高中能在这边读,这边的高中有两张乒乓球台子,水泥做的,这是和平闹着要上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受人之托,我就开始给和平想办法了。我先向大队会计打听,大队:觉支部的公章是谁管着的,大队会计说当然是大队书记,除非县里开三级干部会,才临时交给副书记管。我又问大队会计,有事要盖公章,是不是要到大队部去盖呀?大队会计说,狗鸡巴,他成天把公章别在裤腰上,出门就别出门,回家就别回家,他就是党支部,党支部就是他!
太队会计说得气忿忿的,原来他也是党支部的一个成员,他认为大队书记一手遮天,独占公章,违备了党的原则,当然也让他没有空子可钻,心里意见很大。大队书记姓李,叫李兴仁,小名水牛,是个秃子,人们当面喊他李书记,背后却厍水牛和秃子代替他的尊称。掌握这个情况以后,我让和平去高中要了一张推荐表,趁着水牛秃子李书记那晚不在家,我带着另一个年轻老师,晚上跑到他家对他老婆说,蒋堰高中有一张学生调查表,调查这个大队的学生署假期间表现怎样,我们只管选好的填了,说都是李书记教育得好,现在要盖一个章子,今晚就得送上去。
书记娘子一听脸上笑开了花,转身就去举了一个公章出来,说她没有文化,不晓得盖在哪里,麻烦我们帮着盖一下。我也不再说要醮印泥的话了,接过章子在嘴里呵一口气,稳稳当当地按在了表上。书记娘子那晚的表现特别好,还给我们一人泡了一杯糖水,直催着我们喝:喝喂,喝喂,放的有糖!
和平上了高中不久,李书记就发觉情况不对头,那个投机倒把分子的儿子怎么能上高中?谁个叫他上的高中?上高中不是还要大队党支部的推荐吗?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后来就怀疑问题出在那天夜里,出在他老婆给我盖的那个公章上。
但是生米做成了熟饭,和平在高中已经打起乒乓球了,还当选为跟兄弟学校打比赛的种子选手。高中归公社管,又不归大队管,再说他这个书记也只能是怀疑,最高指示毛主席教导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到哪里去调查呢?他只有隐在心里恨我,直想寻个理由把我赶出学校。
这个书记到处造谣,说我跟和平的姐姐陕湖谈恋爱,把大队党支部的公章骗走给她弟弟盖了,让一个资产阶级的子女跟无产阶级的子女一道去读高中。其实当时我只有二十岁,陕湖只有十七岁,我们根本没有往那上面想,我一心想的是早些离开这里,远走高飞,半夜做梦都梦见自己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帮助和平上学,是因为他的姐姐找到了我,而我又答应了她,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人活在世上是要讲信用的。同时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少年不读书怎么行呢,有人要野蛮地剥夺他读书的权利,太不公平了,我们硬的斗不过人家,还不许我们用一点儿阴谋诡计吗?
和平高中还没毕业,我就离开了东方红学校,离开了水牛秃子李书记,到一个茶场知青点去集中了。
很多年后,我带着北京的妻子和儿子回老家探亲,过去的朋友们听说我回来了,都到我父母家来看我。一天晚上,家里来了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进门客气地告诉我说,他们蔡局长刚才从陕西打来一个电话,说他明天就赶回来,请我到他家里坐坐。我问他们蔡局长是谁,年轻人说叫蔡祖忠,我又问蔡祖忠是谁,年轻人说是水电局的副局长啊,我还要往下问,年轻人就笑了说,看来您是把他忘了,他说当年他上学还是你帮的忙!
原来是和平呀!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了,我说明天我一定去!一定去!
年轻人是和平派来的司机,第二天他开了车来接我,连同我的父亲、母亲、妻子和儿子,全家人一车子开到和平的家里。
和平的姐姐陕湖也在,样子变了,主要是胖。和平的妻子却显得娇小玲珑,儿子长得基本上像他那个时候,大眼睛,浓眉毛,虎头虎脑,有点儿不同的是那一双大眼睛的眼尾往上挑着,像京剧里的英雄人物,生活中很难看到这样的眼尾。年龄大小跟他当年差不多,一问果不其然,也是初中三年级,马上要上高中了。我摸着和平儿子的脑壳,对和平说,好,他们这~辈人运气好,不用大队党支部盖公章了!
全家人听了都笑。那天在和平家里玩到很晚,过了几天,我就带着妻儿回了北京。
我在北京听说他的父亲死了,死得很突然。原因是过去又累,又饿,又挨斗争,里里外外,积压下了一身的伤病。平反昭雪以后,又急于要干出一番大事,日夜奔走在两省之间,这样他就突然死了。
接着又听说他的姐姐陕湖也死了,死得也很突然。这是一位懂事太早的姐姐,他的早逝与她的早熟有关。太年轻了。
我很难过,他们都远远没有活到应活的年龄。
大概是分别后的第三年,天气最热的时候,和平忽然夜里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声音相当沉重。他说老哥子呀,当年我上学你操心了,如今我儿子上学你还得操心!
我掐指一算,他儿子高中该毕业了,不由得吃一惊说,是不是没考上大学啊?
和平说,杂种的,还差八分工!
他的记忆停留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从事劳动要记工分,农民劳动完了一年,年底按照工分计算和分配粮食。和平把他读书的儿子比或种地的农民,考试的成绩比成工分了。我说,他差八分我怎么操得上心啊?
和平说,老哥子你听我说,我儿子报的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华清学院,听说这个学院的录取分数线还要下降,要是能下降八分工,我儿子不就能录取了吗?这个学院的名誉院长是你的好朋友,我一说名你就晓得了!
我问,谁?
和平说,贾平凹呀!
他说他专门上了一个网,在网上查清楚了,华清学院的名誉院长就是贾平凹,那个写《废都》的著名作家,要我千万千万给贾平凹打个电话,等着工分下降以后,把他的儿子录取进去。
当晚我给贾平凹打了电话,说和平是我的表弟,他的儿子是我的表侄,这孩子非常优秀,未来必定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学家,像贝律铭,梁思成。只是因为临场紧张少考了八分,你能不能破格把他录了?
贾平凹说,巧得很,饿(我)妹妹的孩子也考的这个大学,她只差四分都录不了!
我说,学校分数要是降了,你能不能把他录了?
贾平凹说,只要真的降了,饿(我)就去给学校说说话!
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和平,我要他打听一下,如果分数真的降了,我就把贾平凹的电话和地址给他,他带儿子去见一个面,也别买烟买酒,有好看的石头给他拿一个。如果分数没有降,就不要去惊动他了。和平一听高了兴,亲自坐车去到西安,托他一个亲戚打听这个学校的分数降没有降。
几天以后,他从西安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老哥子呀,一分工都没有降哇!看来还是要靠自己努力,老爷爷在地下看着孙娃子的,实在不行再复读一年,明年一定要多挣几分工呀!
我心想是,父亲和姐姐在九泉之下看着他们,和平和他的儿子会是有志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