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波哥是我保姆的儿子，正好姓彭，我叫他哥。不过他就是不姓彭，我也会照样叫他润波哥。
这是他的大名，他的小名叫丑娃子。其实他长得并不怎么丑，取这样下贱而难听的名字，目的是有利于儿子的茁壮成长，他家三代单传，这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必须引起高度注意了。有的父母没有这种高级的智慧，女儿越丑越叫美丽，儿子越丑越叫英俊，且不说在前进的道路上磕磕绊绊，就是儿女成活以后，他们自己也会感到不好意思。
保姆把他生下地来，请算命瞎子给他算了一个命，瞎子说他五行缺水，于是他的正式名字就带着两个水旁。他的父亲以后我叫少安伯父，是个国民党的军医，博古道今，会作诗词，取这样一个水汪汪的名字不：在话下。
少安伯父刚刚为儿子取完这个名字，国民党就被共产党打败了，他没有跟着溃军去往台湾，这使他在今后漫长的日子里别妻离子，远赴沙洋农场劳动改造，直到晚年才落叶归根。但那时候多病的妻子已经死了，临死前叫着他的名字，叫了三天三夜才咽气。
润波哥跟我的感情超过一般的亲兄弟，我在县一中读书的时候，就住在他们家里。保姆家自己没有房子，租的胜利街东门洞子内第一号院的两间破木板房，房东姓李，靠卖黄酒和猪脑壳肉以及出租房子为生。，那一年有人做媒给润波哥找了一个媳妇儿，是离县城三十里路的水坪乡下姑娘，姓余，叫余一凤，长得白白的，胖胖的。余姑娘看中了润波哥的两点，第一他是独子，将来没人跟他争夺遗产，第二他家是城市户口，吃商品粮，不做农活，也不喂猪。
余姑娘第一次到润波哥家来过门，正好我也在家。吃饭时她听我把润波哥叫哥哥，把他母亲叫嬷嬷，感到有些意外，在我们脸上一人看了一眼，接着就勾下脑壳吃饭，筷子扒拉得很缓慢，也不肯夹菜，一顿饭吃完都没说一句话，然后放下碗又坐了一会儿，就起身走了。保姆和润波哥留不住她，送出门时问她下次什么时间来玩儿，她回答说，再看吧。
说是再看，却再也没有来看。倒是过了一个多月，他们的媒人来了，对保姆和润波哥说，余姑娘怪你们娘儿两个哄骗了她，明明还有个兄弟，为什么说是个独子呢？
保姆晓得她误会了，还想力挽狂澜，解释我跟她家是什么关系，润波哥果断地一挥手说，这个女人暴露得好，我要我的兄弟，我不要她！
这是头一年冬天的事，第二年的春天保姆就死了，我不知道她的死跟余姑娘的背叛有没有关系。
少安伯父回家以后，润波哥才娶现在的这个嫂子。这个嫂子姓陈，叫陈圣燕，城关镇小十字的人，没有余姑娘白，但有她胖。他们刚一结婚，上面运动就来了，城市居民要下放到边远的农村去，当然不是全都下放，也不是抓阉决定，而是专门下放政治身份不好的人。
在胜利街下放户的花名册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国民党军医。这条街原名东门街，“文化大革命”中改名叫胜利街，街政府的牌子上也改成了革命委员会，这下好了，它们胜利地下放了润波哥父子夫妻及其他们的同类，剩下的全都是革命人民了。
润波哥家下放的是汇湾公社一个名叫法峪河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以长瘿包坨闻名全县，据说原因在那条河里的水。有一首顺口溜说：进了法峪河，净是瘿包坨，看着不打紧，一个都奈不何。意思是那些颈脖子上长着瘿包坨的山里农民，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每一个都厉害得很。
我在心里为润波哥捏了一把汗，害怕人家欺负他。
居然没有，那些长瘿包坨的山里人，比那些不长瘿包坨的城里人要善良得多。他们才不管什么政治出身，少安伯父会给人看病，他们就让他做了合作医疗的医生，润波哥有文化，他们就请他做了民办小学的老师。润波哥一家在法峪河的生活比在胜利街好多了，有一年我专程去看望过他们一次，吃的都是他们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还吃了一只他们自己喂的公鸡头子，跟板栗炖的，味道好极了。
胖胖的陈嫂子一鼓作气，给他生了三个孩子，头两个是女儿，大女儿正月生的，叫正娃，二女儿清明生的，叫明娃。牢记着保姆生前警告过的三代单传，传到第三代时可不能断了线，他们就下定决心，又生了第三个，果不其然是个儿子，取名就叫来娃儿。这个娃儿一来，他家一脉烟火就可以传到第四代了。法峪河的计生干部带人上门罚款，润波哥兴高采烈地给他们装烟倒茶，引他们到屋后的猪圈里，主动让他们把一条大肥猪牵走了。一路上大肥猪嗷嗷地叫，像是控诉说它为一个超生儿童付出了牺牲。
我专程去看望他们的时候，顺便也看望了三个儿女的颈脖子，同样是喝法峪河的水，这三根颈脖子上都没长瘿包坨。我松了一口气，在他们家住了两天，然后放心地离开了。
落实居民回城政策的那一年，我劝润波哥赶快回城，说我有一个朋友在县政府当办公室主任，管的就是这个事。想不到他还不愿意，我很生气，不理他了。又过了几年，少安伯父死了，死在法峪河，到死也不能跟进埋在城关五峰山下的亡妻合葬。润波哥终于认识到了回城的重要性，这时我却到了北京，帮不上忙了。他自己费了很大力气才回到城里，至此他在法峪河扎根将近二十年。
今年的阴历五月，我赶在端午节的那一天回到老家，吃我母亲给我亲手剥的粽子。第二天我父亲打电话告诉润波哥，说我回来了，想见见他。
中午饭时，门铃响了，润波哥呼哧直喘地赶了来，身后还跟着一个陈嫂子。两口子在沙发上坐下，陈嫂子对我问这问那，润波哥却闭着媾，一句话都不说，给他沏茶他也不喝，捧在手里又放在茶几上。这迹象引起了我的巨大怀疑，我就问他，哥哥，我回来了你不高兴？
他一听才急了说，听说你回来了我饭都没吃，跟头掀天就往下跑，还要咋的高兴？
他这一开口，把我吓了一跳，嘴里一个大洞，上面一排当门牙没有了。说话也不关风，咝咝地响。
我凑到近处察看他的嘴说，你牙齿呢？
他不回答，把嘴又闭上了，不让我参观，甚至还后悔刚才不该开口，露了破绽。
陈嫂子替他说，出去给人打工，一根树筒子倒下来，正好打在脸上，把一排当门牙打个对断！
我又生了气说，你都这大一把年纪了，两个女婿一个儿子都能挣钱，你自己还出去打个什么工呢？
他闭着嘴不回答，陈嫂子又替他说，还不是想给来娃儿说个媳妇儿！
我想起奥运会上一站传一站的圣火，又想起足球场上一脚传一脚的足球，心想不管传多少代，最终不都要传丢的吗？就算是射进去了，将来谁又能记住这是谁做的球呢？嘴上我却笑了说，那你还不把牙齿镶起来，不然媳妇儿看着不雅观，到家不又走了？
他伸出一只手，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用大手指和食指互相搓了两下，又缩回去了。我记得这是老家人比画钱的动作，就站起身说，走，你带我去找个牙科医院，把你的牙齿镶起来！
他跟陈嫂子一道，把我带到一个专门镶牙的店子，我对那个穿白大褂的牙医说，这是我的哥哥，请您给他看看要镶多少颗牙？
牙医掰着他的嘴点了点数说，四颗门牙，要镶，十一颗槽牙，也要补。
润波哥的嘴被牙医掰着，却努力挣扎着问，那总共得要多少钱？
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牙医觉得我不会讨价还价，高兴得望着他的嘴直笑。润波哥听我说话财大气粗，就也笑了，突然又说，那就把你嫂子的也镶起来吧。
原来陈嫂子的牙也掉了，她掉的是板牙，从外面看不出来。牙医立刻又给她点好了数，也是四颗。牙医说，先交钱，今天给他们做好模子，过十天来镶就是了。
我按牙医要求去交钱的时候，润波哥的眼睛很紧张地把我盯着，这次牙医没有掰他的嘴，他的嘴却自己张开了。
回来的路上我嘱咐他，十天以后我可能走了，给你镶牙那人要是问起你的兄弟，你说我在门外跟一个朋友说事儿，他要是找理由再收你钱，你就给我打个电话！
润波哥说，好！
我又嘱咐他，这下你可是武装到牙齿了，往后要好好地吃东西，好好地活啊！
润波哥说，好！
